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美国全球战略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谋求“单极统治”的目标更加明确。

1.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

1990年8月23日，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发生不久，布什总统与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于缅因州肯尼巴克港讨论美国的因应措施时，提出了“寻求世界新秩序”这一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新概念。9月21日，布什就海湾战争向美国国会发表题为“迈向世界新秩序”（Toward A New World Order）的演说，首次对外公开其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他宣称：历时40年的冷战终于结束，在此基础上可以开始建设一个新世界。在新世界中将没有东西方、南北方的区别，各个国家都能繁荣、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此后，布什在各种场合对他的世界新秩序进行解释和补充。归结起来，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强调美国的领导作用。布什多次强调，在未来的世界新秩序中，美国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美国同时具有道义上的声望，也具有维持这一声望的物质力量”。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美国要借用“世界新秩序”这一工具为冷战后的世界确立一套各国共同遵守的、由美国掌握并根据美国利益进行评判的国际安全行为规则，以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再创“第一个美国世纪”。其次，要用美国的价值观念改造世界。当时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劳伦斯·S.伊格尔伯格即明确将自由与民主视作美国版“世界新秩序”的“两大支柱”。布什本人更是踌躇满志，1991年8月13日，布什政府向美国国会递交了1991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布什在递交这一报告时发表了声明，强调要按美国的价值观念来建立“世界新秩序”。他声称，美国国家战略的重点不仅在于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的利益，而且在于帮助建立一个能使美国的价值观念“不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得以发扬光大”的世界。

第二，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府间组织，在维持世界和平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普遍的权威性。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牵制，极大削弱了联合国的作用。冷战后，导致出现全球性对抗的因素消失，安全挑战呈现出地区性、分散性及非意识形态化特点。海湾战争中，美国利用联合国取得了安理会的明确授权，保证了干涉行为的合法性，鉴于这一成功事例，以维持“世界秩序”为己任但又甚感力不从心的布什政府，在其全球战略构想中重新赋予联合国以重要使命，期望联合国可以集聚国际社会的力量，阻止并击败侵略行为，从而尽可能地减少美国主导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外部阻力。

第三，发挥盟国作用。苏联的解体，大大减轻了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分量，盟国内部面临凝聚力下降的局面，而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对美国的领导作用更是一大挑战。面对冷战后的新局面，美国政府深感维持领导地位的艰难及与盟国合作的重要性。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与其西方盟国一再讨价还价，施加压力，“我们准备承担我们的份额，并做出额外的努力，但我们必须坚持让其他国家也支付他们那一份”。最终美国只负担了20%的战争费用，大大缓解了其经济压力。因此，布什政府特别强调：“我们对外政策的第一点仍然是同盟国和友邦加强团结。我们安全的稳定基础将继续是同与我们有共同的基本道义观和政治价值观以及安全利益的民族做出共同的努力。这些通过联盟而同我们有紧密关系的俄国将继续是我们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亲密的伙伴。”

第四，与苏联合作。通过这种“合作”，一方面使苏联正在进行的国内改革不致发生逆转，并尽快加入一个“和平、自由和繁荣的国际社会”，确保苏联难以再次对西方形成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合作，确保苏联在未来类似海湾战争一类的危机中积极同美国进行“合作”，成为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支持性力量。

总之，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是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改变的背景下，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目标进行调整和重新定位。其主要内容是依靠联合国和盟国，制止侵略，和平解决争端，实现国际社会的稳定，把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推广到全世界，促进各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看起来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其中实际上依然包含了大量现实主义的成分。对于布什来说，重视联合国作用决不意味着美国将在危机时期或是危机之后的任何关键问题上把重大利益的决定权交给联合国，不会过度重视美国行动能否得到联合国的认同。强调发挥盟国的作用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2.克林顿的全球战略

1993年1月，民主党人克林顿入主白宫，在克林顿执政的8年当中，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了更大的调整和发展。克林顿明确提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支柱，即促进美国经济安全、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和促进民主。

“参与和扩展”　在三个支柱的基础上，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正式推出“参与和扩展战略”。所谓“参与”，主要是指面对变化中的世界事务，美国“不仅要参与，而且要领导”，为此，美国需要保持干预海外地区冲突的军事能力，维护现有的安全同盟，在经济上执行强有力的政策，以确保美国的海外市场，同时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所谓“扩展”则指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根据扩展战略，世界各国被划分为四种类型：核心国家、新兴民主市场经济、逆潮流而动的国家（backlash states）、需要人道干预的地区。美国对不同类型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参与和扩展战略与冷战期间的遏制战略相比，其霸权色彩更加浓厚，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的图谋也愈加明显。

“塑造—反应—准备”　1997年5月，美国发表了《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参与和扩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的全球战略新构想。“塑造”指美国不仅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更要积极地改造环境，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防患于未然。“反应”指提高防止和应付各种局部冲突的军事能力，特别要准备好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地区战争。“准备”指立即着手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塑造—反应—准备”战略构想的提出，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过程中推出的一个重大举措，它既是对“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有力补充，更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已完成了“冷战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转型，将着眼于21世纪，以更加灵活多样和富于进攻性的手法参与国际斗争。

不管是参与和扩展战略，还是塑造—反应—准备战略，克林顿政府都着意强调美国的领导作用。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所言，克林顿的战略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必须在各个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那么，如何实现并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呢？依照克林顿政府的战略设计，关键是要在三大领域建立起牢固的战略“优势”：

第一，在安全领域，积极推行“预防性防务”（preventive defense）战略，全力建构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以确保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克林顿政府认为冷战后美国面临的威胁更具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为此，克林顿政府提出“灵活与有选择参与”战略，以“预防性防务”为主线，突出在和平时期加强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力图控制或消除冲突，阻止潜在威胁上升为现实威胁。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两洋战略”，即在大西洋，积极推动北约调整战略及北约东扩；在太平洋，强化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同盟体系，调整对华政策，把中国视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7]的主要争取的合作对象。

第二，在价值观领域，努力向全球“扩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上台之时，恰逢冷战结束、“历史终结论”躬逢其盛之时，于是正好继承老民主党人的衣钵，明确地将“全球民主化”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这表明美国决心以更大的力度和规模在全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经模式。突出体现在公开支持俄罗斯转型上。巩固“民主成果”，确保俄罗斯民主进程不发生逆转是美国“促进民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认为俄罗斯正在经历的是改革派和强硬派的对决，以叶利钦为首的改革派在积极推动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经济，要同苏联的遗产决裂，与之对立的强硬派则是抵制改革。克林顿政府决定对改革派以及时和有效的援助，公开站在了叶利钦一边。1993年，美国和七国集团允诺的援俄总额共430亿美元，这在几十年的美苏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在经济领域，通过实施“确保优势战略”，奠定美国对世界经济持久的领导或支配地位。具体表现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力争主导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发展方向。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筹建是克林顿经济外交的一大表现。1992年12月，美、加、墨三国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Agreement，简称NAFTA）。克林顿上台后，继续这一进程。1994年12月，在克林顿的积极推动下，召开了有34个国家参与的首届美洲首脑会议，就自由贸易建设通过了《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确定筹建美洲自由贸易区。1998年的第二届美洲首脑会议上，宣布正式启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承诺在2005年前取消关税，最终建立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www.daowen.com)

3.小布什的单边主义

2001年1月，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与克林顿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相比，布什政府更加倾向于单边主义，格外强调实力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对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方针和“先发制人”的进攻性军事战略占据主导地位。

第一，奉行单边主义政策，谋求建立美国霸权地位。按照美国学者理查德·N.哈斯的解释，所谓“单边主义”，是“美国参与世界事务时采取的方法之一，其特点是尽可能地不让其他国家或组织参加美国的行动。一般来说，如果同盟体系要和谐、平稳地发挥作用，各国之间必须相互作出妥协和让步，但是单边主义者对此却极为反感，不仅如此，它们还反对赋予国际组织实质性的权力”。“9·11”恐怖袭击事件为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提供了条件和机遇，美国愈发咄咄逼人。2002年9月出笼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声称要“维护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防止一个强大对手的崛起，根据美国的原则与利益塑造国际安全秩序”。这表明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目标是“统治”而不是“分享”世界，是要建立单级独霸的世界霸权体系。为此，布什政府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一意孤行，将一国利益置于国际社会的利益之上。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退出反导条约、2002年抛出“先发制人”战略、2003年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等都反映出美国无所顾忌、独霸世界的单边主义图谋。

第二，注重美国本土安全，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将“捣毁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武器制作材料的恐怖主义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视为美国“最迫切的任务”。也就是说，最重要的目标必须是绝对确保不可能再对美国本土发动袭击，特别是核、化学或生物武器的袭击。为达到此目标，布什政府以对恐怖主义的态度为线，将全世界划分为敌我两个阵营。2001年12月布什重提“无赖国家”，指出“无赖国家就是给恐怖分子提供生化、核武器的根源”。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布什又制造了“邪恶轴心”这个新概念，把那些“支援恐怖分子的政权”形容为“邪恶轴心国”，并将伊朗与伊拉克和朝鲜列入其中。5月21日，美国国务院为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叙利亚、苏丹等七国贴上了“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标签。为打击这些国家，布什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布什称“依靠防御是无法取得反恐战争胜利的”，因此“我们必须向敌人开战，粉碎他们的计划，并勇敢地面对正在形成的最严重威胁”。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在新的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应使用武力“消除这些威胁”。布什政府声称先发制人发动攻击是美国确保安全的唯一选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走上了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那就是战斗的道路”。

第三，以反恐为借口，推行美国民主。美国认为自己负有历史使命来拯救全人类，并以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美国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权，才能彻底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才能使经济和社会民主更加发展。美国的任务就是在这些国家推广民主，使这些国家变为人道的民主国家。为此，2003年3月，美国未经联合国同意，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意在控制中东石油，在中东推行美国式的民主，按照美国的意愿塑造中东地区新格局，影响国际政治。

总的看来，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更加强调实力、强权、武力和单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上以单极否定多极，以对抗取代合作，违背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本质要求，在实践中推行的成本和代价也非常大，因而在实践中遭到愈来愈多的批评与反对。

4.奥巴马的全球战略

2009年1月20日，民主党人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正式就任第44任美国总统。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摆在奥巴马面前的是日益严峻的内外形势：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出现僵局、印巴关系剑拔弩张、巴以冲突不断升级、伊拉克出现多国撤军浪潮。而美国国内则面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经济异常萧条。据调查，70%以上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的方向错了，举国上下，人心思变。奥巴马顺应民意，受命于国家危难之时，他遴选美国政坛的精兵强将，组建了强有力的经济和外交团队，决心振兴美国的经济，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强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经济上，面对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奥巴马政府一改布什时期把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界定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的做法，把应对金融危机和复兴经济作为奥巴马政府的最优先议程。为刺激经济复苏，奥巴马政府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复兴计划，包括减税退税、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立新的政府医疗保险计划等。

在对外政策上，奥巴马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大幅调整。调整的目的是要以多边主义的方式，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以消除布什政府8年来外交失误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美国在全球的形象，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地缘政治重心向亚洲太平洋倾斜。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其发表的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未来的政治取决于亚洲，而不取决于阿富汗或伊拉克，而美国自然将是此举的中心。随着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和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在过去10年，我们为这两个战区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在未来10年，我们对在何处投入时间和精力需要做到既有灵活性又有系统性，从而使自己置身最佳地位，以保持我们的领导作用、确保我们的利益并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因此，美国未来10年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一项使命就是锁定于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及其他方面的投入。”为此，以“太平洋总统”自诩的奥巴马积极介入亚太地区事务，以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权：全面提升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不仅启动了美国—东盟首脑峰会机制，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为东盟撑腰，还进一步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伙伴关系；利用韩国“天安号”沉没事件，强化了对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变化的宏观调控和主导权；强化了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加大了中、朝、俄的战略遏制；通过向阿富汗发动新攻势，强化了美在中亚和南亚的存在，尤其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形成了战略制约。

第二，撤离伊拉克，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截止到2008财年，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已经花费了5300多亿美元。这几乎相当于布什留给奥巴马的财政赤字。鉴于美国的经济状况，奥巴马在竞选中一再承诺，如果当选，将在16个月内从伊拉克撤出全部战斗部队，并且不打算在伊拉克建立军事基地。2011年12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签署官方文件，正式结束伊拉克战争。当天早些时候，最后一支美军车队离开伊拉克进入科威特境内。至此，美军已完成撤离伊拉克的整个计划。伊拉克战争于2003年爆发后，驻伊美军人数最多时达17万，在伊全境设有505个军事基地。这场战争造成大约4500名美军士兵死亡、超过10万伊拉克人丧生。受伤者更不计其数。

美国撤离伊拉克后，专注于在阿富汗反恐。2001年10月7日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了代号为“持久自由行动”的军事打击，阿富汗战争正式拉开帷幕。这是一场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对外战争，虽然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并在2011年5月成功击毙了拉登，但美国也付出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开销和近1800名士兵生命的沉重代价。令美国更为郁闷的是，以美国和北约的强大战争机器，至今竟无法宣布取得阿富汗战争的最终胜利。2011年6月22日奥巴马统宣布阿富汗撤军时间表，计划在2014年实现全部撤军。然而，在阿富汗局势尚不明朗、安全依然堪忧的情况下，美国的撤军计划一拖再拖，2015年10月，奥巴马宣布再度放缓从阿富汗撤军计划，将在2016年后在阿富汗驻留5500名美军士兵。

第三，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奥巴马反对布什政府时期在国外强制推行民主以消除恐怖主义的做法，但他建议制定一个全面的指导国家构建和促进民主的计划，通过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建立其他新的机构，来帮助解救和重建非洲、亚洲和中东的所谓“失败国家”。为了同全球贫困作斗争，奥巴马保证要在2012年把美国的对外援助翻番，达到每年500亿美元。他计划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进行投资，并打算到2020年时帮助建立起个“全球医疗基础设施”来同传染病作斗争，还打算建立个20亿美元的全球教育基金。但奥巴马的对外援助政策又是以人权为目的和先决条件的。奥巴马坚称“未来对伊拉克的任何援助都应当基于人权的表现”，在援助的同时，“要打击反人类的种族灭绝”。由此可以看出，奥巴马在坚持促进美国民主、人权方面与其前任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渠道更加多样化，手段更加温和而已。

总的看来，尽管奥巴马强调要以多边主义取代布什的单边主义，但是布什和奥巴马的外交理念和政策目标有明显的共性：即坚持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坚持加强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坚持促进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