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龙舟竞渡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一种民间活动，具有浓厚显著的民族性，它是历代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一种表达形式。闽台两岸共聚龙舟竞渡，正是对这共同的信仰、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继承和发扬。龙舟竞渡起源于古代吴越、荆楚地带的龙崇拜和龙祭祀的仪式。在农畜牧业时代，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先民以龙为图腾，为表示自己是龙的子孙在每年的端午举行盛大的图腾祭祀活动以取悦于图腾神，祈求龙神的保护。对龙图腾的祭祀崇拜是龙舟文化的起源。在民间，老百姓把龙看成是一种吉祥的事物，看成是除灾辟邪的护身符，人们舞龙、赛龙舟，制作龙船、龙舟、龙灯等，龙成了不朽的主题，可以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先祖，龙是一种文化，在中华儿女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钱其琛撰写的《深刻开掘和研究龙文化的精神内涵》文章中指出：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说，龙文化首先体现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龙的形象，最初就是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象征；舞龙和赛龙舟都需要运用集体的合力来完成，而非单个人的力量所为之，在这种集体的合作中，如果个人的力量不能融入整个集体的节奏中去，就会失败。

随着历史的发展，对历史英雄人物的纪念，为龙舟竞渡的内涵得到不断的充实，特别是屈原的介入，为龙舟竞渡注入了新的民族精神文化内涵，使其成为爱国主义思想的一种载体。爱国主义文化内涵成为千百年来龙舟竞渡的内在动力和主要象征意义，这恐怕主要是源于屈原的求真向善、爱国忧民的精神了。“求真”、“向善”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天道”，“行仁义”，“知”即“知人”，主要是指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屈原的“求真向善”则是体现他忠君爱国的政治人格中。在先秦时代，忠的对象和含义具有多重性，但其基本意思是指真心诚意地为人为国谋事，所以才有孔子“为人谋而不忠乎？”的说法。

屈原的“忠”具有多重性。一是表现在其忠于君主上。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曾几度被迫离开政治舞台，但都没有像庄子那样做愤世嫉俗的隐士，也没有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而“痛改前非”。他不在其位，却偏要谋其政，朝思暮想，忧心如焚。他不愿为了权力或利益而放弃原则，不愿在权力与原则之间游刃有余，做政治上的侏儒，始终保持其政治思维与政治行为的统一性。屈原的人生理想是作一个忠臣，他羡慕历史上那些相知的明君贤臣，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那样。“汤、禹严而求合兮，絷、咎繇而能调”；“说操筑于傅岩兮，武广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之以该辅。”在《离骚》中，他呼出了自己的心声，忠君思想溢于言表。二是表现在其忠于楚国上。《左传》上说“临患不忘国，忠也”（《昭公六年》），屈原《离骚》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正是“临患不忘国”的表现；东汉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说：“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不能己。”宋代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也说：“虽被谗见疏，引身自退，而惟知爱其邦国，冀君之一悟。……斯以为千古独绝之忠臣。”由此可见，在屈大夫的心中，楚国是高于国君的，在《离骚》中，我们看到屈大夫对楚王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刘知几在《史通·载文》说：“怀、襄不道，其恶存于楚赋”。可见，屈原之所以敢于揭露“怀、襄不道”，其实是吾爱吾君，吾更爱吾的祖国的表现。(www.daowen.com)

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贪官污吏，经济腐败等现象层出不穷，国际国内环境空前的紧张，闽台端午龙舟竞渡的隆重举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两岸人民对爱国贤臣的渴求，对祖国政治清明的渴望，两岸人民龙舟竞渡纪念屈原，追慕先贤，也透露出对海峡两岸未来共同之路的向往和期待。毫无疑问，屈原这一爱国精神文化将在每一次盛大的海峡两岸龙舟竞渡中得到了极大继承和发扬，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作为一种精神源泉也将不断地激励着两岸的中华儿女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