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权力结构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也正处于过渡时期。美国霸权力量迅速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强大的经济实力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由衰退到复兴,再到衰退的历程。苏联垮台之初,正是美国内外交困之际,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所创造的奇迹已经消失,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期”。美国同其主要竞争对手的经济实力差距正在缩小。1989年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2.5%,同期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7%和3.9%;1990年美国仅为1%,而日德分别为6.1%和4.2%。“衰落论”成为当时许多美国人的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自1991年3月战后第九次经济衰退结束以来,美国经济迅速复苏,直到2001年3月,美国有关部门正式宣布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经济扩张达122个月,成为战后以来最长的增长期。这使得美国重新赢得了高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优势。这次经济增长呈现“一高三低”罕见状态,即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财政赤字都控制在较低水平。从1993年一季度到2000年二季度,美国实际GDP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核心通胀率维持在2%~3%,失业率维持在5%以下的水平,长期的财政赤字状况也在1998年出现转折,联邦预算自1969年以来首次出现盈余。由于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这种状况,因此某些经济学家就将其命名为“新经济”。
新经济现象之所以能够维持整整10年,主要依靠三个条件:一是信息技术革命。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不久,积极倡导“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并强调说这是美国保持在世界经济中领先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有估算说,20世纪90年代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二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美国新经济得以繁荣的重要条件。对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无疑意味着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通过这个市场,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降低获益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并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三是有效的宏观调控。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政府干预的经济措施:把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作为其重要的施政目标,把干预的重点放在促进投资和削减则政赤字上。在对外贸易上,政府力求减少外贸逆差,争夺海外市场,以实现“振兴美国经济”的目标。
在“新经济”的推动下,美国的GDP从1990年的67 079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3 185亿美元,飙升近3万亿美元。其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24.2%上升到2000年的30%。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IMD)的年度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美国新经济期间从1994年开始至2001年,其国际竞争力连续排名第一。
2001年11月28日,美国权威机构——全国经济研究局正式宣布,美国经济于2001年3月陷入衰退。曾令世界瞩目的美国“新经济”长达10年的持续繁荣随之结束。随后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更是雪上加霜,使美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当年经济仅增长0.3%。所幸的是,由于当时的小布什政府迅速采取了政府补贴、减少个人所得税和连续大幅度降息等措施,美国经济列车得以迅速摆脱阴影并重新加速。资料显示,在2002~2006年中,美国经济分别年增2.45%、4.3%、4.4%、3.2%和3.3%,年均增幅为3.53%。[5]然而2007年爆发的次贷风暴以及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机再次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资料显示,2011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率只有0.8%,为2009年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然而,尽管次贷风暴引起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发展,但并没有对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构成巨大打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国际竞争力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博弈论与数量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于2012年1月发布的“2010~2011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评价排名”报告中,美国仍然名列前茅。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再次进入快车道,尤其是2014年第三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5%,创2003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快增速。
美国经济实力有着恒定的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和地缘位置的优势为基础,国土幅员辽阔,人口总数大而密度低,这些都是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美国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体制、技术、金融货币等方面的优势仍在延续。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GDP占世界GDP总量一直维持在25%~30%,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欧洲和日本,是举足轻重的领导力量。强大的经济实力构筑了美国霸权扩张的物质基础。
2.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具有超群的军事实力和无可比拟的全球投送能力。美国的军费开支一直保持在一个大规模基础之上。冷战期间,从1945年到1989年,美国军费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6%。克林顿上台后,美国削减军费的幅度较大,1999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比1990年下降了28%。[6]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又有所回升。1999年为2709亿美元,2000年为2889亿美元。小布什上台后,2001~2002年财年国防预算增加为3100亿美元,后来因发生“9·11”恐怖袭击,实际支出大大超过这个数目。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美国军费开支在2002年激增了10%,总额达到创纪录的3357亿美元。此后,美国军费开支年年剧增。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6年4月发布的全球军备开支年度报告称,美国2015年军费开支为5960亿美元,占全球军备开支份额的36%。(www.daowen.com)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多次裁减军力。美军总兵力从1989年的213万人压缩到当前的140多万人。在美国军费、战略核武器和兵力都有所削减的同时,它在海外的驻军也急剧减少。“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存在几乎遍及全球,它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军事基地曾达5000多个(其中近半数在海外)。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驻在国人民的反对,美军事基地的数量大大减少。目前美海外军事基地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30万人;本土基地871个,其中海军基地242个,空军基地384个。美军姿态由前沿部署转变为前沿存在,牢牢掌握着对世界主要战略区域的控制。
3.无可比拟的软权力
所谓软权力,是指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1989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出版了《注定的领导》(Bound to Lead)一书,对“美国衰落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认为,即便是承认美国的相对实力确实不如“二战”刚刚结束之时,但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教育和科技体系,最具有吸引力的多元文化、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种新型的“软权力”是美国在未来世界政治中制胜的法宝,21世纪的美国仍将“注定领导世界”。正是在这本书中,奈首次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以此来分析国际政治中权力性质所发生的变化。美国的软权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文化吸引力:美国文化是软权力的重要源泉。美国的“可口可乐文化”“好莱坞文化”“迪斯尼文化”“音乐电视”(MTV)在全球无孔不入的渗透,美国主导着全球信息传播,其新闻媒体的全球影响力远非他国可望其项背。正如奈所说:“不管我们做什么,美国的大众文化都具有全球影响。好莱坞、有线电视网和互联网的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宣传自由、个人主义和变革(还有性和暴力)。笼统地说,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软权力——即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
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美国标榜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世界政治话语中占据着强势地位。“天赋使命”的神话与“美国第一”的传奇,这不仅是美国人的精神动力,也是美国软权力的最高形态。冷战结束后,有相当一批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弃了原来的社会体制,转而采取美国倡导的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对这些国家来说,美国是一种必须学习的榜样,是一种值得跟进的楷模,尽管没有一个国家具备美国那种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历史与现实基础。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以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卫士和代言人标榜自己,及至举起“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旗在全球颐指气使,推行强权政治和文化侵略。
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美国一贯重视在国际上制订有形或无形的法规、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力图操纵现存的国际组织,按照美国意愿和利益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冷战后美国更加紧监督执行或组建、参与国际机制,如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导弹技术控制协议、知识产权协定、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并力图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来发挥作用,可以部分弥补美国实力的缺陷。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几个决议基本体现了美国的意图。国际社会最终也不得不默认其对伊军事占领,而几乎没有国家站出来质疑或谴责。而这正体现了美国对国际组织和新闻媒介的巨大影响力。
冷战后美国“软权力”膨胀,大大增强了其军事、经济等“硬权力”的威力。美国霸权不仅具有强大的物质上的威慑力量,而且还具有无所不在的精神上的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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