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育伦　张小琴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厦门华夏学院副教授）

端午节的文化内涵既丰富且厚重。在这一天，人们少不了参与吃粽子、划龙舟、插艾草等活动。端午节的这些活动，凝聚着驱邪除恶、文体娱乐、美食卫生、纪念历史名人等深远的文化内涵。本文认为，在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中，只有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名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如古代的屈原、伍子胥、曹娥、介子推等或由于怀才不遇，或由于理想无法实现，或由于尽忠尽孝等缘故，均于五月五日出现殉身的壮举。因此，民间流传着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插艾草的活动是为了纪念这些历史人物的传说，其中盛行最广的即是纪念屈原说。而据史料记载，端午节的诸多活动并非起源于纪念历史人物。如《穆天子传》卷五记载：“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风土记》记载：“仲夏端午。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以栗枣灰汁煮，令熟，节日啖。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秋蓼，名曰俎龟黏米，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未分之象也。龟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也。”《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形，悬于门户上，以禳毒气”。《全唐诗》卷二七五记载张建封的《竞渡歌》：“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其和声。……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波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標，后船失事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明心似烧。只将输赢分赏罚，两岸十舟五来往。”

以上资料说明，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插艾草的活动，寄寓着驱邪除恶，蠲除毒气，文体娱乐，美食卫生等文化内涵。而关于端午节活动为了纪念历史名人的说法则尚未提及。端午节纪念历史人物这一文化内涵，是由于这些历史人物恰恰于五月五日殉身，当地的人们便以端午节的诸多活动纪念他们。人们世代相传，传到后世，自然将吃粽子、划龙舟等活动与这些名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巧合。而在这些历史名人中，人们最终选择了屈原作为与端午节文化联系最紧密的历史名人，甚至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文化内涵的核心。这既是一种巧合，其实也是一种必然。

首先，从以上诸位历史人物于五月五日殉身的原因上分析可知，只有屈原是在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中为实现其理想而献出可贵生命的著名历史人物，屈原爱国爱民的精神最显著。东汉蔡邕《琴操·龙蛇歌》卷四记载：“晋文公重耳，与子绥俱亡，子绥割其腕股，以救重耳。重耳复国，舅犯、赵衰俱蒙厚赏，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文公惊悟，即遣求，得于绵山之下。使者奉节迎上，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火荧自出。子绥遂抱木而死，文公哀之，流涕归，令名五月五日不得举发火。”这一史料记载说明，介子推（子绥）因未蒙厚赏而离开重耳，并入山而去，后重耳燔山请求介子推出山，介子推不肯出山，抱木而死。从一定意义上说，介子推曾经帮助过晋文公，他为晋国挽救了一位国君，使晋文公复国，这应该说是对晋国做出了贡献。但是他却因为未蒙厚赏而抱木自焚，因个人的恩怨得失而牺牲生命。

关于伍子胥和曹娥的故事则是这样的：伍子胥劝吴王拒绝勾践求和，因谗言而遭吴王拒绝与疏远，后被赐自刎。伍子胥死后，被吴王夫差用皮革包裹投入钱塘江，但皮革所裹之尸体随波逐流而不沉，时人惊骇，奉伍子胥为“涛神”，并于每年五月五日架舟逐潮予以祭祀。因此，《古文苑》卷十九《曹娥碑》记载：“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抚节按歌乐神，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子胥）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

伍子胥与屈原有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因谗言而遭疏，而伍子胥因外部压力而被迫自刎，屈原则因不忍看到楚国沦丧，自身内部矛盾不可调和而自发投江自尽。

曹娥投江的壮举说明她对父亲极其孝敬，她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孝女形象。(www.daowen.com)

屈原则是因目睹楚国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自己的美政理想无法实现，内心矛盾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因此以投江自尽来殉自己的美政理想，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关心之情。因此，在诸位历史人物中，屈原的殉身最能体现出其无私奉献、爱国爱民的精神，也因此，屈原必然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并且永远为人民所怀念。正如爱国主义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指出：“我们也不否认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也许正因如此，才足以证明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惟其端午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惟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端午节与屈原发生关联的伟大历史意义。

其次，屈原能以文学作品作为载体，将其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德治国的思想及重视修身养性、坚贞执着的崇高品质表现出来，对不同时代的人们起到了非同寻常的激励作用。人们在赏读屈原作品的同时，体会到屈原爱国爱民的民本思想和崇高理想，从而对屈原产生了无限的敬仰之情，对屈原去世的原因加以关心，这就使端午文化与屈原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客观必然。

如《离骚》中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这种“有德在位”的思想，是贯穿屈原作品的重要内容。屈原劝诫怀王实行德政，以取得民心。他以德政期待于怀王，同时也表达自己爱国爱民的民本思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哀郢》）。他担忧国家的覆亡写道：“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他指斥君王背离法制，使国家走到覆亡的边缘：“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氾泭以下流兮，无周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惜往日》）。

同时，屈原十分重视修身，特别强调修身的作用，强调砥砺自己的德行，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塑造自己的人格品质，以不屈服于当时的黑暗政治。正如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王国维先生的评价是很恰当的，要有伟大之文学作品，须具备伟大之人格力量。屈原在《离骚》中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这和儒家“修己以安人”的道德观念是一致的。《离骚》中还写道：“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向世人表述，由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被采用，美政理想不能实现，宁愿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这种对自己的理想坚贞、执着和矢志不移的人格精神，激荡着千百年后人们的心弦。也由于人们对屈原的理想、愿望和情感寄予了深刻的体会，人们才更愿意把纪念屈原作为端午节文化内涵的核心。

第三，屈原从为官到见疏，遭遇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从放逐到沉江，流露誓死之志和觅死之法。屈原的身世经历让中国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深深体会，引起了后代无数文人的共鸣和同情，以致后世诸多文人以创作的形式纪念屈原。这就为屈原的世世代代永远传颂奠定了很坚实的文化基础，也使世世代代的民众因此而对屈原的人格品质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如贾谊作《吊屈原赋》，唐代刘禹锡曰：“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宋梅尧臣作《五月五日》：“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未泯生前恨，而追没后功。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宋欧阳修作《端午帖子》曰：“楚国因谗逐屈原，终身无复入君门。愿因角黍询遗俗，可鉴前王惑巧言。”宋文天祥《端午》曰：“人命草头露，荣华风过尔。唯有烈士心，不随水俱逝。至今荆楚人，江上年年祭。不知生者荣，但是死者贵。”宋苏轼《屈原塔》写道：“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从以上诸多诗人对屈原的歌颂可见，屈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和为了祖国的利益而甘愿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已经得到后世文人们的认同和共鸣。而历史上更有如岳飞、文天祥等仁人志士，在屈原精神的感召下，舍身忘我，视死如归，唤醒了全国民众强烈的爱国热情。

屈原的这一爱国主义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因此值得继承与弘扬。而端午节驱邪除恶、文体娱乐、美食卫生等文化内涵，一方面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而逐渐淡化，另一方面，也由于屈原的人格魅力更能吸引人，更符合中国传统的爱国思想意识，屈原的爱国热情与民本思想的价值体系已远远超过了其他文化内涵的价值体系。因此，人们选择了屈原作为端午节文化内涵的核心，并不断将其爱国爱民的热情加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