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岁时民俗文献，《武陵竞渡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对武陵一带端午竞渡习俗涉及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细致的记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综观现存有关竞渡的记载，堪称代代不绝，洋洋大观。首先，它在诸如《荆楚岁时记》之类的岁时记文献中往往得到记述，像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有“山塘竞渡”^[26]、潘宗鼎《金陵岁时记》有“龙舟”条^[27]、夏仁虎《岁华忆语》有“龙船”条^[28]等。其次，一些地方志、笔记小说、正史中也多加记述，如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下、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洪迈《夷坚志》卷九、庄绰《鸡肋编》卷上、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五等。再次，历代有许多关于竞渡的诗词曲，如唐张说的《岳州观竞渡》、元稹的《竞舟》、刘禹锡的《竞渡曲》、储光羲的《宫庄池观竞渡》、卢肇的《及第后江陵观竞渡寄袁州刺史成应元》，宋范成大的《竹枝歌》、黄公绍的《端午竞渡棹歌（十首）》、周邦彦的《齐天乐·端午》、刘克庄的《贺新郎·端午》，元张宪的《端午词》，明高启的《端阳写怀》、李东阳的《竞渡谣》、唐顺之的《午日庭宴》、袁宏道的《午日沙市观竞渡》，清朱彝尊的《吴门午日观竞渡》、乾隆皇帝的《观竞渡》、杨际晓的《竞渡谣》等等。今人杨罗生有《历代龙舟竞渡文学作品评注》一书，对历代龙舟竞渡文学作品进行了辑录和评注，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历代文人墨客对竞渡这一民俗事象的广泛关注。^[29]总之，历史上的识字阶层出于不同的动机、运用不同的文体，描写或记述了竞渡的盛况以及相关的种种信息，为后人留下了借以认知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端午习俗的丰富资料。然而，若从史料的角度言，任何单一的记载则不免显得简单。《吴郡岁华纪丽》“山塘竞渡”对龙船的装饰、划手、篙师、船上杂戏、画舫游客、竞赛场面、岸上情形，乃至郡中踹布坊人群的所作所为等都进行了关注并记述下来，提供了清代苏州一带端午竞渡习俗的诸多信息，与不少同类文献相比，内容已是相当充实，然而若与竞渡实际牵扯的人、事、物（亦即理应得到记述的民俗现实）相比，袁景澜的记述仍显得单薄。相比之下，《武陵竞渡略》要全面细致得多。在传统社会记述一地之竞渡风俗方面，像《武陵竞渡略》这样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

全面、细致的记述赋予了《武陵竞渡略》在研究竞渡习俗方面的重要价值。不少关于端午竞渡的研究文章，都对其加以引用。如容观琼的《竞渡传风俗——古代越族文化史片断》、杨罗生的《竞渡本招屈考——兼论龙舟竞渡的起源及其文化意义》、韩学山的《早期端午龙舟竞渡原生文化解读》等^[30]。《端午竞渡本意考》是江绍原先生的一篇力作。在文中，作者分五个部分，分别以“竞渡是吊屈原吗”、“竞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竞渡起于送灾”、“命舟遣灾何故变成竞渡”、“古人为什么选定五月初五为命舟遣灾之日”作为标题，在对既有观点进行质疑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在第二、四部分，他援引的证据全部出自《武陵竞渡略》。^[31]黄石的《端午礼俗考》是学界公认的研究端午习俗的优秀著作，他在第四章《龙舟竞渡》中大段摘录了《武陵竞渡略》的原文，并认为它“详纪竞渡舟舸造法，及当代风俗，是最详尽的文献，细读可觇竞渡之迹”，它“提供的资料，已经丰富得美不胜收，可贵极了！”^[32]这里所肯定的，也是《武陵竞渡略》的资料价值。稍嫌遗憾的是，黄石在文中将《武陵竞渡略》误作了宋代作品，也不知道它的作者就是杨嗣昌。

就目前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看，《武陵竞渡略》主要被作为研究竞渡风俗的资料加以使用，事实上，它有理由在民间信仰、地方社会、物质民俗等更多研究领域受到更多重视。

第二，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和颇有见地的观点。

如果因为《武陵竞渡略》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就认为它只是对一种民俗事象的单纯记述，那就低估了它的价值，事实上，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不少观点，有的富有启发性，有的在今天看来依然颇具见地。

1.关于竞渡的起源

竞渡的起源，历来为人们关注，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学者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就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张笃伦、黄靖中曾在《竞渡、龙舟与龙舟竞渡之研究》一文中概括了几种较有影响的说法，如龙图腾祭说，说见闻一多著《端午考》、《端午节历史教育》两文；祭祀水神、求雨说，说见台湾学者文宗一1961年作《九歌中的水神和华南的龙舟赛神》一文；探亲访友说，说见张建世1988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龙舟与竞渡》等。^[33]赵东玉在此基础之上，又列举了三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竞渡起源于送灾说，说见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起源于夏至“飞龙在天”的天象，说见陈久金、卢莲蓉的《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一书；起源于水中技能的锻炼，说见赵杏根《中华全国风俗全书》一书及张伦笃、黄靖中《竞渡、龙舟与龙舟竞渡之研究》一文。^[34]细视这些观点，可以发现上述学者都不同意《荆楚岁时记》中已经记载的源于勾践、屈原、伍子胥等历史人物的说法。而源于纪念历史人物，尤其是屈原的观点，在近代以前，是文人和民众普遍信从的。唐储光羲《竞渡曲》所云“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白居易《竞渡》所云“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遏止意无他”，明边贡《午日观竞渡》所云“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清杨际晓《竞渡谣》所云“三闾大夫屈大夫，千古芳名在兰芷。此事沉灵知不知，当年何必投湘死？”等，均将竞渡起源与屈原联系起来。

具体到武陵一带的竞渡，同样被认为与屈原有关。刘禹锡《竞渡曲》注中所说“竞渡始于武陵”以及诗句“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所表述的正是这一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刘禹锡不仅将武陵竞渡与屈原联系起来，而且认为竞渡这一习俗活动就是起源于武陵的。杨嗣昌对刘禹锡的上述诗作非常熟悉，他在《武陵竞渡略》中不止一次地加以引用，在解释武陵竞渡起源的时候，也显然受到刘禹锡的影响，文章开篇第一句话便写道：“竞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今洞庭以北武陵为沅，以南长沙为湘也，故划船之盛甲海内，盖犹有周楚之遗焉。”

然而杨嗣昌并没有完全赞同刘禹锡，一方面，他没有像刘禹锡那样将竞渡的起源地确定在武陵，而认为在于“沅湘之间”，在第25 段，他又进一步写道：

划船招屈，良有深意，不独感兴汨罗。《楚辞》：“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此原生平遭遇，掩抑迍邅，后人写之，疾鼓轻桡，轟霆卷雪，庶一洗其不平之气耳。又曰：“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沅与枉渚，皆武陵水名。

很明显，这里作者特别强调了武陵与“划船招屈”的关系，不过在作如此强调时，他是以“感兴汨罗”为前提的。也即，在竞渡起源地方面，杨嗣昌持多元起源的观点。杨嗣昌本是武陵人却不坚持武陵乃竞渡唯一源地的观点，今天看来也属难能可贵。这且不说。仅就其多元起源的观点而言，也颇具启发性。江南水乡，不独武陵为然，有水处则行舟，有舟处便有产生竞渡的可能，谁能举出确凿的证据证明竞渡只有一个源地呢？

另一方面，固然杨嗣昌在文章首段说过“竞渡事本招屈”，但在后面第12段的论述中，他向更加高明的看法迈进了一步。这段文字曾被江绍原引用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中，用以批评杨嗣昌：“不幸太为招屈之说所蔽，因此他虽供给了我们这许多有价值的记载，而他自己所下的解释和他为竞渡辩护的话，竟完全不可靠。”因为在江绍原看来，杨嗣昌“似乎是说五月五日之彩丝系臂、踏百草、悬艾人于门户，以禳毒却邪是一回事；屈原适以是日投汨罗，后人伤其死，故命舟楫拯之，是另一回事；后来两事合为一，所以本意在拯屈的竞渡，俗人误传是禳灾了”。然而笔者以为，杨嗣昌在这段文字里只是说“两事合一”，并未表达“本意在拯屈的竞渡，俗人误传是禳灾”的意思。联系上下文，杨嗣昌在这段文字中表达的也许是这样的观点：（1）武陵竞渡招屈的说法和流传有其信仰背景，这便是“楚俗尚鬼”。“楚俗尚鬼”，屈原投江死后，人们为其招魂而兴竞渡之俗。（2）竞渡有着纪念屈原和禳灾的双重意义，一方面使人“凭一叶之舟，堕千古之泪”，另一方面，在“江南卑湿”之地，“温暑司辰”之时，竞渡犹如“山阴之禊竹，汝南之插萸”，可以祓除不祥、禳灾祛邪。如果笔者理解正确的话，这样的观点，无疑是与“竞渡事本招屈”有所不同，且更为高明的。当然，杨嗣昌旗帜鲜明地亮出的观点毕竟还是“竞渡事本招屈”，以至江绍原不无遗憾地感叹：“可惜原著者没有风俗学的眼光，所以他只供给了我们足以解决本问题的材料，而似乎没有提出那俯拾即是的解决。”

2.关于如何对待竞渡

江南竞渡是一项既费力费财又不乏危险的习俗活动，自古已然。早在唐代，元稹就写过一首诗，历数竞渡的种种“弊端”：

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

年年四五月，茧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

此时集丁壮，习竞南亩头。朝饮村社酒，暮椎邻舍牛。

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雠。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

君侯馔良吉，会客陈膳羞。画鹢四来合，大竞长江流。

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

对于这样一种“弊端”丛生的习俗活动，地方当局采取了禁断的措施：

岳阳贤刺史，念此为俗疣。习俗难尽去，聊用去其尤。

百船不留一，一竞不滞留。自为里中戏，我亦不寓游。

对于地方当局的禁断，元稹十分欣赏，并且广而告之，希望其他地方能够效仿：

吾闻管仲教，沐树惩堕游。节此淫竞俗，得为良政不。

我来歌此事，非独歌此州。此事数州有，亦欲闻数州。

在中国历史上，与元稹以及元稹歌颂的“岳阳贤刺史”具有相似态度的大有人在，声讨竞渡、禁止竞渡的主张和做法史不绝书。如宋太祖乾德元年夏四月“戊子，禁湖南竞渡”，乾德五年夏四月“禁民赛神为竞渡戏”，^[35]汤显祖做过一首《午日处州禁竞渡》诗^[36]，表明处州（今浙江丽水）在16世纪末年也禁过竞渡，甚至公元2006年5月，江西鹰潭还发生了禁赛和销毁龙舟的事件。据报道，该市月湖公安分局最近贴出通告称：为全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集资、捐款打造龙舟或购买与划龙舟有关的器具。同时因“场地不符合安全条件”，且存在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隐患，决定全面禁止划龙舟活动。通告发出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砸、锯龙舟运动迅速展开，月湖区、余江县所有乡镇近千条龙舟悉数被毁，有的被锯断，有的被砸烂。^[37]

然而禁断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在这方面，万历《湖广总志》的编纂者说了句大实话：“楚地滨水郡县，至今为俗，然有三害：破财一也，起斗争词讼二也，不幸覆舟殒伤性命三也。细民乐为之，官府终不能禁。”^[38]《闽部疏》也说：“闽俗端午节尤重竞渡，所过山溪数家之市皆悬舟以待，往往殴击成狱，禁稍驰复竞，其俗成不能止也。”^[39]

明代武陵的竞渡同样有着费财、费时、危险的弊端，这从《武陵竞渡略》中可以知悉，比如第21段谈到船人可能遇到的攻击：“凡船所经，系其隶地，放爆竹黄烟，挥扇喝彩相和，否则群声合噪，以揶揄之，怒者掣屋瓦飞击如雨。”第29段谈到竞渡过程中会出现激烈的争斗以及其他危险情况：“岸头飞砾击之，船人或挥桡挺斗，玉石莫分，居江中者易碍诸船往来之路，或正当赌赛之冲引，避不及，立成泥矣。”武陵的竞渡也经历过官方禁断，嘉靖《常德府志》载：“近则因争胜负，至殴伤溺死者多矣，虽有明禁，而人心技痒，不能捉之，大抵各处亦然。”^[40]《武陵竞渡略》中也有“官府先禁后弛”之语。然而，从杨嗣昌行文的语气看，他并没有像元稹那样因弊端的存在就对竞渡习俗严加批评，而只是记述目睹的现象，他也不同意对竞渡采取严厉的禁断措施，而是针对龙舟竞渡导致人员斗伤溺死的情况提出“存其戏而杀其力”的建议：

梅圣俞云：“斗伤溺死，其能免乎？”则应之曰：“龙船不易溺于诸船也，斗则溺耳。于竞渡时而斗船中禁藏竹竿鹅子石，两岸禁掷砖瓦，一捕尉力何难焉？若寻其本，限为小船，长不满五丈，桡不过三十人，宁以一船之费为两三船，存其戏而杀其力，势自不至于斗矣，不斗亦不溺矣。

这样的建议也许会被某些人认为不值一提，但若考虑到在杨嗣昌生前、身后以及在世时都有强烈谴责民俗的舆论出现，都有强硬、但效果并不理想的禁断民俗的事件发生，他这看似不值一提的建议就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王稚登（1553—1612），明代文学家，祖籍江阴，长期生活于苏州，曾做过一篇与《武陵竞渡略》性质相同的文章，叫《吴社编》，专记苏州里社之事，尤其是五月的五方贤圣赛会。苏州地处江南吴地，自古“信鬼神，好淫祀”，民间信仰活动十分兴盛，对这些民众热衷参与的信仰活动，王稚登表现出极度的担忧，并进行言辞激烈的抨击：

每春夏之交，妄言神降，于是游手逐末、亡赖不逞之徒张皇其事，乱市井之听，惑稚狂之见，朱门缨笏之士、白首耄耋之老、莽镈簔笠之夫、建牙罴虎之客、红颜窈窕之媛，无不惊心夺志，移声动色，金钱玉帛，川委去输，百戏罗列，威仪杂嚃，启僣窃之心，滋奸慝之行，长争斗之风，决奢淫之渐，溃三尺之防，废四民之业，嗟乎！^[41]

在这里，王稚登俨然高居于吴门众生之上，俯视着芸芸众生的迎神赛会，然后给它贴上一个“不善”的标签：既耽误生产，又滋长奢侈之风；既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又构成对社会等级制度、伦理道德的巨大威胁。王稚登的视角当然有其合理性，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只是一种外部的、俯视的视角，没有将吴门众生自己对迎神赛会的理解纳入视野，亦没有充分考虑迎神赛会之于吴门众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相较于王稚登抨击的五方贤圣赛会，武陵竞渡的弊端并没有少一些，反而因为争斗溺死情况的普遍有着“应”被更加猛烈抨击的合理性。然而，杨嗣昌选择了与王稚登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视角。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杨嗣昌了解武陵民众如何看待竞渡习俗，也理解竞渡习俗在武陵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杨嗣昌知道，在武陵人心中，“划船不独禳灾，且以卜岁”，是生命健康与庄稼丰收的有效保障，是一项关系身家命运的生存技术。不仅如此，杨嗣昌还发现竞渡早已深深嵌入武陵人的日常生活，不止在赌赛当天带给他们惊险刺激、群情亢奋的人生体验，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它都充实装点着武陵人的生活：“自四月说船便津津有味，五月划后或胜或负，谈至八九月间，沾沾未厌也。”竞渡之于武陵人（包括群体和个体）的意义，或许并不止于此，但杨嗣昌能够发现这些，已经难能可贵，且足以令他在文中两次发出“使其可已，何俟今日”的感慨，并提出较为高明的对策建议：既然在民众选择的伟力面前官府“如欲已之而未可”，倒不如“存其戏而杀其力”更具有可行性。在新近出版的《端午》一书中，作者刘晓峰评价了2006年发生在江西鹰潭的禁赛销毁龙舟事件：“地方政府烧龙舟的出发点是好的，……单就这一事件的处理而言，也不免过于简单，大有‘为倒脏水泼掉孩儿’的嫌疑……认真想一下，也许还有比这更好的处理办法。”^[42]如果鹰潭市政府官员了解了杨嗣昌的建议，不知还会不会做出禁赛烧毁的决定。

除了在竞渡起源和如何对待竞渡方面提出了具有见地的观点之外，杨嗣昌还多以按语的形式对一些问题进行说明和考证。著述中加“按语”或“案语”，往往是作者、编者发端明义、表述观点之辞。“案语”或脱胎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以“案”相称则始于东汉，如应劭撰《风俗通义》，就多用“谨案”以驳正时俗之误，《武陵竞渡略》中也有数处。比如第11段提到时人抵暮散船，则必唱“有也回无也回，莫待江边冷风吹”，就有按语，作者引用《隋书·地理志》中的相关记载，来证明这句歌谣的“其来甚远”。又如第14段，船人临赛要掷“桃符兵罐二物”，作者考“兵罐”，亦有按语，他引用《续齐谐记》的记载，指出在五彩丝捆扎的楝叶粽出现之前，人们使用竹筒来盛米、豆之物，“兵罐盛米，乃竹筒之讹，未有角黍以前之遗制也”，虽然解释略显简单，却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当然，杨嗣昌针对一种民俗事象所采取的表述策略与方法使《武陵竞渡略》文本生产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传统社会出现的一种民俗志文本，《武陵竞渡略》提醒当代的民俗学者注意一系列在民俗志写作中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处理当下实地所获资料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民俗主体的观念与作者观念之间的关系？如何突显地方文化的特殊性？使用何种文字（说明性还是描绘性的抑或其他）进行表述才是合适的？

【注释】

[1]（明）杨嗣昌撰、梁颂成辑注：《杨嗣昌诗文辑注》，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

[2]（明）杨嗣昌：《恭逢圣治澄清之期疏》，杨嗣昌撰、梁颂成辑校：《杨嗣昌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404页。(www.daowen.com)

[3]（清）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29页。

[4]转引自张显清：《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杨文弱先生集〉》，《文献》第一辑，1980年。

[5]王钟翰主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72～1373册。

[6]（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六，第646页。注云：“一作《地官集》。”

[7]（清）孙殿起：《贩书偶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27页。

[8]（明）杨嗣昌撰、梁颂成辑注：《杨嗣昌诗文辑注》，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

[9]（明）杨嗣昌撰、梁颂成辑校：《杨嗣昌集》，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2008年。以后所引杨嗣昌的作品（除《武陵竞渡略》外）均出自2008年版，不再作版本注。

[10]（明）杨嗣昌：《恭逢圣治澄清之期疏》，《杨嗣昌集》，第1404页。

[11]（明）杨嗣昌：《家书》，《杨嗣昌集》，第1247页。

[12]（明）袁中道：《珂雪斋近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7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2页。

[13]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75页。

[14]梁颂成认为万历四十年（1612年）起往后的三四年里，即杨嗣昌25至28岁左右，他迎来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参见梁颂成：《杨嗣昌的生平与创作》，《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31页。

[15]《杨嗣昌集》卷五五，第1331页。

[16]《杨嗣昌集》卷五七，第1381～1382页。

[17]《杨嗣昌集》卷五七，第1380页。

[18]（南朝）宗懔原著、谭麟译注：《荆楚岁时记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第92页。

[19]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20]（唐）刘禹锡：《竞渡曲》，杨罗生：《历代龙舟竞渡文学作品评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21]巴莫曲布嫫：《民俗志表述范式的新探索——评〈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区卷本的阶段成果》，《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03～104页。

[22]（南朝）宗懔原著，谭麟译注：《荆楚岁时记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第92页。

[23]（明）刘若愚：《酌中志·自序》，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24]（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寻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7页。

[25]参见（清）汪森编：《粤西诗载·粤西丛载》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参见《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端午部》以及（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9～184页。

[27]潘宗鼎、夏仁虎撰、卢海鸣点校：《金陵岁时记·岁华忆语》，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28]潘宗鼎、夏仁虎撰、卢海鸣点校：《金陵岁时记·岁华忆语》，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66～67页。

[29]杨罗生：《历代龙舟竞渡文学作品评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30]分别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84～86页，《云梦学刊》，2006年第6期，第48～52页，《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91～94页。

[31]江绍原：《端午竞渡本义考》，王文宝、江小惠编：《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08～229页。

[32]黄石：《端午礼俗考》，台北：鼎文书局，1979年，第113～117页。

[33]张笃伦、黄靖中：《竞渡、龙舟与龙舟竞渡之研究》，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化》（第二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

[34]赵东玉：《端午龙舟竞渡的文化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116页。

[3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杨罗生：《历代龙舟竞渡文学作品评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178～179页。

[37]参见网址http：//news.sina.com.cn/o/2006－05－26/08349031389s.shtml。

[38]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五，“风俗”，《四库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39]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端午部杂录》。

[40]嘉靖《常德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982年。

[41]（明）王稚登：《吴社编》，（明）杨循吉等著、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69页。

[42]刘晓峰：《端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