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两岸节俗，我们就不能不单独谈谈台湾的端午节俗。众所周知，台湾的端午节俗和大陆并无二致，这是因为，台湾百姓除高山族外大都是大陆移民，有资料表明，即使是高山族民也与我国早期的居民同属一类，也是从大陆移居过去的。最具证明价值的就是两岸芗剧的交流，随着大陆的移民入台，福建龙海的锦歌，传入台湾后结合台湾的劳动实践和社会需要，被改编成歌仔戏，然后再通过两岸民间信仰的戏剧献演，由台湾传回大陆，随后在大陆又在此歌仔戏基础上，形成漳州的芗剧。两岸的民俗交流，正是在互相取长补短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台湾的端午节俗和两岸戏剧（芗剧）的交流是一样的，同属文化领域。台湾的端午节俗：“五月五日，清晨燃稻梗一束，向室隅熏之，用楮钱送于路旁，名曰‘送蚊’。门楣间艾叶、菖蒲，兼插禾稗一茎，谓‘可避蚊蚋’；榕一枝，谓‘老而弥健’。彼此以西瓜、肉粽相馈遗。祀神用诸红色物。自初五至初七，好事者于海口浅处用钱或布为标，杉板渔船争相夺取，胜者鸣锣为‘得采’；土人亦号为‘斗龙舟’。午时，为小儿女结五彩缕，男系左腕、女系右腕，名曰‘神鋉’。”^[3]

清代高拱乾纂辑，周元文增补《台湾府志》卷七“风土志·岁时”载：“端午日，昔人取艾悬户，采蒲泛酒，今合艾与蒲共悬之，谓蒲似剑也。以五色长命缕系儿童臂上，复以茧作虎子，帖额上；至午时，脱而投之。所在竞渡，虽云吊屈，亦以辟邪，无贵贱，咸买舟出游，中流箫鼓，歌舞凌波；游人置竿船头，挂以锦绮，捷者夺标而去。人家递为角黍食之；按《风土记》，取阴阳包裹未分之义也。”有关台湾端午节习俗的记载，还有许多，包括在连横的《雅堂文集》以及《台湾通史》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连横的《台湾通史》记载：“五月初五日，古曰端午，台人谓之午日节。插蒲于门，煎艾为汤，以角黍时果祀祖。妇女带茧虎，以五色丝制鸟兽花果之属，儿童佩之，谓可辟邪。沿海竞斗龙舟，寺庙海舶皆鸣锣击鼓，谓之龙船鼓。从前台南商务盛时，郊商各醵金制锦标，每标值数十金。先数日以鼓吹迎之，各选健儿斗捷，观者满岸，数日始罢。”(www.daowen.com)

显而易见，台湾与端午习俗，并没超出大陆习俗之范围，和端午节俗在其他省市一样，只是根据地方的差异而稍有改变而已。两岸端午同根、同俗、同源由此可略见。尽管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两岸一度长期隔绝，但是两岸的端午节俗，两岸的中华文化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并没有改变。从某种角度上看，由于大陆曾经走过一段反传统的、破四旧的时期，因而在某些传统习俗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相反的，台湾传统民俗却被顽强地连续着，直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老的传统风俗，就此而言，此时的大陆应从台湾重新“返还”断裂已久的节俗传统，且应在返补传统的同时，以扬弃的、创新的和谋求发展的精神来营造现代的节俗文化，添加现代的节俗内容，促进节俗文化向前发展。

比较中元节（七月半，普渡），端午节俗在“文革”非常时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和破坏，在那个非常时期，端午节依然受到充分的重视，这已是十分幸事！而更令大家欣慰的是“端午文化”在“文革”期间由于被赋予其更高的全民“爱国运动”等政治和新社会的内涵，而能在传统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创新，这是与时俱进的、对传统文化创造性吸收和发挥的结果，大陆的端午文化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大陆对端午文化的改造毕竟舍弃许多端午节俗应有的内容，包括悬艾、喝酒、祈福、汤洗等，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仍存留台湾的传统端午风俗习惯，有条件地给予恢复，这是两岸节俗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两岸学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