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端午”之所出，现代学者认为至少始于魏晋时期，并多与吴仁杰一样，引用周处《风土记》作为证据，所谓：“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6]而这似乎也是目前学者能够援引说明“端午”一词已在魏晋时代出现的唯一证据。

《风土记》又名《阳羡风土记》，是专记阳羡（今属江苏宜兴市）风土人情的地理书。《隋书》载：“《风土记》三卷，晋平西将军周处撰。”^[7]新旧《唐书》均作十卷。^[8]与其他地理书不同的是，该书对于岁时民俗给予了格外关注，正旦、上巳、五月五、七月七、重阳等重要节日都得到记录。《风土记》对后世影响较大，其记述屡被征引。就目前来看，宗懔《荆楚岁时记》引用最早，其后，多种书籍如《玉烛宝典》、《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缃素杂记》、《事物纪原》等都做了引用。由于《风土记》原书已佚，^[9]现代学者对它的引用只能是转引他书，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风土记》有关五月五日风俗的记述。然而，前代诸书对《风土记》五月五日风俗记述的引用并不一致，除了内容有详有略多寡不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有的作“仲夏端午”，有的作“仲夏端五”。前者如《北堂书钞》、《初学记》、《白孔六帖》、《缃素杂记》，后者如《玉烛宝典》、《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那么《风土记》原书到底是作“端午”还是“端五”呢？

比较而言，笔者更愿意相信后者，理由有三：

其一，根据引用书籍的成书时间和可靠性来判断。

在上述诸种引用《风土记》有关五月五日记述的书籍中，《荆楚岁时记》成书时间最早，但原书已亡，辑佚本中未出现“仲夏端午”或“仲夏端五”字样，这里不做讨论。接下来的便是《玉烛宝典》。该书撰成于北齐（550—577年）时期，作者杜台卿，博陵曲阳（今属河北保定市）人，北齐时曾为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参与过国史的修纂工作。周武帝灭齐后，杜台卿回归乡里。迨隋（589—618年）建立，被征入朝。“台卿尝采《月令》，触类而广之，为书名《玉烛宝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赐绢二百匹。”^[10]《玉烛宝典》以《礼记·月令》冠于篇首，

先引正注，逯及众说，续书月别之下，增广其流。史传百家，时亦兼采。词赋绮靡，动过其意，除非显著，一无所取。载土风者，体民生而积习；论俗误者，冀勉之以知方。……其单名手出，即文不审，即注称“今案”以明之。若事涉疑殆，理容河汉，则别起“正说”以释之。世俗所说节者，虽无故实，伯升之谚，载于经史，亦触类援引，名为“附说”。^[11]

《玉烛宝典》引《风土记》12条，其中便有关五月五日的记述。其文作“仲夏端五”而非“仲夏端五”：

仲夏端五，方伯协极，烹鹜角黍，龟鳞顺德。注云：端，始也，谓五月初五也。四仲为方伯，俗重五月五日与夏至同。春孚雏，到夏至月皆任啖也。先此二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杂以粟，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熟，二节日所尚啖也。又煮肥龟令极熟，擘择去骨，加塩豉若酒苏蓼，名为葅龟，并以薤荠用为朝食，所以应节气。裹黏米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苞裹，未分散之象也。龟骨表肉里外阳内阴之形，鱼又夏出冬蛰，皆所以依像而放将气养和辅赞时节者也。^[12](www.daowen.com)

这里，《玉烛宝典》不仅引用了《风土记》有关五月五日记述的正文，而且引用了大段的注文，如此完整的引用是绝无仅有的。值得一提的是，《玉烛宝典》所引《风土记》12条中，既引正文又引注文的达9条之多，这说明《玉烛宝典》的作者应见过《风土记》原书，他的引用是比较可信的。《玉烛宝典》之后，较多引用《风土记》的著作是成书于武德七年（624年）的《艺文类聚》，只是它的引用采取了节略的方式，明显不同于《玉烛宝典》，就五月五日风俗而言，它引用为：“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这里也作“端五”而非“端午”。

值得一提的是，虞世南（558—638年）的《北堂书钞》也引用了《风土记》关于五月五日的记述，《北堂书钞》成书较《艺文类聚》要早，应见过《风土记》原书，但现存《北堂书钞》均作“端午”而非“端五”。不过，由于《北堂书钞》版本流传，颇为复杂，曾被后人大量删改增补，已经掺入了后人的看法，其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而目前传世的被公认为最好的本子孔广陶校注本，还特意对书中“俗重五日与夏至（《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端，初也，谓五月五日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进行校注：“今案：陈俞本‘重五’作‘重是’。《御览》三十一引《风土记》，‘端午’误‘端五’……”^[13]孔氏认为《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风土记》作“仲夏端五”是错误的，又没有提出证据，就不由人怀疑，孔氏是以当下称谓作为标准去判断古人称谓的对与错。

至于《白孔六帖》、《缃素杂记》等书，成书时间皆在端午作为节名已广被接受之后，很有可能犯孔广陶的错误。

理由之二，唐人李匡义在《资暇集》中专门拿“端午”说事时也引用了《风土记》，也作“仲夏端五”。引用《风土记》是李匡义立论的基础和根据，他一定会格外慎重，至少他所看到的是“端五”无疑。

理由之三，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在盛唐以前，社会上广泛流行的词语是五月五日而非端午，这从一个方面表明《风土记》所记为“端五”而非“端午”。

既如此，除非学者拿出《风土记》以外的证据，否则，端午一词至少始于魏晋时期的说法便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