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陵竞渡略》中，杨嗣昌不仅记述竞渡活动的一系列环节，而且记述当地民众对某些环节活动的理解和认识，用现代术语说，即杨嗣昌不仅关注活动本身，也关注活动的主体，不仅关注民俗主体的行为方面，也关注民俗主体的观念层面。杨嗣昌也不仅只作实录的记述，还会在记述之后或之上进行判断和说明。这突出体现在对竞渡风俗意义的表述方面。比如在第13段中，杨嗣昌写道：“今俗说禳灾于划船将毕，具牲酒、黄纸钱，直趋下流，焚酹诅咒，疵疠夭札，尽随流去，谓之‘送标’……尔时民间设醮，预压火灾，或有疾患，皆为纸船，如其所属龙船之色，于水次烧之。”针对这样一种民俗观念和行为，杨嗣昌谈了自己的观点并给予肯定：“此本韩愈送穷具车与船之意，亦非苟作。”在接下来的第14段，他先记述“桃符、兵罐二物，船人临赛掷之以祈胜”，而后表明自己的看法：“非也。桃符能杀百鬼，乃禳灾之具。”认为临赛掷桃符是为了禳灾而非祈胜。又在第20段，他先记述：“凡供酒饭，虽船人醉饱，必强饮食之，颗沥不留余，余则撒江中，盘箸亦掷诸水，不复携去，至晚散船，人家竞取船舱中水杂百草，为浴汤，云可辟恶。”而后总结道：“斯皆祓禳之类也。”

这些表述的存在，一方面显示出《武陵竞渡略》的作者杨嗣昌作为一个武陵人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武陵文人对地方性知识的解读和思考。(www.daowen.com)

未见到明确的文字显示杨嗣昌如何获得了他撰写《武陵竞渡略》所需要的种种素材，但考虑到杨嗣昌本人的阅历、爱好，考虑到该著述的创作年代、背景以及记述的全面性与细致性，想必杨嗣昌是一方面阅读了屈原、宋玉、宗懔、刘禹锡、储光羲、韩愈等前人的诸多作品，收集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则通过对竞渡活动的亲身参与（可能主要作为观众）以及对竞渡风俗的深入调查得到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由于杨嗣昌本人的学识素养以及对于表述方法和策略的选择运用，他建立在文献资料和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书写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相当优秀的民俗志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