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舟文化寄托爱国情怀，强化闽南人的爱国之情。龙舟文化蕴藏着深厚的爱国情怀，龙舟祭祀之初的本意就是为了纪念屈原的爱国之情，人们化龙舟为祭坛，以水上竞渡为活动，通过竞技场景来表达对屈原的怀念，对屈原爱国主义情怀的再现。龙舟文化所蕴含的浓浓的爱国情怀是一种内在层面的意蕴，它表达了人们同邪恶相斗的向善之心，流露了人们对爱国志士的尊敬与纪念。爱国之情洋溢与龙舟文化的内置，在闽南精神之中，爱国亦是强烈的、自觉的召唤。大批闽南人跋山涉水、远走异国他乡，在他们生存的维度里，祖国成为远方的牵挂，加之，闽南人以商为重，商海无界，“商业上的极端冒险精神，常演化为政治思想的易变、务实与短视”。^[2]最终使得，闽南精神诉求一种文化来强化他们政治上的坚定与对祖国的深情。为此，龙舟文化成为闽南精神所需求的，龙舟文化所蕴含的爱国之情深深地渗透到闽南精神的内核，召唤着闽南人要有强烈的爱国之情。闽南人以龙舟活动为契机表达了深深的爱国之心，以龙舟文化为媒介强化了浓浓的爱国之情。在闽南，端午龙舟竞渡成为强化闽南人爱国之情的利器，通过对龙舟文化的传承，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闽南精神借龙舟文化得以强化，重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使得闽南人无论远洋他乡，还是创业乡里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浓浓的爱国深情。

龙舟文化传承团结精神，塑造闽南人的大团队意识。龙舟文化传承大团结的理念，其所蕴含的“齐心协力的大团结精神”是闽南精神所急于重塑的。龙舟竞渡所需求的是团队的协作，舵手的共同努力。龙舟文化传承的争先精神亦需要大团结理念为根本，离开了团结协作，争先无从谈起，为此，龙舟文化寓意的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是闽南精神所急于寻求的。闽南精神的内核里并不缺乏团结精神及协作理念。世代闽南人以宗亲为纽带，以地缘为依赖，身处海外他们齐心协力，共同经营闽南人的商业圈，创业乡土他们团结协作，共同打造闽南人的经济带。同舟共济是他们的真情流露，以乡里宗亲为根基，打造了一个个小团体，驰骋于商海。但，闽南精神的内核里所有的是“小团结”，它是以宗亲、乡里为平台，不可脱离的也是这个地缘、亲缘的圈，闽南精神气质里真正缺乏的是大团结与大合作的精神内核。闽南人“提不出‘虽千万人吾往之’的有号召力的政治理念，又缺乏为信仰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闽南人虽生性敢于冒险，但多为个人逐利动机所驱使，也就缺少共赴公难的精神与气势。有个人血气之勇和义气当先，少民族大义和大社会整合理念。”^[3]“有小集体凝聚力，可以大姓为王，凭借血缘、地缘形成一定的集团势力，从而互相帮助又互相监督，共谋发展。”^[4]为此，龙舟文化成为重塑闽南大团结意识的利器，龙舟亦是载体如同世代闽南人漂洋过海，同舟共济之舟。龙舟文化所蕴含的团结奋进，齐心协力的精神真正地弥补了闽南精神需求的大团结意识与理念。(www.daowen.com)

龙舟文化广传和谐理念，诉求闽南人“商”、“义”并行。闽南地区自古就有浓厚的重商倾向，宋代惠安县谢履的《泉南歌》曾云：“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船通异域”。^[5]洪迈的《夷坚志》记道：“泉州杨容，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宋史》中也记载，福建建溪毛旭曾数往阇婆贸易。十七世纪上半叶，以郑芝龙为首的郑氏海商集团迅速崛起，闽南地区海商势力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顶峰。改革开放之后，闽南人重商的传统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以厦门特区为中心，结合泉州，漳州的闽南金三角地区不仅成为福建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同时也是全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相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信条，闽南人更重事功实利，具有强烈的务实逐利心态。由于移民传统的影响和生存环境的恶劣，闽南人的价值体系更重物质利益和改善生存条件”。^[6]闽南的重商精神强化了其趋利的心态，“闽南人观点上重商贾轻大义”，^[7]“义”是闽南精神所诉求的。龙舟文化所包含的和谐理念，是基于水与舟、舟与舵手之间的和谐，和谐是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核，龙舟文化所广于传播的和谐理念正是闽南精神“商”“义”均衡之诉求的再现。“商”“义”并行是闽南精神内在和谐的必然，也是闽南精神健康发展的根本，“商”“义”和谐是龙舟文化和谐理念的衍变，龙舟文化所展现的和谐之念，通过龙舟渗透到闽南精神的内质，均衡了闽南人的“商”“义”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