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晓云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

“端午”又名“端阳”，“午”与“阳”均表明“端午”与“阴阳五行”相关。《说文》：“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午，啎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此与矢同意，凡午之属皆从午。”“阴阳在天地间交午”即“阴气午逆阳”，隐言“阴阳”“争气”。《释名·释天》：“午，仵也，阴气从下上，与阳相仵逆也，于《易》为离，离，丽也，物皆附丽阳气以茂也。”“阴气从下上，与阳相仵逆”亦言“阴阳”“争气”。《太平御览》更引《风土记》言“端午”为“端五”，《五杂俎》言“余谓古人午、五二字相通用”。^[1]“午”为“五”，即以“五”言“五行”。

古代关于“端午”的文字表述亦强调“阴阳”、“争气”。

《太平御览》引《风土记》：“仲夏端五，端，初也。俗重此日与夏至同。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以栗枣灰汁煮令熟，节日啖。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名曰菹龟。黏米一名粳，一曰角黍，盖取阴尚阳包裹末之象也。龟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取阴尚阳包裹末之象”、“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皆言“端午”为“时序”，与“阴阳五行”相关。

《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则引《月令》：“仲夏阴阳交，死生分；君子斋戒，正声色，节嗜欲。”“阴阳交，死生分”亦言“阴阳”“争气”。宋代史浩《花心动》词则以“强阳气”隐言“阴阳”“争气”：

槐夏阴浓，笋成竿、红榴正堪攀折。菖歜碎琼，角黍堆金，又赏一年佳节。宝觥交劝殷勤愿，把玉腕、彩丝双结。最好是，龙舟竞夺，锦标方彻。此意凭谁向说。纷两岸，游人强生区别。胜负既分，些个悲欢，过眼尽归休歇。到头都是强阳气，初不悟、本无生灭。见破底，何须更求指诀。

“到头都是强阳气”即“阳盛阴衰”，“阳气”与“槐夏阴浓”之“阴”相呼应，隐言“阴阳”“争气”，由于“到头都是强阳气”，故“胜负既分”。

正是由于“阴阳”“争气”，“端午”与“恶气”、“毒气”才有密切联系，《续汉书·礼仪志》言“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燕京岁时记》言“端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上，以泄毒气。”《夜航船》言“端阳日以石榴、蔡花、菖蒲、艾叶、黄栀花插瓶中，谓之五瑞，辟除不祥。”“蛇、虎、蜈蚣、蝎、蟾蜍，谓之五毒。官家或绘之宫扇，或织之袍缎，午日服用之，以辟瘟气。”《太平御览》多次引用诸书言“五月五日”为“止恶气”、“禳毒气”、“攘毒气”、“蠲除毒气”，如：

《礼仪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也。”

《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荆楚人并蹋百草，将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玉烛宝典》：“五月五日，采艾悬于户上，以攘毒气。”

《夏小正》：“此月畜药，以蠲除毒气也。”

与“端午”相关的“恶气”、“毒气”实皆言“阴阳”“争气”，此“恶气”、“毒气”实即“五毒”。民间传说与湖北大学藏“五毒钱币”显示，“五毒”为蛇、蜈蚣、蝎子、壁虎和蟾蜍，蛇、蜈蚣、蝎子、壁虎和蟾蜍皆为阴虫，“五毒”之为“毒气”，实为“阴气”。而与端午相关的民俗事象如艾叶、菖蒲等“五瑞”，实为“阳气”，“端午”实因“阴气午逆阳”而以“强阳气”“止”“阴气”，使“阴气”“弱”。

段玉裁注《说文》：“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言“古之圣人知有水火木金土五者，而后造此字也”；“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为“水火木金土相克相生”。“水、火、木、金、土”实以“人”为字源学构成之核心，从“人”在水、火、木、金、土的不同位置和写法即可显示出“五行”之义。

《说文》：“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屮，下像其根。”“木”“从屮，下像其根”实将“木”分为“屮”与“人”，“下像其根”乃暗言“人”“像其根”。《说文》：“屮，艹木初生也，像丨出形，有枝茎也，古文或以为艹字，读若彻。”“艹木初生，像丨出形”即以“艹木”、“丨”寓君，“从屮，下像其根”实言王道之始为君行人道。

《说文》：“火，毁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尔雅·释言》：“燬，火也。”郭璞注：“《诗》曰，王室如毁，毁，齐人语。”《释名》：“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毁也，物入中皆毁坏也。”“火”为“消化物”、“毁”，乃言“王室如毁”。“火”之“象形”，乃像“人”上左右两点，《说文》：“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从火在人上”即“人”上左右两点，寓“人道”取代“天道”。

《说文》：“金，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薶不生衣，百炼不轻，从革不违，西方之行，生于土，从土左右注，像金在土中形。”从字源学构成看，“金”字上为“人”，下面“王”字底部左右两点即像“生于土，从土左右注，像金在土中形”，寓君无道则臣反君。“生于土，从土左右注，像金在土中形”不仅释“金”，亦释“土”。《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像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地”为天道，“地之下、地之中”乃承“金在土中”，“地之下”因此乃言“水在土下”，“土”之所以无“人”，乃因“土”即“人”。

《说文》：“水，准也，北方之行，像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水”的整体形态正像左右之反“人”向中间聚拢，《诸经纬遗》言：“水之为言演也，阴化淖濡，流施潜行也，故其立字两人，交一以中，出者为水。一者，数之始，两人譬男女，言阴阳交物，以一起也。”^[2]“水”“立字两人”即左右反“人”，“两人譬男女，言阴阳交物”乃以“男女”寓“阴阳”。“水”中间一竖底部向左勾，亦以“微阳之气”寓“阴中亦有阳”，也就是“天道”之后复为“人道”。

俞樾引《医学三字经》言：“人具阴阳，人字左笔为阳，右笔为阴，阳清而轻，故左丿轻，阴浊而重，故右 重。阳中亦有阴，故左丿先重而后轻；阴中亦有阳，故右 先轻而后重。”^[3]此实言“人”字两笔即“阴气”与“阳气”，“左笔为阳，右笔为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白，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从人合二。”言“出者阳也，入者阴也，故从人。”^[4]亦言“人”字两笔为“阴”与“阳”。清代小说《韩湘子全传》第一回“雉衡山鹤儿毓秀　湘江岸香獐受谴”“入话”言“混沌初分世界，阴阳配合成人”，^[5]亦隐言“人”为“阴阳”。

“木”、“火”、“金”、“水”中的“人”，正是《五行大义》“论五行休王”中的“壬”：“壬得火气，故火胎于水卿，生于木中，盛于其方，衰于金位，至北方而终，以水王也。”“壬”即“休王”，也就是君无道则民反君，故“壬”与“王”同形、与“人”同音。《说文》：“壬，位北方也，阴极阳生，故《易》曰，龙战于野，战者，接也，像人褢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叙也，与巫同意。壬承辛，像人胫，胫，任体也。”“阴极阳生”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言“天道”与“人道”相互交替。

“木”、“火”、“金”、“水”“土”实以“阴阳之气”寓“天人之道”。“五行”实即“阴阳”之“行”，《五行大义》言：“五本并数，并数者，天之与地共，各有一体，体各有一正应敌对。”“天之与地共，各有一体，体各有一正应敌对”即“一阴一阳之谓道”。由此，“阴阳五行”乃“以气寓道”。“阴阳”与“五行”不可分离，言“阴阳”即言“五行”，言“五行”亦言“阴阳”，“阴阳五行”为统一之整体，早已为历代大儒明言：

《春秋繁露》言：“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大义序》言：“夫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禀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本乎阴阳……”《五行大义·论相生》言：“五行皆资阴阳气而生”、“五行同时而起，讬义相生”；^[6]朱熹言：“阴阳是气，五行是质”；“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阴阳气也，而生五行之质……五行阴阳滚合，便是生物的材料。”^[7]戴震言：“举阴阳赅五行，阴阳各具五行也，举五行即赅阴阳，五行各有阴阳也……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

“阴阳五行”为“道”，实即“以气寓道”。古代经典多明言“阴阳五行”“以气寓道”。

《庄子·则阳》言：“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列子·天瑞》言：“天地之道，非阴则阳；圣人之教，非仁则义；万物之宜，非柔则刚：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言：“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由兴作也。”“阴阳”为“神灵”，不仅为“礼乐仁义之祖”，亦为“善否治乱所由兴作”，即隐言其为政治之本。《孔子家语·本命解》言：“一阴一阳，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于此也。”“礼之所以象五行也，其义四时也。”“礼”即“道”、“性命”，为“阴阳五行”。《潜夫论·本训》言：“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气乃生；必有其使，变化乃成。”《潜夫论·本政》言：“凡人君之治，莫大于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

《悟真篇》言：“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常道即斯为日用，真源返此有谁知？报言学道诸君子，不识阴阳莫乱为。”^[8]“道”源于“气”、“气”为“阴阳”，“报言学道诸君子，不识阴阳莫乱为”即言“学道”须“识阴阳”。“欲向人间留秘诀，未逢一个是知音”表明，“阴阳”为“学道”之“秘诀”，然却无人能识。

实际上，“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为古代之公理，从《周易》开始，“阴阳”就直接言“道”；在《尚书》中，“五行”亦直接为“法”。《周易·说卦》言：“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系辞上》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尚书·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武王“访问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范陈之”，“天”即“天道”，“洪范”即“五行”，“五行”为“天道”。《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水、火、金、木、土、谷”实即“洪范”“五行”，由于《大禹谟》被认为是伪书，其文不足为证，“五行”为“善政”、“善政”为“养民”之论因此也被忽视。

《淮南子·本经训》言：“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管子·四时》言：“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择后，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春夏秋冬各将何行。”《史记·太史公序》言：“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天官书》言：“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四时”即“五行”，“阴阳”、“四时”为“法律”、“大理”、“大经”、“教令”、“天道之大经”、“天下纲纪”。

《汉书·魏相丙吉传》言：“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王事之本，群生之命”即帝王之道。《二程遗书》言：“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9]廖平言“推五行者，皆属帝学”，“阴阳五行，古为专家，皇帝之佐，辨方正位之符号耳。自专家不传，流入艺术，瞽说俚言，致累圣籍。今恢复专家，以明帝学，一切俗说，屏而弗讲。”“帝学”、“皇帝之佐”即帝王政治。廖平有艳“明天道，说阴阳，儒家之常寓，特未能推究其旨，犹守井蛙夏虫之见耳。”^[10]“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为“儒家之常寓”。

与以“阴阳”论道言政治相应，“五行”亦多论道言政，《洪范》“五行”之所以为“法”，即因“五行”即“阴阳”之“气”所寓“道”。古文献凡“五行”与“诸五”同时出现时，“五行”皆在前，其后即以“诸五”论道言政，如《史记·历书》：“五行”后为“五官”；《尚书·周书·洪范》：“五行”后有“五事”、“五纪”、“五福”；《鶡冠子·夜行》：“五行”后为“五政”、“五味”、“五音”、“五声”。《淮南子·坠形训》言：“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五行”为“治”、“用”，即隐言其为政治，寓帝王之道。《淮南子·兵略训》言：“明于奇赅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禨祥，此善为天道者也。”“五行”与“刑德”相联，为“天道”。《论衡·物势篇》言：“五常，五行之道也”，明言“五行”为“道”、“常”。《鶡冠子·夜行》言“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日德也，四时检也，度数节也，阴阳气也，五行业也，五政道也，五音调也，五声故也，五味事也，赏罚约也。”“阴阳气”即“五行业”，也就是“政道”、“赏罚”，“刑德”。

不仅“五官”、“五事”、“五政”、“五常”、“五味”等源于“五行”，隐言“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五帝”、“五大州”亦为“阴阳五行”“以气寓道”，廖平言《五帝德》“宰我问：‘黄帝，人耶？非人耶？’明五天帝皆星辰符号”、“五天帝星辰所托”。^[11]“邹衍游齐，而言‘瀛海’、‘五德代谢’，皆五帝要旨。”廖平释“五官”为“五行之官”，言“五帝运本谓五大州，五帝各王其方”。^[12]

“阴阳五行”之所以“以气寓道”，乃因“道”为帝王之道，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道”有真假之别，“道”“难道”，故以“气”言，此即“阴阳之气”寓“天人之道”，“天人之道”隐言“道”有真假之异，真道即有道之治以民为本，假道即帝王行暴政、无道而自称有道。

古代经典多以“阴阳”“争气”言“天人”“争道”。《说文》：“阴阳在天地间交午”、“阴气午逆阳”即言“阴阳”“争气”。《周易·文言》：“阴疑于阳必战”则以“战”言“阴阳”“争气”。《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逸周书·周月解》皆言“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戒”，“阴阳争”、“死生分”即“阴”与“阳”“争气”，“阴”与“阳”“争气”即“天道”与“人道”“争道”，“天”为民、“人”为君，“天人”争“道”即君民争“权”。“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戒”即隐言帝王“争道”将导致自身统治灭亡，故须引以为戒。《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逸周书·周月解》又皆言“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杀气浸盛”与“阳气日衰”相应，实隐言“杀气”为“阴气”。“阴气”为“杀气”，实隐言君无道则民反君，“天道”取代“人道”，此即“阴盛阳衰”。《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言：“二气共萌，存亡异处，彼兴则我辱，我霸则彼亡。”“二气”即“阴”、“阳”，“彼兴则我辱，我霸则彼亡”明显含有权力争夺与政治斗争意味。其后“二国争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数”更直接表明“阴阳”“争气”即“天人”“争道”。

“五行”亦“争气”，“五行”“争气”实亦“阴阳”“争气”。《淮南子·说林训》言：“金胜木者，非以一刃残林也；土胜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金胜木”、“土胜水”即金、木、水、土“争气”。《论衡·物势篇》言：“五行之气相贼害”。《管子·四时》言：“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墨子·经下》言：“五行毋常胜”。《孙子·虚实》言：“五行无常胜”……

弄清楚“阴阳五行”之本原，即可见“端午”民俗物象与事象皆为“阴阳五行”“以气寓道”。

《太平御览》引《风土记》：“黏米一名粳，一曰角黍，盖取阴尚阳包裹末之象也。龟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实以“阴尚阳包裹末之象”、“阳内阴外之形”寓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故为“赞时”。

《初学记》引《月令》：“仲夏阴阳交，死生分；君子斋戒，正声色，节嗜欲。”则以“阴阳交，死生分”寓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君无道则民反君，“天道”将取代“人道”，故帝王须“斋戒，正声色，节嗜欲”以避免“天道”。因此，古代关于端午的表述多与“辟兵”相关，“辟兵”即避免民反君。

然王权压倒民权，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的同时，亦将隐喻抽象政治之“道”的“气”转变为具体的“器”，如将“阴气”所寓“天道”转变为“蛇、虎、蜈蚣、蝎、蟾蜍”之“五毒”，将“阳气”所寓“人道”假“天道”转变为“石榴、蔡花、菖蒲、艾叶、黄栀花”之“五瑞”。“阴气”之所以“毒”，实因“天道”相对于“人道”为“毒”，也就是有害于帝王政治，为使帝王统治长治久安，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并禁真“天道”，从而获得祥瑞。端午节之所以包粽子、煮鸡蛋、吃大蒜、喝雄黄酒、将艾叶和菖蒲用红纸条扎成束悬于门前，实因粽子、鸡蛋、大蒜、雄黄酒、艾叶与菖蒲等皆为“阴阳五行”“以气寓道”，如粽子以“粽”寓“天道”为“道”之“宗”，包粽子、吃粽子乃至投粽子皆寓“人道”取代“天道”，故《醒世恒言》第十五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即以粽子为喻体，以“做一串儿牵出庵门，将门封锁好了”隐言“人道”取代“天道”、假道行而真道隐。^[13]“雄黄酒”则以“雄”为“阳气”所寓“人道”、以“黄”言“皇”，隐言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人道”取代“天道”，因此，一些地方端午民俗不仅要喝雄黄酒以驱邪，还要用雄黄酒在小孩额头上写“王”字，“王”字即隐言“雄黄酒”象征帝王。温州民间流行《重五谣》亦以“雄黄酒”驱逐“毒蛇”隐言“阳气”驱逐“阴气”、“人道”取代“天道”，故其后为“字眼学起快”、“做个生员卵”、“读书做高官”：

吃艾雄黄酒，毒蛇远远游。重五草头汤，疤瘰洗精光。

重五吃麦麦，字眼学起快。吃艾重五卵，做个生员卵。

重五吃大蒜，读书做高官。

话语霸权不仅将隐喻抽象政治之“道”的“气”转变为具体的“器”，亦将象征抽象政治之“道”转化为具体的历史人物，这就是与民间与端午传说相关之屈原、曹娥、伍子胥、黄巢等。屈原、曹娥、伍子胥、黄巢等传说皆与“水”相关，“水”实非自然物理之“水”，而为“五行”之“水”，寓“天道”之民反君，屈原、曹娥、伍子胥等皆投水，实因屈原、曹娥、伍子胥等皆象征“天道”，如“屈原”实隐言“原道”“屈”；“屈原”名“平”，“平”即“水”“准平万物”。“曹娥”则以“女”之“阴气”寓“天道”。“伍子胥”实亦非真实的历史人物，《陶庵梦忆》即言“以‘杜十娘’配‘伍髭须’，千古不能正其非也”。^[14]“伍髭须”表面似言“伍子胥”，实则以“伍髭须”寓“天道”。黄巢即直接为革命与起义者。有意思的是，在传说中，屈原、曹娥、伍子胥为忠臣孝女，而黄巢为残暴之徒，此实为话语权以“双刃剑”教化民众：赋予屈原、曹娥、伍子胥忠君爱国之内涵实教育民众忠君爱国；赋予黄巢残暴之内涵实教育民众不要反抗帝王统治。

实际上，古代文人亦以多种方式揭示出屈原并非实有其人，如唐殷尧潘《端午日》言：(www.daowen.com)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即隐言“屈原”仅仅是“传闻”中的人，真正传达这一传闻的人实为“不能洗得直臣冤”之后隐藏的“奸君”——其言下之意，正是因为“奸君”才导致“直臣”“冤”。“堪笑楚江空渺渺”则揭示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将“屈原”转换成历史人物之可笑。唐文秀《端午》“五日长蛟虚问祭，九关雕虎枉招魂”、明贝琼《巳酉端午》“风雨端阳生晦冥，汨罗无处吊英灵”皆隐言为“屈原”“问祭”“招魂”为“虚”。

相反，为帝王歌功颂德为实。元稹《表夏十首》之十说得再清楚不过：“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为了“话升平”，帝王赋予端午节特别的政治意义，此即杜甫《端午日赐衣》所言“官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以及宋陈义《菩萨蛮》所言“主人恩义重，对景承欢宠”。“恩荣”与“欢宠”，即揭示吊念、祭祀屈原为假象，真相乃“话升平”，故唐褚朝阳诗言“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元稹诗言“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梦粱录·五月（重五附）言“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

然刘克庄《满江红（端午）》却言“共葬鱼娘子斩蛟翁，穷欢赏”；《鹤林玉露》丙篇卷六“光尧福德”更有潘邠老诗：“天下宁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仓忙吾取惜，儿不终孝听五郎。父子几何不豺虎，君臣宁能责胡虏。南内凄凉谁得知，人家称节作端午。”^[15]“南内凄凉”实即“天下宁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也就是前言王朝更替，王朝更替因于君无道则民反君，然帝王为遮蔽“天道”之本义，无道而自称有道，将“天道”取代“人道”、民反君成立新的帝王政治转化为“端午”之节日，并赋予其忠君爱国、歌舞升平之政治内涵以教化民众。

与民间端午传说与屈原、曹娥、伍子胥之死相关相反，官方端午传说与“圣人”以及帝王诞辰相关。《日知录》卷十四“圣节”即引《册府元龟》言帝王如何将“圣诞”转变为“节庆”的。

《册府元龟》载：开元十七年，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闻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后。故少吴著流虹之感，商汤本玄鸟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钅彖。追始乐原，其义一也。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清明总于玉露，爽朗冠于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群臣相贺曰：“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嘉节乎？”比大曲水楔亭，重阳射圃，五日采线，七夕粉筵，岂同年而语也。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令甲，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缓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上明玄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垂裕无穷。异域占风，同见美俗。”帝手诏报曰：“凡是节日，或以天气推移，或因人事表记。八月五日当朕生辰，感先圣之庆灵，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请为令节，上献嘉名。胜地良游，清秋高兴，百谷方熟，万宝以成，自我作古，举无越礼；朝野同欢，是为美事。依卿来请，宣付所司。”^[16]

“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实以“日月”言“阳阴”，以“阴阳”之“气”寓“天人”之“道”，为了将“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之本义以及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将“阴阳”变为“阳阴”、以“人道”取代“天道”之义遮蔽，帝王与知识分子合谋，将“阴阳五行”“以气寓道”转化为节庆，并赋予其教化意义，此即《日知录》卷十六“墓祭”“天宝二年八月，制曰：……且仲夏端午，事无典实，传之浅俗，遂乃移风，况乎以孝道人，因亲设教，感游衣于汉纪，成献报于礼文，宣示庶僚，令知朕意。”“仲夏端午，事无典实，传之浅俗，遂乃移风”实揭示“端午”为帝王政治“移风易俗”之产物。

因此，《容斋随笔·八月端午》即言“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唐类表》有宋璟《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

《五杂俎》承《容斋随笔》，言“五月五日”由“忌日”变成“节日”之真相：

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尔也。考之载籍，齐则田文，汉则王凤、胡广，晋则纪迈、王镇恶，北齐则高绰，唐则崔信明、张嘉，宋则道君皇帝，金则田特秀。然而覆宗亡国者，高绰、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轨服天刑，一以盘荒取丧乱，即不五日生，能免乎？

田特秀，大定间进士也，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儿。年二十五，举于乡。乡试、府试、省试、殿试，皆第五。年五十五。以五月五日卒。世间有如此异事。可笑！^[17]

唐以前之所以忌“五月五日”，实因“五月五日”为“阴阳五行”所寓“天道”，帝王忌讳“天道”，故不言；“今不尔”则言话语权将“阴阳五行”所寓“天道”之本义遮蔽，赋予其帝王诞辰之日，为帝王歌功颂德，其中特别提到“高绰、道君”，其实乃以“高绰、道君”隐言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作者还以“田特秀”为例，揭示帝王制造与“五”相关之假象，因此为“异事”、“可笑”。“一以不轨服天刑，一以盘荒取丧乱”表明，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亦将导致自身灭亡。因此，其后引《容斋随笔·八月端午》，并言“余谓古人午、五二字相通用；端，始也。端午，犹言初五耳。”“午”、“五”通用，实揭示“午”为“五行”所寓“天道”；“端”为“始”、“初”，则隐言其为初始意义之真“天道”，而非“人道”假“天道”。实际上，《说文》言“端”为“直”，“端”为“直”，亦为“正”，“正”通“政”，“端午”实即帝王正“阴阳五行”，将“阴阳”改为“阳阴”、将“天道”改为“人道”。

话语霸权还将象征抽象政治之“道”转化为民俗事象，这就是龙舟竞渡。龙舟竞渡表面上是吊念屈原，实际上却与屈原无关，汤显祖《午日处州禁竞渡》言“情知不向瓯江死，舟楫何劳吊屈来”；宋许几之言“已安排、吊屈嘲渔父。君有语，但吩咐。”帝王明明“情知不向瓯江死”，却安排、吩咐“吊屈嘲渔父”，其实是别有用心制造假象愚弄百姓，故宋许及之《贺新郎》言“门艾钗符关何事，付与痴儿呆女”。与“痴儿呆女”相应，诗词中多次出现“独醒人”，如许及之《贺新郎》有“回首独醒人何在，空把清尊酹与”；刘克庄《满江红 端午》有“但浩然一笑独醒人，空悲壮”；明贝琼《巳酉端午》言“海榴花发应相笑，无酒渊明亦独醒”。

龙舟竞渡本隐言“天道”与“人道”“争道”。《说文》：“方，并船也，像两舟省，总头形。”“舟，船也，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象形。”《孔子家语·五仪解》言“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以济不通”实隐言“道”“不通”，也就是“人道”取代“天道”、“天道”与“人道”“不通”；“并船”、“像两舟”实即“人道”与“天道”并存，也就是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正是因为“舟”为“君”，“舟”才称为“龙舟”。《管子·形势解》言“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蛟龙”为“水虫”，实以“龙”、“虫”寓“人主”；“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即明言“蛟龙”寓“人主”、“水”寓“民”。“龙舟竞渡”寓“天道”与“人道”“争道”，此即“阴阳”“争气”。

由于龙舟竞渡隐言“天道”与“人道”“争道”，也就是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因此，与“五月五日”一样，“龙舟竞渡”曾经被禁。汤显祖即有《午日处州禁竞渡》诗；《五杂俎》卷二亦言“有司”禁“竞渡”：

古人岁时之事，行于今者，独端午为多，竞渡也，作粽也，系五色丝也，饮菖蒲也，悬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兰汤也，斗草也，采药也，书仪方也，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辟蛇、虫诸毒，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18]

然与“五月五日”由“忌日”转变为“节日”相同，“竞渡”亦转变为节日民俗，同时亦被统治者利用，《江南野史》卷三“后主宜春王”即言统治者借“竞渡”为名招兵买马：

又嗣主之世许诸郡民划竞渡船。每至端午，官给彩，俾两两较其殿最，胜者加以银碗，谓之打标，皆籍其名。至是尽搜为卒，谓之凌波军。率民间佣奴赘婿，谓之义勇军。又募豪民皆自备缗帛军服兵器，招集无赖亡命辈，谓之自在军。民应之者益多矣。王师围急，乃窃降蜡书招百姓。自老弱外能被执者谓之排门军。凡十三等名，遣赴边境及登城把守，建康城陷方罢归农。^[19]

显然，帝王又利用话语权将有碍于自身统治的“天道”转化为有利于自身统治的力量。刘禹锡《竞渡曲》“刺史临流搴翠帏，揭竿命爵分雌雄”即揭示“竞渡”实即“揭竿命爵分雌雄”。文天祥《端午感兴》则言“流棹西来恨未消，鱼龙寂寞暗风潮。楚人犹自贪儿戏，江上年年夺锦标。”“竞渡”为“儿戏”，其实际意义即“夺锦标”，也就是帝王争强好胜，无道而自称有道、以“人道”假“天道”。宋张耒《和端午》“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则揭示“竞渡”本寓“人道”假“天道”、“天道”“冤”。刘禹锡《竞渡曲》自注：“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沼屈之义。”“武陵”与“相和”相对，“武陵”隐言“天道”为民反君，“相和”则揭示“人道”假“天道”歌舞升平，“沼屈”表面上是为屈原招魂，实际上却是问受冤屈之“天道”“何在”。

民间端午歌谣“龙舟下水喜洋洋”即以“龙舟下水”隐言“天道”取代“人道”、君无道民反君。为遮蔽“龙舟下水”所寓“天道”取代“人道”之义，话语霸权又将“龙舟竞渡”转变为“旱龙舟”。江西南昌、浙江武义以及广东佛山、东莞、信宜皆曾有旱龙舟习俗。

端午民俗物象与事象纷繁复杂，其中每一个细节都有特别的含义，然其中主线即“阴阳五行”“以气寓道”、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将“天道”之义遮蔽，使原本象征“天道”之“气”转变为器物、人物与事物，从而赋予“端午”特殊的民俗内涵，民俗内涵的本质是政治。正如史浩《花心动》所言“此意凭谁向说”、宋陈与一《临江仙》所言“无人知此意”，话语霸权将假象变成真相，使人难以分辨，唯有把握“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之“秘诀”，才能揭开端午民俗文化之源头。

【注释】

[1]（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2]《诸经纬遗》，《丛书集成续编》（4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258页。

[3]（清）俞樾：《茶香室丛钞》（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64页。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63页。

[5]（清）雉衡山人：《韩湘子全传》，北京：宝文堂书店，1990年。

[6]钱杭点校：《五行大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0、31页。

[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77、2367～2368页。

[8]（宋）张伯端撰、王沐浅解：《悟真篇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21页。

[9]（宋）朱子编：《二程遗书》，《四库全书》第698册，第128页。

[10]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300、279页。

[11]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361、369页。

[12]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369、226、229页。

[13]（明）冯梦龙编著，顾学颉校注：《醒世恒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14]（明）张岱：《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15]（宋）罗达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1页。

[16]（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

[17]（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8]（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9]（宋）龙衮：《江南野史》，《四库全书》第46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