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开始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在经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急剧扩张之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战线铺得太长，出现难以为继的困境，而苏联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明显停滞不前的迹象。领导人的老化现象也日益突出，从1982年11月到1985年3月，仅仅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苏联三人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就先后去世。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的弊端越发严重。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特别是经济方面，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198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8亿美元，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9亿美元；苏联的人均年收入为540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年收入为13 000美元。为了摆脱困境，戈尔巴乔夫试图在外交领域进行突破。1986年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政府声明中首次正式提出了“新思维”。他指出，为了停止军备竞赛、建立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需要大胆的态度，需要新政治思维。后来，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新思维”进行了具体阐述，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

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各国政治经济的联系普遍加强，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苏联要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观点，冲破了斯大林时期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束缚，强调了苏联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

2.当前核战争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戈尔巴乔夫强调，核武器的出现，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战争与和平的观念，在核时代，全人类“只能死在一起，活在一起”，当前人类要在毁灭和生存之间做出自己的抉择。

3.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

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就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防止核战争，解决全球性问题，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是共同的，高于一切的。因此，戈尔巴乔夫号召要优先考虑人类共同利益，放弃僵化的世界观、国际观、民族观。

4.资本主义仍然是具有发展前途和富有生命力

戈尔巴乔夫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但其仍然“保持具体的经济、军事、政治和其他阵地”，帝国主义不是垂死的，而是还在继续发展。

新思维是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基于新的国际形势，运用新的观念来调整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它完全不同于美苏争霸时代所持的传统思维——冷战思维，对传统观念进行超越，反映了苏联的历史现实与迫切要求，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实施的效果却是灾难性的。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将苏美关系的缓和作为外交工作的重心；对东欧国家实行自由选择的原则；加强与西欧的联系；在第三世界进行战略收缩；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等。(www.daowen.com)

1.以裁军问题为切入点，开始改善苏美关系

戈尔巴乔夫把裁军看作是苏联外交工作的当务之急，希望通过裁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并且节约军费开支，减轻苏联的经济压力。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要求在军事上保持压倒美国的“优势论”和进攻性理念，强调防御性和武装力量建设上的“足够论”，在新的军事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在裁军领域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建议，被西方舆论界称之为“建议战”。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表示，希望停止同美国的军备竞赛，冻结核武库，停止继续部署导弹。从4月开始，苏联开始主动裁减军备，包括战略核武器和常规军备。从1988年到1991年4月，苏联共裁军50万。苏联此举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欢迎，裁军也成为美苏关系第三次缓和的突破口。

2.谋求建立“全欧大厦”

“全欧大厦”是戈尔巴乔夫对外“新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9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访问法国时首次提出“全欧大厦”的主张。他说：“我们同你们生活在同一个欧洲”，“我们生活在同一所房子里，尽管有的人是从这一个门进入房子，另一些人则从另一个门进入房子。我们应当相互合作并修好这所房子内的通道。”其核心内容是欧洲各国应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完整和安全的前提下，超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开展经济和政治合作，消除东西欧分裂。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建立“全欧大厦”，进行全欧合作，促进苏联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包含削弱美国在欧洲影响的考虑。为此，戈尔巴乔夫先后与英、法、西德等西欧国家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互访，改善关系。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国家的政策，也是其“全欧大厦”构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戈尔巴乔夫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在与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经常强调“平等性”“自主性”等思想，戈尔巴乔夫还把东欧国家看作是推行改革与新思维的试验场，积极倡导和敦促东欧各国尽快改革。

3.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全面的战略收缩

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第三世界进行全面的战略收缩，决心“放弃在全世界同美国竞争的做法，不再对那些不得人心的政府、政治运动和党派等提供代价高昂的支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相继从阿富汗、蒙古、越南等亚洲国家撤军，在非洲、拉丁美洲的军事顾问也全部撤走。在从第三世界热点地区脱身的同时，苏联也注意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常关系。

4.谋求苏中关系正常化

转变对中国的态度，谋求苏中关系正常化是戈尔巴乔夫新亚太政策中的重要一环。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我们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有重大的改善”，“只要双方都愿意，这是完全可能的。”^[19]此后，苏联在消除中苏“三大障碍”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1987年苏联开始从蒙古撤军；1989年2月，苏联完成阿富汗撤军；与此同时，关于柬埔寨问题也在原则上达成一致。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在访问期间，戈尔巴乔夫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及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中苏联合公报》，宣布中苏关系消除敌对状态，走上正常化。这对中苏两国、对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