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从起飞阶段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日本开始作为经济大国崛起。随着经济大国目标的实现，羽翼渐丰的日本在继续加强日美关系的同时，努力谋求实现日美关系对等化，并通过开展积极的“经济外交”逐步增强日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1.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经济腾飞

1960年7月，池田勇人内阁成立。池田作为“吉田学校”的优等生，长期在大藏省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济的实践经验。池田上台前后，正是日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因此，池田勇人在国内政治中采取“低姿态”，提出“宽容与忍耐”的口号。为了将国民视线从政治引向经济，池田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9月3日，内阁会议决定“为在十年内使国民收入倍增，必须努力使今后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9%”。^[18]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规定的目标是“十年内使国民收入增长一倍”，为此，测定年平均增长率为7.2%。实践证明，后来十年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最终年份是1970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年均达10%左右，其中1963年就达到了12.5%，1964年达到10.6%，1966年达到13%。计划实施的十年内，日本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16倍，国民收入增长4.1倍，人均收入十年内增长3.62倍。

池田内阁在这一时期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进口贸易自由化政策。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国内希望开放体制以引进资源和技术的要求急剧增加，美国也强烈要求日本实行进口贸易自由化。1961年9月，池田内阁发表《贸易、外汇自由化促进计划》，到1964年4月，日本的贸易和汇兑自由化比率达到93%。贸易、外汇自由化对进一步促进日本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先后从经济衰退中挣脱出来，实现了经济繁荣。这种国际性的经济繁荣对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使日本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196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883亿美元，在美国、西德、英国、法国之后，居资本主义世界第5位。到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419亿美元，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国内外对日本经济成就的肯定及其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日本国民开始扫除战后以来的自卑感和悲观宿命论，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大为增强。

2.既依赖又竞争的日美“伙伴关系”

池田内阁的外交政策仍然以日美关系为基轴。日美两国政府在修复因“安保斗争”而受到不利影响的双边关系上表现了积极的姿态。1961年6月22日，日美发表联合声明，第一次明确强调两国的“平等伙伴关系”。与岸信介内阁注重安全保障相比，池田所谋求的平等伙伴关系更加侧重在经济方面。1965年1月，佐藤荣佐率团访问美国，14日发表的《佐藤—约翰逊联合声明》进一步强调加强日美协调机制，建立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南方在内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提出，意味着日本在日美关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也意味着日本将在亚洲发挥更大的作用。整个20世纪60年代，日美关系表现为既依赖又竞争的“伙伴关系”状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www.daowen.com)

冲绳问题的解决　冲绳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1945年6月23日，美军占领了冲绳岛，并在冲绳建有120多处军事设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冲绳人民就掀起了反对基地、要求回归祖国的斗争。岸信介内阁迫于压力，也曾向美国提出要求归还冲绳，但遭到美国拒绝。1965年1月，佐藤就任首相后初次访美，提出归还冲绳的要求。美国政府表面态度强硬，但由于冲绳人民不满情绪的日趋激烈，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在冲绳政权归还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条件是日本更明确地承担起在远东战略中的责任。1967年11月，佐藤首相第二次访美，再次就冲绳问题与约翰逊会谈，在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在两三年以内”归还冲绳。此后，日美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决定于1972年归还冲绳并撤除核武器，但归还后的冲绳美军基地职能不变，因为该基地不仅是为了防卫日本，而且也是为了确保远东的安全。1971年6月17日，日美两国在《日美关于琉球群岛、大东群岛的协定》上签字。根据协定，美国将冲绳的施政权归还日本。次年5月15日，归还冲绳协定正式生效。至此，冲绳在历经27年后归还日本。

日美贸易摩擦频繁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经济力量相对削弱，国内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都趋于恶化。与此同时，日本在“贸易立国”“经济外交”的口号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是战后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日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使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生变化。从1965年开始，日本对美贸易扭转了经常逆差的局面，出现了1亿美元的出超。其后，黑字幅度不断扩大。这种状况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一方面强烈要求日本废除进口限制，开放市场，以消除日美间的贸易不平衡，另一方面对日本电器、汽车等商品加征“反倾销税”及“进口附加税”。对此日本针锋相对，也对美国的农产品、化工产品等加征进口税，从而使两国贸易摩擦频繁。在这一背景下，整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日美之间在政治上由于冲绳问题的解决而加强关系的同时，在经济关系上却趋于紧张，尤其是1969～1971年，围绕日本毛纺织品及合成纤维制品的对美出口问题，展开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所谓“纤维大战”。

3.尚未解决的战后处理问题

日韩关系正常化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1948年8月，在美国策划下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韩国政府。美国从其战略需要出发，督促日本与韩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其授意下，1951年10月20日，日韩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正式开始。然而，由于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使得韩国人民反日情绪强烈，“二战”后日本对韩国的民族优越感犹存，以致谈判始终未能达成协议。1961年5月，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执掌韩国政权。新政权除了依赖美国外，还迫切需要日本的经济援助来稳定国内经济形势。这就为日韩关系正常化扫清了障碍。1965年6月22日，日韩双方代表在东京首相官邸正式签署《日韩基本关系协定》，实现邦交正常化，12月18日，双方在汉城交换批准书，并宣布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日韩邦交正常化为两国经济关系迅速发展开创了有利条件，经济关系的强化又为维系两国外交关系提供了稳固的基础。

一进一退的日中关系　与日韩关系的战后处理有了一定的成果相比，处理日中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结果。受冷战的影响，战后日本一直未能开展与中国的正式外交关系。池田上台后，意识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池田政府采取了“政经分离”的方式来扩大日中间的贸易往来。1962年11月，日中签署《日中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的、积累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两国的民间贸易”。由于备忘录的签字者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分别为L和T，因此也通称为“LT贸易备忘录”。“LT贸易备忘录”的签署，促使日中经贸关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半民间、半官方的性质，意义重大。然而，1964年11月上台后的佐藤荣作政府采取明显敌视中国的态度和举措，日中关系陷入僵局。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美国因素的制约。佐藤内阁为尽快解决冲绳问题，在对华关系上不得不从属于美国。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因越南战争的升级而日益紧张之际，日本政府将提高国际地位的筹码押到美国一边，对中国逐步采取对抗政策。二是开始于1966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对外关系造成混乱，中日关系适逢其难。

日本与东南亚关系　关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战后处理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基本得以顺利解决。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开始将经济援助作为对东南亚外交的积极手段加以运用。从数额来看，1965年以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金额急剧增加，1965年为2.437亿美元，到了1970年达到了4.58亿美元。^[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