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共体与美国、苏联的关系

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苏联、美国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对其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

苏联从冷战的角度出发，把欧洲经济共同体看作是为北约战略目标服务的集团，对其成立抱反对和敌视态度。《罗马条约》签字后，苏联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指出由于内部矛盾不可克服，断言欧洲经济共同体将土崩瓦解，必然“加快资本主义自我灭亡的过程”。出于这种认识和结论，苏联在欧洲共同市场成立后，采取漠视态度，不与其发生联系，也不准东欧国家与它打交道。但随着共同市场的发展，苏联不得不改变策略。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打着“发展双边关系”和“全欧经济合作”的旗号，发展同西欧国家的经贸关系，谋求西欧的资金、技术。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苏联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没有实质性变化，苏联继续在欧洲推行扩张战略，力图通过东欧向西欧渗透。苏联坚持不正式承认欧洲共同市场，而共同市场也对苏联存有戒心，两者的关系处于相互矛盾、相互利用的状态。

美国一开始对欧洲的联合持积极的态度，因为一个联合的西欧能够发挥更大的对抗苏联的作用，但同时，美国也担心一旦西欧力量强大后会脱离美国的控制。1959年10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应支持六国欧洲一体化后说：“但是美国应发挥坦率的领导作用，以防止一种排他性的大陆主义的出现，这种大陆主义可能会变成一个对北大西洋地区其他国家进行歧视的工具”，“对于西方联盟未来最严重的内部威胁，是处于那种牺牲更广阔的大西洋集团观念的第三种力量看法的成长。”^[4]出于这种担心，美国特别强调西欧不能脱离西方联盟。然而随着力量的增强，西欧国家愈来愈不满足战后初期依附美国的局面，独立自主倾向日益加强，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表现为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随着共同市场的成立，美国迅速增加对西欧六国的资本输出，1957年投资累计数额仅为17亿美元，到1970年直接投资增加至117.74亿美元。美国以此对西欧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渗透，控制西欧的主要经济部门。西欧国家以牙还牙，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投资的领域进行限制，另一方面整合大企业与美资企业竞争。美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苏联扩张的威胁使得美国与西欧国家在政治、军事上仍然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

（二）英国加入与欧共体的扩大

英国的态度是最耐人寻味的。一开始，英国就对欧洲一体化持冷漠和超然的态度。英国作为西欧的重要一员，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既是其传统的政治文化使然，更与英国特殊的国情和推行的外交政策有关。首先，英国因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割开，鉴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英国对欧洲的传统政策就是维持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均势，游离于欧共体之外更有利于英国推行均势政策。其次，从经济角度来看，英国与西欧六国的贸易额在1957年仅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4%，而对英镑区的贸易则占44%。英国不愿意为了欧共体而损害它与英联邦的经济关系。最后，战后以来，英国政府长期遵循丘吉尔制定的“三环”外交政策，把英美特殊关系置于英国对外政策的首位，“对英国来说，英国对英联邦所承担的义务和它对美国的关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比起与欧洲大陆的联系似乎更为重要”。^[5]英国担心加入欧洲一体化会影响英美特殊关系发挥独立作用。基于以上考虑，英国政府于1955年11月19日正式照会西德政府，表示不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规划工作。

随着欧洲联合的发展，英国既担心自己会被就此排挤出欧洲大陆市场，又希望继续保留英联邦国家的特惠权。因此在1956年10月，英国首相艾登提出了建立大自由贸易区的计划。1960年1月4日，在英国的努力下，英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等七个国家签订《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公约》，即《斯德哥尔摩公约》，同年5月3日，该公约生效。七国以此建立一个小自由贸易区，称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该联盟只是一个工业品关税贸易联盟的组合，不包括农产品，而且成员国只要在12月前提出申请就可退出联盟。经过短短一年多的较量，七国联盟的成就根本无法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相比，1959～1961年，六国的工业生产增长26%，出口贸易增长42%，而七国不过分别增长了14%和20%。^[6]英国对欧共体的态度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961年8月9日，英国麦克米伦政府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此后10年间，英国先后共计三次申请加入，直到1971年，双方才达成原则协议，主要原因在于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法国从一开始就对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的诚意深怀疑虑。戴高乐说，那是英国阻止建立欧共体的企图失败后重新发动的进攻，“现在他们打算钻到内部来使这个组织陷于瘫痪”。^[7]英美特殊关系是法国拒绝英国加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法国深信英国加入欧共体就是美国派遣打入欧共体内部的“特洛伊木马”，美国通过英国来控制欧洲。这种局面一直到了1969年才有了松动。该年4月，戴高乐辞职，继任的蓬皮杜表示当条件成熟时，英国应该加入。1971年6月，欧共体就英国加入达成原则协议。1973年1月1日起，英国终于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国。同时参加的还有丹麦和爱尔兰。从此，欧共体成员国由六国扩大到九国。

（三）戴高乐独立外交

1958年6月，戴高乐临危受命，在退隐12年后再次组阁。1959年1月8日，戴高乐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戴高乐是一位具有鲜明民族主义特性的政治家。在他的思想中，经常起作用的是“法兰西的光荣”“法兰西的伟大”和“法兰西应该站在前列”。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重新执政的戴高乐领导法国走上了捍卫国家主权、恢复大国地位的独立自主之路。(www.daowen.com)

反对美国霸权　戴高乐对美国在大西洋联盟内颐指气使的政治领导地位极为不满。1958年9月14日，戴高乐向美英提出秘密备忘录，要求建立美、英、法三国的“指导机构”来处理世界事务，要与美国分享大西洋联盟的领导权。遭到拒绝后，法国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法美矛盾公开激化。1959年2月11日，法国宣布在战争期间其海军将不受北约的指挥；3月14日，法国拒绝将其地中海舰队的1/3交付北约统一指挥，并拒绝美国在法国本土储存核武器；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法国此举严重威胁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1963年，肯尼迪总统提出多边核力量计划，即由美国向北约提供一支核部队，配备有地面发射“北极星”导弹以及五艘载有核导弹的潜艇，直接隶属于北约组织。该计划的目的是要求法国放弃独立核力量，接受美国提供的导弹的保护。戴高乐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同年8月，法国又拒绝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成为核大国后，法国进一步采取了脱离北约军事一体化的行动。从1959年开始，法国逐步撤回在北约组织中的法国部队和军事人员，最终在1966年3月正式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法国此举严重冲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体系。

缓和苏东关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戴高乐主张“建立一种新秩序来代替冷战”，这种新秩序就是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其主要内容就是缓和与苏东关系。在戴高乐看来，法国与苏联在欧洲存在共同利益：抑制德国与削弱美国。1960年3月23日至4月3日，赫鲁晓夫访问法国，戴高乐在会谈中正式提出“缓和、谅解、合作”的对苏方针与“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设想。1966年，法苏建立大委员会，促进两国经贸发展。1966年至1968年，戴高乐相继访问苏联、波兰和罗马尼亚。这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开展了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法国此举，既获得了经济上的实惠，更是在国际冷战环境中树立了缓和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实现法德和解，推动西欧联合　在戴高乐看来，“将来会不会有一个欧洲，就要看在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之间会不会直接达成协议”。^[8]因此，戴高乐上台后加速了法德和解与合作的步伐。1958年9月14日，戴高乐与阿登纳在科龙贝双教堂村举行了第一次会晤。这是法德关系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晤。两国领导人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后，法德两国领导人开始了频繁的接触。1963年1月22日，法德两国政府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这是法德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的重要标志。法德结成联盟，也构成了欧洲联合的基础和推动西欧共同市场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

推行非殖民化，发展与第三世界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在亚、非、拉地区蓬勃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法国统治者为了维护旧殖民体系，采取了暴力镇压、间接统治、在部分国家妥协让步等措施，但收效甚微。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抗法斗争愈演愈烈。全世界人民对民族解放运动抱以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给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旷日持久的法属殖民地抗法斗争给法国带来了经济负担。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戴高乐政府认识到这种民族独立倾向已是大势所趋。从全局的战略利益出发，戴高乐主张收缩战线。首先是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在法国的退让下，1962年3月，法阿签订“埃维昂协议”，从而结束了历时8年的殖民战争。7月1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此外，除吉布提，法属殖民地和托管地在1960年前后也相继独立。这就是戴高乐的“非殖民化”。此后，戴高乐重视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1963年以后，戴高乐强调法国与第三世界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原法属殖民地国家的关系，防止其他国家的渗透。1964年法国不顾美国的警告与阻挠，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

（四）西德政策的转变

继法国之后，西德的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也发生了转变。

哈尔斯坦主义　1955年9月，联邦德国与苏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了避免此举引起其他国家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交，西德政府于同年9月23日发表声明，要求由西德在国际法上单独代表德国。声明表示，凡同西德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如果同东德建交，西德政府将认为这是不友好的行动，它将导致同西德外交关系的中断。但这一原则不适用于苏联，理由是苏联作为四个战胜国之一对德国统一负有责任。这一外交政策的准则是由当时西德外交部国务秘书哈尔斯坦提出的，所以又称哈尔斯坦主义。1958年10月，由于南斯拉夫与民主德国建交，阿登纳政府首次运用了“哈尔斯坦主义”，立即同铁托政府断交。1963年联邦德国与古巴断交。“哈尔斯坦主义”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推行“东方政策”的核心。然而，“哈尔斯坦主义”本身包含着矛盾因素，使联邦德国自身与东方隔绝开来，实际上限制了自己发挥主权国家的作用，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迹象、西方大国在不同程度上松动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时候，这种自我封闭的政策更明显地暴露出不利于联邦德国外交的局限性。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而联邦德国由于执行“哈尔斯坦主义”的结果，使其在外交上的活动余地变得十分狭窄，逐渐走入了死胡同。联邦德国不得不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10月28日，勃兰特发表了施政纲领的演说，第一次承认了“德国存在两个国家”。在谈到东西方关系时指出，“我们国家需要同西方合作与协调，也需要同东方达成谅解”。由于该政策旨在同苏联、东欧国家缓和、谅解与合作，完全有别于前任政府一贯奉行的以“冷战”为特征的东方政策，故被人们称之为“新东方政策”，它主要涉及两个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战后欧洲边界问题和欧洲集体安全问题等。1972年12月11日，东西德两国基础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联邦德国放弃了过去对第三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交的全部保留。至此，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政策，“哈尔斯坦主义”正式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