几十年前，在大学课堂上听老师讲屈原、讲楚辞、讲《离骚》，屈原的伟大人格，楚辞、《离骚》的绚丽文采，老师有声有色的精彩讲解，给我留下了深刻鲜明的印象。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郦道元《水经注》引袁崧《宜都山川纪》云：“秭归盖楚子熊绎始国，而屈原乡里也，原田宅于今俱存。”^[1]湖南汨罗是屈原投江的地方。屈原主张建立正确的法度，联齐抗秦，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可贵精神，受到我国人民的十分敬仰。但由于当时政治黑暗，报国无望，富国强兵，统一国家的理想不能实现，屈原于公元前283年夏历五月五日怀石投汨罗江而死。群众听说，纷纷前来打捞他的尸体。此后，我国人民每年夏历五月五日，都要包粽子，在江边划龙舟纪念他。这已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习俗。

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论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王怒而疏屈平。”^[2]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屈原推崇备至。并为《离骚》释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3]

《离骚》是楚辞中最长的一篇，也是楚辞的代表作品。楚辞是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之间，由楚国屈原等人在民间歌谣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歌谣形式。其作品都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4]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离骚》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调，宜于反映更为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楚辞中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九章》等，对我国诗歌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楚辞创作的“骚体”这一形式，奠定了我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屈原的作品，两千多年来，一直为我国人民吟唱不绝。

然而，清末民初，廖季平在其《楚辞集解》一书中说：“屈平并没有这个人”，并认为“《离骚》等诗篇不是屈原所作。”胡适在《读楚辞》一文中说：“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解放初，何天行在他的《楚辞新考》中说：“《离骚》为刘安所作。”日本学者稻烟耕一郎说：“在‘否定论’的诸论中，最严密、最系统的算何天行的《楚辞新考》。”而真正有影响的楚辞作于汉代的说法，事实上是朱东润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离骚底作者考》（1951年3月15日）但当时郭沫若等人只是简单地否定了这个观点，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论据。(www.daowen.com)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冈村繁、白川静等人，仍然坚持“历史上没有屈原这个人的”的观点，而且说：“《离骚》、《九歌》、《九章》、《哀郢》等诗也不是屈原的作品。”由铃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主持，约请日本20所高等院校参加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导论”中说：“且无须说《九歌》、《九章》不能看作屈原个人所作，就连与屈原关系最为密切的《离骚》是否像传说的那样，是屈原个人的创作，也还是有问题的……”这部书被称为“代表了日本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学的最新成果”，连续再版十多次，影响很大。

赵逵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研究屈原的生平，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北师范大学师从郭晋稀教授作研究生的时候，在1982年5月，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屈原生平考辨》。

在这篇长达4万余言的论文里，赵逵夫通过对当时政治形势、历史事件、历史地理、文化心理以及屈原研究本身诸方面的考察论证，查阅了大量学者们不太注意的文献资料，包括散佚古书的辑本和考古发现的最新资料，透彻地分析了日本某些学者之所以怀疑中国历史上实有屈原其人的症结。尤其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中，破天荒地解开了“伯庸”、“楚三王”、“三后”、“三户”、“三闾”、“甲氏”之谜，证明了《离骚》中的“伯庸”就是《史记·楚世家》中的“句亶王熊伯庸”，即西周末年楚君所封的楚三王之一，为屈氏始封君；同时落实了屈氏始封地，从而使中外“屈原否定论”者散布的疑团烟消云散，并为“屈原是《离骚》的作者”找到了铁证。^[5]

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四川师范大学的汤炳正教授认为，赵逵夫的论文“发前人所未发，确为精辟之论。这个新的突破工作，为屈赋研究工作立了一功”。日本老一辈著名汉学家、楚辞学家竹治贞夫撰文称：“赵先生考证极精细翔实，推论十分合理，真是发微阐幽，开显千古之谜，令人佩服！”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导师康达给赵逵夫来信说：“您的关于屈原早期不为人知的作品的发现，太令人激动了！我完全赞同您关于某些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根本不可信的观点。他们是老调重弹（一直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现在没有重提的必要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