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吉田路线与经济的全面恢复

1949年1月日本大选后产生的吉田内阁是战后日本第一个长期执政的保守政权。其时，正值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大力扶植日本经济复兴之际，吉田内阁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为日本统治阶级选择了一条争取国家独立、复兴经济和巩固保守政权的道路，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保守本流”的吉田路线。这条路线概括起来就是“重经济、轻军备”，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下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经济。这一路线的确定与实施既保证了优先复兴经济的目标顺利实现，又巩固了日本的保守统治。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为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在美国的支持下，1952年8月，日本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1954年6月，日本正式加入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1954年秋，美国政府开始明确承认经济复兴优先于重整军备的吉田路线；1955年9月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从此，日本正式得以主动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等的多边经济活动。截止到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51年增长了37.4%，是1946年的2.16倍；工矿业生产比1951年增长了53.5%，是1946年的5.5倍；农林水产业增长了34.8%，是1946年的1.73倍。^[15]

日本仅用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战后经济的恢复与重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优先发展经济的国内政策。从国际环境来看，1953年以前是朝鲜特需经济给日本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1954年随着特需经济的消失，日本经济陷入萧条。此时，国际局势走向缓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开始回升，经济恢复景气的美国“雪中送炭”对日援助。这样一个客观环境，为日本经济恢复和增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国内政策来看，战后初期，日本整个国家经济已陷入瘫痪，民不聊生。严峻的国内形势，促使日本当局把经济的重建和现代化建设作为其时核心的任务。为了使日本能够尽快地得到复兴、回归国际社会，吉田茂选择了以经济中心主义政策和追随美国的外交战略为主体的“吉田路线”作为重建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此战略同美国后来的远东战略相谋和，因而加速了日本复兴的步伐。

2.日本加入联合国

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日本迫切需要加强同国际社会的联系。虽然通过媾和条约，日本得以回归国际社会，但是日本外交还有很多课题需要解决，其中之一就是与苏联恢复邦交问题。在法理上说，由于单独媾和，日本与苏联还没有结束战争状态，苏联国内还有许多被俘的日本人。而且，日本要加入联合国，还需要苏联的支持。1954年12月，鸠山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决意修正吉田时期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改善对苏关系。1956年10月7日，鸠山一郎率团访苏，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谈判，10月19日双方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宣言，宣布结束日苏战争状态，苏联释放和遣返被扣留日本人员，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等。日苏联合宣言的签订，为日本加入联合国扫清了道路。1956年12月18日，在联大第十一次会议上，日本加入联合国，成为第80个会员国。1957年10月，日本取代任期已满的菲律宾，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日本结束国际孤立环境，重返国际社会。此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方针，成为日本历届政府的基本外交原则之一。(www.daowen.com)

3.岸信介与对美政策调整

1957年3月，岸信介组阁。岸信介是战后日本政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曾在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岸信介执政的三年多时间，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实力迅速增强时期里。经济的增长和政治上加入联合国，极大增强了日本国民的自信和自主意识，要求改变吉田茂时期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呼声较高。1957年9月，岸信介内阁发表的战后第一本《外交蓝皮书》，提出了战后日本外交的三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以及“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旨在通过联合国及与自由主义各国的协调，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同时，通过亚洲外交，使日本经济重返东南亚，并进而以经济为手段影响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政治，充当亚洲的盟主。然而，日本对这三个原则也未采取均衡态度。岸信介内阁最重视并且取得成就的是“与自由主义各国的协调”，特别是与美国的协调，其表现就是安保条约的修订。

岸信介上台后，将实现日美关系对等化作为其目标，而修改片面的、不平等的《日美安全条约》就成为其重要步骤。1957年6月16日，岸信介率团访美，21日，日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1951年的安全保障条约在本质上是暂时性的”，双方“无意使其永久存在”。^[16]这是美国第一次承认安保条约是一个临时性的条约。另外，两国宣布将“日美新时代”作为两国关系的方向。1958年6月12日，日美两国就修改安保条约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经过25次会谈后，1960年1月19日日美两国政府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条约》。与旧条约相比，该条约删除了“内乱”条款，提高了日美的“对等性”，赋予日本方面较多的自主性。对此，日本政府高度评价说，“安保条约”的修订，说明日美关系已进入了“新时代”，即“进入了双方作为真正对等的国家，建立起了从具有自由的合作关系的时代”。^[17]然而条约上的平等易得，实际上的平等却难以实现。况且这种条约上的平等并不等同于消除了日本对美国实际上的依赖关系。相反，从新约的性质来看，它并不是像日美两国政府所标榜的那样为防御性的，而依然是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

新安保条约的签订与当时世界上国家要解放、民族要独立的运动背道而驰，违反了世界潮流，不仅遭到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反对，在国内也引起了广大日本民众、在野党甚至自民党内部的强烈抵制，广大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请愿、罢工、罢课，反对派议员也向岸信介提出种种质疑，国内形成了反对日美安保体制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1960年5月19日，围绕“新安保条约”的审议问题，国会大乱，警察冲进国会，驱逐反对派议员。但岸信介政府一意孤行，1960年5月20日，众议院全体会议在社会党、民社党、共产党和自民党反主流派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新安保条约”，并于6月19日零时自然生效。6月23日，日美双方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同时，岸信介在一片反对声中宣布辞职，原定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访日计划也被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