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竞渡略》的作者杨嗣昌（1588—1641），字文弱，又字子微，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武陵（今湖南常德市）人，明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明史》卷二五二有传。杨嗣昌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杨时芳虽然“七入棘闱，一中副榜，竟不获售”^[1]，但他饱读诗书，具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父亲杨鹤（？—1635），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诗文俱佳，初授雒南知县，后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23岁的杨嗣昌进士及第，从此步入仕途，“除授杭州府儒学教授，历升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江西清吏司主事员外郎，添注山东清吏司郎中，专理新饷”。^[2]天启二年（1622年），杨嗣昌父子受阉党排挤，辞职归里，隐居家乡近五年时间。崇祯皇帝即位不久，将杨鹤、杨嗣昌重新起用，父子同朝为官。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杨嗣昌升授分巡河南汝州道，后相继升任霸州兵备、整饬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以知兵闻名朝野。崇祯七年，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旋以父母相继去世回家丁忧。崇祯九年，农民起义席卷中原，他受命为兵部尚书，主持镇压，制定“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初时颇见成效。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杨嗣昌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崇祯十四年（1641年）杨嗣昌追剿农民起义军失败，忧惧交加，病入膏肓。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称：“嗣昌败后，诸将皆不受令，左良玉至以平牒倨侮，嗣昌惭愤，三月丙子朔，仰药自杀。”^[3]杨嗣昌子杨山松《孤儿吁天录》称其为病死。

杨嗣昌长期主掌兵事，担任要职，是明末政治、军事领域的重要人物。不仅如此，他还不辍笔耕，撰写了大量文学作品，堪称“文武双全”。杨嗣昌著述颇丰，据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凡例》记载：“先太傅早年曾有《诗箨》、《野客青鞋集》、《地官集》之刻，晚年曾有《抚关奏议》、《宣云奏议》、《中枢奏议》、《督师载笔》、《乐饥园诗集》之刻，卷帙浩繁，不啻充栋。”^[4]然而杨嗣昌有生之年未能亲自整理个人全集，散佚亦多。目前所见著述和见诸著录的主要有：《杨文弱先生集》五十七卷，清初刻本，藏国家图书馆；又南京图书馆藏清初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据以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杨文弱先生集》旧抄本，《四库禁毁书丛刊》据以影印；^[5]明天启刻本《地官集》一至十八卷，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张铨刻本《薛文清公年谱》一卷、《行实》一卷（杨鹤、杨嗣昌合撰）、康熙五十二年薛氏刻本以及清抄本《薛文清公年谱》各一卷，崇祯刻本《先人文字拈》八卷（杨鹤撰，杨嗣昌辑）等。《明史·艺文志》著录有《督师纪事》五十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野客青鞋集》一卷，^[6]孙殿起《贩书偶记》著录：“《杨文弱集》五十七卷，明武陵杨嗣昌撰，崇祯间刊，载辽东事居多。”^[7]近来有梁颂成辑注的《杨嗣昌诗文辑注》^[8]、辑校的《杨嗣昌集》^[9]行世。

《武陵竞渡略》记述武陵一带端午节期间的竞渡习俗，是杨嗣昌诸多著述中的一种。《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端午》全文收录。陶珽《说郛续》卷廿八收入，梁颂成亦将其收入《杨嗣昌诗文辑注》和《杨嗣昌集》中。本文用以分析的《武陵竞渡略》为笔者根据《古今图书集成》收录文所做的标点本。

由于《武陵竞渡略》文前没有序言之类的说明，无法判断其写作的具体时间，但写作于辞职里居期间是没有问题的。自“天启二年七月内奏准回籍养病”至“崇祯元年正月内蒙恩起用”^[10]，杨嗣昌隐居家乡大约5个年头。此时的杨嗣昌已过而立之年，拥有了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早年通往进士的道路上，他已阅读了大量书籍，饱受传统文化的滋养，步入仕途之后，又任职于杭州、南京、北京等不同城市，公差外出也给予他到达更多地方的机会，兼以十分好游，自称“人生世间，在山水诗文上著脚便自不俗；老年笃好，更见精气不衰。吾功名事业托赖天公，所不能忘情者此道”，^[11]故而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风景胜地，而此时他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已达到很高的造诣。杨嗣昌与明末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竟陵派文学家钟惺、谭元春等人多有诗文酬答。年长杨嗣昌10多岁的袁中道曾写《赠别文弱》诗，云“我有新著作，一一尽呈君。寂寞后来者，谁能定我文”^[12]，此时袁中道文名已著，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足见对杨嗣昌文学才能的肯定和赞赏。

杨嗣昌生活的年代，正是社会价值观念、生活观念发生重大变迁，旅游风气盛行的年代，大批文人热衷于游览山水，观察社会风情并诉诸笔墨，诚如周振鹤先生所说：“正因为晚明社会追求人的正常生活，并把日常生活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视日常生活为人伦大事，摒弃假道学的空谈性命，冲破程朱理学的堤防，有了这样的基础才会对人文社会有细密的观察，并把社会风俗当成研究记述的对象，并将如画的自然景色与社会的风俗融会在一起，在旅游的同时注意到人文世界。”^[13]像自称“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的张岱（1597—1679）就不仅记述钟山、天台牡丹、日月湖，而且记金山夜戏、越俗扫墓、鲁藩烟火、扬州清明、虎丘中秋夜；较杨嗣昌稍早的王士性（1547—1598），更是在游历的基础上撰写出兼顾自然与风俗民情的《五岳游草》与《广志绎》。杨嗣昌本人也酷爱游山玩水，并勤于写作。武陵地灵人杰，风光秀美，虽然杨嗣昌早在17岁时就随父亲迁居任所而离开家乡，但他对家乡一直有着深深的爱恋，客居他乡的游子曾数次短期告假或借出差之机重回故里，并用优美的文字记述下家乡的山山水水，喜爱之情不可遏抑。^[14]这一次辞官在故乡长期居住，使他有了更多亲近、了解、调查、描写家乡风俗民情、山川古迹的机会。他曾在乙丑年（1625年）的冬日，手携《水经注》，“证沅水所经地”，并一一记述下来，留下十一首《沅水风光组诗》；他曾写作四首《江南杂歌》，自序：“余有舟沅江中，时独游南岸，乐其谣俗，因为之咏。乃吾家江南，非江南之江南也。”^[15]也曾做过《楚优说》，对家乡的宴会民俗进行批评式记述。^[16](www.daowen.com)

可以说，在旅游蔚然成风、游记作品大量创作的晚明时期，“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辨”，喜好旅游，对家乡民俗风情抱有浓厚兴趣，且已有诸多作品问世的杨嗣昌，撰写出一篇以家乡端午竞渡风俗为内容的文章，应该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当然，对于作者而言，撰写这样一篇文章还有借以明志的蕴意，杨嗣昌曾在《事贤解》中明确说：

仆去岁为打船一说，以自书其遁世之情。既以闻于友戚矣，而未敢闻于郡邑大夫，然自是于郡邑大夫未尝敢亟见焉；即惠而顾我，亦未尝敢亟迎也。或时见且迎，不更仆而谈辄退，有以行藏问者，亦涩讷不能尽其辞。^[17]

从这里可以看出，经历了十几年宦海沉浮的杨嗣昌对于功名利禄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此番回归故里，他更希望自己在武陵——这个与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相毗邻的地方过一种优游隐居的生活。

托物言志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屈原贞洁自守的士人情怀、忠而见弃的悲惨遭遇以及与武陵的密切关系，都容易令杨嗣昌选择被认为源于屈原的武陵竞渡习俗作为言志的托物。然而，如果作者仅仅是将其作为言志的托物，似乎没有必要用5000多字的篇幅记述竞渡风俗的全过程。在杨嗣昌的笔下，武陵竞渡风俗的太多内容与屈原毫无关系。因此有理由认为，除了“自书其遁世之情”之外，记述就是记述的主要目的。总之，《武陵竞渡略》是杨嗣昌在个人生命史的特殊阶段、在流行记述风俗的时代氛围中，对乡土民俗进行关怀和书写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