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构的瓦解以及苏联解体，对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有所提高的日本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借冷战结束的有利时机，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加快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步伐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安全保障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积极地进行调整。冷战后日本政治大国化外交主要体现在其三大外交政策上，即日美基轴、亚洲一员和联合国中心外交，也就是试图以日美关系为基轴，以亚洲为依托，通过联合国发挥全球性影响和作用，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目标。

1.日益强化的日美同盟关系

冷战结束初期，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持续40余年的日美同盟受到巨大冲击。大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日美两国国家战略重点的转变使得曾经是钢板一块的日美同盟出现了松动的痕迹，其被冷战所掩盖的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日美同盟处于要么走向解体，要么重新解释的“漂流”状态。

然而，日美两国政府很快就意识到日美同盟的“漂流”状态对两国利益的不利，并决心改变这种状况。1995年1月，日美举行首脑会晤，重新确认了安全保障体制的重要性，决心以“二战”结束50周年为契机，淡化贸易摩擦的重要性，从全局观念出发加强日美协调。1996年4月16日至18日，美国克林顿总统访日并与桥本龙太郎首相共同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提出对日美同盟进行“重新定义”。1997年9月23日，日美两国政府公布了重新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确定了日美进行防卫合作的基本形式和内容。为了保证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有效性，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先后于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通过了《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及《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正案》。相关法案的通过，为具体实施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完善了法律依据，标志着日美安保体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标志着起始于1994年秋的日美同盟“重新定义”的进程已接近尾声。此后，日美之间的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2000年9月11日，日美“2+2”安全协商委员会在美国纽约开会，决定建立日美两军的“协调机制”，该机制的建立提高了日本在日美安保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日美联合作战的态势。

小布什上台后，日美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9·11”恐怖袭击事件则进一步推动同盟关系向“全球化”方向发展。美国基于“反恐”的战略需求强化日美同盟，而日本则借机实现同盟关系的对等化。事件发生后，作为“亲密盟国”的日本以鲜明和坚决的态度支持美国反恐，连“一向不问政治”的日本天皇也破例致电布什总统，吊唁在事件中无辜的牺牲者。日本政府则是以出乎意料的速度来安排并落实对其美国的支援反恐承诺。日本数小时内即向美国表示要全力支援，日本外务省表示要“重新构筑外交战略”，把实施的“反恐”外交作为重点，并“全力推进对美外交”。10月29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三项新法案，为自卫队走出国门，协助美国反恐铺平了道路。2002年1月4日，小泉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健全“有事法制”。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打响后，日本相继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以及《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有事法制三法案”。以此为依据，2004年2月，日本政府正式将550名全副武装的陆上自卫队队员派往伊拉克战区，从而实现了战后日本历史上的首次派兵上战场。日美军事合作的属性明显由日本防御性“单向依附”向日美共同实施进攻性“联合行动”转变。在小布什政府和小泉、安倍政府的全力推动下，美日军事同盟和军事一体化得到空前加强。2006年6月，日美发表的《新世纪的日美同盟》宣言，提出了“世界中的日美同盟”的说法。

2011年3月11日，当地时间14时46分，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地震引发大规模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并引发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地震发生后，美国展开了大规模救援行动，日美关系进一步拉近。尤其是日本在事先获美国同意，但并未告知周边邻国的情况下将核污水排入海中，更显示了日美的紧密关系。2011年9月13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临时召开的国会上发表上任以来首个施政演讲。在野田约9500字的演讲稿中，外交政策的篇幅所占不多，在“强化与近邻诸国的两国间关系”部分，对中国、韩国、朝鲜、俄罗斯政策一语带过，但他用了三倍篇幅谈“深化、发展日美同盟”。9月21日下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纽约举行了上任后的首次会谈，双方就继续深化日美同盟达成共识。

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再次组阁后，积极推动价值观外交，日美同盟被置于其外交战略的核心位置。其目的是借助美国的亚太战略，逐步建立日本的地区主导地位。为了强化日美同盟，安倍内阁积极推动日美间一些遗留课题的早日解决：首先就是日本要不要加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问题。考虑到TPP对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冲击，自民党内部对是否加入TPP谈判一直比较谨慎。但安倍上台后随即表示“日本将结合本国利益积极推进自由贸易”，表明日本将在经济方面追随美国的态度和决心。2013年7月23日，日本正式加入TPP谈判大会，成为TPP第12个参与国。2016年2月4日，TPP协议正式签署，日本与美国的联盟全面强化。其次是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普天间机场位于冲绳县宜野湾市，是美国驻日海军基地，拥有长达2800米的跑道，目前配备着以直升机部队为中心的70多架飞机。冲绳岛居民多次因美军基地制造噪音和美军士兵犯罪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美军撤离该基地。1996年日美政府经多年谈判达成协议：5至7年内美军全面返还冲绳普天间机场给日本。2005年，日美两国在日美军整编报告中确定将普天间机场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施瓦布军营沿岸地区。2006年的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确定普天间机场将在2014年关闭，建成新基地，同时约8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将迁移到关岛的新美军基地。然而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进展。2013年12月，日本冲绳政府正式宣布批准该县名护市边野古地区填海造地计划。普天间机场搬迁取得实质进展。日美同盟间最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有了突破。

总的说来，冷战后的日美同盟有过漂流，但双方很快就找到了巩固同盟的新基础。日本仍然将日美关系视为自己的外交基轴，并且以此作为自己在地区乃至世界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重要途径。

2.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谋求早日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曾经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冷战结束后，日本在表达这一愿望时，逐渐从间接方式变为直接方式。1992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调整安理会职能和成员构成的要求，暗示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4年9月27日，日本副总理兼外相河野洋平在第四十九届联大上宣布：日本准备“在得到许多国家赞同的情况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负起责任”，正式明确地表明了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日本外务省官员宣称，“谁出钱，谁就应该有决定权，这是做生意的普遍规则”，“没有日本参加的安理会缺乏可信性。”明显显示出日本财大气粗，不可一世的派头。此后，日本将其作为外交的主攻方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www.daowen.com)

首先，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所谓“敌国条款”，是指“二战”后，为防止侵略战争重演，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联合国宪章》中对日本、德国等战败国所订立的相关约束性条款。其核心内容是，如果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既包括准备，也包括实施阶段），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须安理会授权。该条款的存在成为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一大障碍。因此，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彻底摘掉战败国的帽子一直是日本联合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经过不断努力，1995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了重新考虑联合国宪章取消“敌国条款”的议案。尽管这一决定与日本最初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毕竟向前迈出了一步。进入21世纪后，随着“普通国家化”进程的加速，海外动用武力的可能性逐渐增大，日本政府又数次提起了废除“敌国条款”的问题。

其次，积极推进联合国改革。1993年，日本建议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由现在的15国增至20国（后主张增至24国），并认为安理会新成员的资格标准应该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能对全世界施加影响”。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日本向联合国常任梦发动冲击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在于其否定、美化侵略历史问题的态度激起了亚洲国家的反感和国际社会的疑虑。1997、1998年的联大都没有就“扩大安理会”问题通过决议，日本的争常也陷入低潮。2005年，正值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日本企图以为联合国提供超额经费为由圆其入常梦，为此，日本还和德国、印度、巴西提出了一个以改革联合国安理会为宗旨的“四国提案”，但最终没有得到普遍响应而成为废案。2012年底，安倍晋三执政以后，重新调整日本的外交战略，继续把推动安理会改革，促使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作主要的外交战略目标加以推进。

最后，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日本联合国外交的核心目标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简称“PKO法案”），从法律上确定自卫队可在境外执行联合国授权或主持的国际维和行动。此后，日本先后向安哥拉、柬埔寨、莫桑比克、萨尔瓦多、阿富汗、伊拉克、海地、南苏丹等国派出自卫队人员参加维和行动或执行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与和平斡旋。“9·11”事件后，日本自卫队打着“协助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号，向印度洋派兵，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联合国框架以外，派遣重型装备和大规模部队出国行动。2007年1月9日，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自卫队的基本任务也正式增添“国际维和行动”这一项。2011年“3·11”大地震后，日本经济受到较大影响，但其介入国际事务的热情丝毫没有冷却。总的看来，冷战结束后，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体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参与的行动数量“由少到多”；二是携带的武器装备“由弱到强”。

3.积极开展亚太外交，谋求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冷战后，随着亚太地区重要性的增加，日本调整了对外战略的重点，确立了“立足亚太”的战略方针。1991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正式提出，在亚太地区，“日本必须发挥中心作用”，这意味着日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在政治、安全领域也要更多地参与亚太事务，扩大发言权。

首先，加强亚太地区各层次安全合作。1993年1月，宫泽首相访问东盟四国，发表了题为《亚洲太平洋新时代及日本与东盟的合作》的演说，呼吁各国“制定未来和平与安全秩序的长远设想”，强调日本要积极参与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安全对话机制”，^[11]公开表明了日本欲在亚太安全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愿望。其后，日本主动介入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纷争，竭力促进这一地区在各个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并力图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迄今为止，日本同亚太各主要国家都开展了不同程度和内容的安全合作交流。日本同美国的交流主要是提高安全保障合作的有效性以及协助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方面的合作；同韩国的交流包括协商防止飞机突发事故问题；同俄罗斯的交流重点是提高海上救助的合作问题；同澳大利亚的交流讨论加强配合美国东亚战略方面的合作；同东盟国家主要是进行区域内军事形势和防卫政策的交流。“9·11”事件后，日本加快在外交、安保领域的双边战略对话，同中、美、韩、俄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恢复和加强了副外长级磋商，密切在反恐对策方面的合作。在朝鲜核危机中，日本更积极同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开展多边安全对话，寻求解决方案。

其次，积极构建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体系。日本在冷战后出现了重视亚洲的倾向。但是这一地区对“二战”的历史记忆犹新，对日本的侵略历史心有余悸，日本的政治、军事作用极易遭到反对，而日本作为主要资金、技术供给国却受到欢迎。日本利用经济优势，扩大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和官方援助，转移相对落后的产业，并逐渐扩大对该地区产业制成品的吸收作用，已同该地区国家形成密切的经济联系。20世纪90年代初，亚洲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东亚各国在日本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外交更加活跃主动。2002年小泉纯一郎首相在访问新加坡时提出建立日本东盟“共行共进的共同体”计划，其目的是要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取得主动权。作为小泉的继承者，安倍晋三更加着力经营亚洲经济合作。2013年1月，安倍首相提出亚洲五原则，其要点是积极推动日本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促进投资，拉动日本经济的复苏。为此，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安倍首相密集出访亚洲各国，大搞金钱外交，其目的有三重：一是经济考量，通过积极参与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日本经济的发展，缓解日本经济低迷的压力；二是能源安全考量，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能源丰富，日本通过密切与亚洲各国的关系，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三是外交考量，作为美国的盟友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和技术转让对于改善日本与亚洲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近年来，一些亚洲国家在积极吸引日本投资的同时，对日本扩大在本地区经济、政治作用的愿望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有的东南亚国家从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变化考虑，希望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综观冷战后日本外交的发展，可以看出，日本外交始终面临着处理好联合国外交、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三者之间矛盾的困境。日本既要当政治大国，又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采取了一味追随美国的“小国外交”姿态，既降低了其国际形象，又构成了其走向政治大国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