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杰认为《礼仪志》记“五月五日”是错误的，理由是汉代人郎顗、王充都有在五月丙午日做某事的记载，郎、王二人“皆当时人，其言宜可据”。说郎、王其言宜可据，当然有其道理，但郎顗所说是“遣太尉”、王充所说是“铸阳燧”，并非“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如何就能断言“索印饰门户必仲夏午日也”？这里显有臆测之嫌。又吴仁杰引《百炼镜篇》说铸镜以五日为误，也有不周到处。据王充，汉代铸镜固然是在五月丙午日，但唐距汉已有数百年之久，节俗发生变化是自然的事情，唐人铸镜不以五月丙午日而以五月五日，是节俗发生了变化。这不仅在白居易的《百炼镜篇》中有载，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记录，如《唐国史补》云：“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5]但吴仁杰显然没有注意到节俗在不同时代发生的变化，自然难免失误。

又他引周处（238—297年）《风土记》相关论述后，认为“近世角黍不用午日，而但用五月五日，然犹谓之端午，如魏晋以来祓禊不用巳日而但用三月三日，谓之上巳也，二事正相类”，这种比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所引周处《风土记》的相关内容尚有可讨论处。详见于下。总之，吴仁杰的按疏漏颇多，难以服人。(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