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主义的出台　1969年1月20日，理查德·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在美国政界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素以反共著称，一度与麦卡锡同流合污。尼克松入主白宫之时，美国正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从1945～1968年，美国先后五次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从而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对外竞争能力。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以及由此而引发和加重的一系列问题更是使美国的综合国力明显下降。与美国财政状况恶化的同时，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美国与西欧、日本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具体情况见下表：

美、日、法、联邦德国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美、日、法、联邦德国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

美、日、法、联邦德国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外汇储备的比重（%）

就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国力相对削弱的过程中，苏联加紧发展自己的实力，美苏力量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在经济方面，双方差距不断缩小；在军事上，双方基本形成了核均势。据美国公布的材料，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苏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之比约为4∶1，即美国拥有1038件，苏联拥有265件。10年后，美国拥有2165件，苏联拥有2167件，美国丧失了对苏联的压倒性核优势。^[13]

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尼克松政府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而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尼克松主义”应运而生。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发表讲话，表示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将恪守对“所有亚洲友邦”的条约义务，但鼓励并期望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和负责本国“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问题。尼克松的关岛讲话引起各方不同的反响，被称为是“关岛主义”或“尼克松主义”。

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在提交给国会的题为《70年代美国的对外关系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的国情咨文中，将原来针对亚洲的“关岛主义”推广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咨文强调，“尼克松主义”的三根支柱是“实力地位”“伙伴关系”和“谈判”，即发展与盟国的伙伴关系，鼓励盟友分担责任；对敌手采取灵活的态度，以谈判代替对抗；同时以实力为后盾处理与盟国和敌手的关系。

尼克松承认，战后美国发号施令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遇到了以前“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那种挑战，世界进入一个多极（尼克松提出包括美国、苏联、欧洲、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五大力量中心）外交的新时代。基于此，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在军事战略上，尼克松以“现实威慑”战略取代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灵活反应”战略，即建立“充足”的核力量以维持美国的相对核优势，不再追求美国的绝对核优势。尼克松放弃了“两个半战争”理论，准备打“一个半战争”，即在亚洲或欧洲打一场大战的同时，调整海外军事部署，收缩在亚洲的兵力，加强欧洲对抗力量。

在盟国战略方面，尼克松政府调整了美欧关系。尼克松认为世界力量的对比和欧洲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意味着美国担任保护者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必须和欧洲盟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采取协商对话的方式，尊重盟国的意见来达到美欧利益的一致。尼克松政府盟国战略的实质是：①稳住西方盟国，防止它们对美国不满的增长；②以“平等伙伴关系”为借口，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经济和军事义务。(www.daowen.com)

在外交战略方面，尼克松认为，五大力量中心体系的形成，尤其是中苏矛盾的深化，为美国推行国际均势政策提供了可能性。据此，尼克松政府确立其外交战略为：以建立美苏均势为核心，以谈判制约苏联，同时主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美中关系牵制苏联，争取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尼克松主义是在美国国际地位衰落情况下为挽救美国霸权地位所作的一种必要的战略调整，意味着美国对外战略从攻势转向守势的重大转变。正如尼克松本人所言，“尼克松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水岭”。

尼克松政府为了推行新战略，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行动。

第一个外交行动是结束越南战争。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国内反战呼声日益高涨。因此尼克松上台伊始就宣布要“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为此提出了“谈判”和“越南化”的双轨行动方针，即一方面通过谈判，争取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从越南南方“共同撤军”；另一方面加紧扩充南越伪军，实现“战争越南化”，以便美军尽早撤军。然而，美国在战场上多次碰壁，最终不得不于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同年3月29日美军全部撤离越南，从而实现了从越南脱身。

第二个外交行动是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尼克松政府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以加强欧洲对抗苏联的防线，同期中苏矛盾的升级使得尼克松政府意识到维持亚洲的均势可以借助“北京的合作”。1969年2月2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就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并透过法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向中国转达美国愿意改善美中关系的信息。1970年1月20日，中美恢复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此后尼克松公开表示希望访问中国。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以总统特使的名义秘密抵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中美之间的坚冰融化。

第三个外交行动是加强与盟国的关系。尼克松把调整与盟国的关系视为推行尼克松主义的关键关节。尼克松在其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同西欧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为此，尼克松多次出访西欧国家，并宣布1973年是“欧洲年”，决心建立“美欧大家庭”。尼克松政府还重视调整同日本的关系，称其是美国太平洋政策的基石。1960年美国自动延长《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继续用其控制日本。同时要求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同美国分担责任。1971年6月，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将冲绳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

尼克松政府最重要的外交行动是缓和同苏联的关系。按照基辛格的说法，所谓缓和就是同苏联建立一种更富于建设性的关系，通过持续不断的谈判和磋商，在军备竞赛和斗争中采取克制态度，协力消除危机的根源，最终从竞争走向合作。^[14]为此，尼克松政府一方面同苏联发展经贸和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将对苏贸易同许多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以此牵制苏联。从1972年到1974年，美苏首脑频频互访，在经济合作、限制军备方面都签署了一系列文件，从而使美苏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所谓的缓和时期。

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战略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苏联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继续维持了赫鲁晓夫制定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力图与西方缓和紧张局势和改善关系。1969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华沙条约组织布达佩斯会议上，提出了一整套实现“欧洲缓和”的主张。1971年，他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以“缓和”为核心的六点“和平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承认战后欧洲现状；保障欧洲集体安全；召开五大国会议讨论裁军问题；彻底消灭残存的殖民制度等。勃列日涅夫还宣称要在20世纪70年代把“缓和”放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此后，苏联利用美国力量衰落、西欧要求独立自主发展外交关系等机会，大力推行“缓和”外交。苏联实行“缓和”政策实施的原因有：第一，苏联希望利用缓和引进西方技术与资金，缓解国内经济困难；第二，苏联希望利用缓和的时机解决战后遗留问题，巩固它在东欧的胜利果实；第三，苏联希望利用缓和时机扩军备战，缩小同美国在军事上的差距，进而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因此，缓和战略并不限制苏联的扩张，它是用和平方式发动的攻势战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苏联推行全球性进攻战略：军事上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主动的、积极的介入姿态；在政治上继续与美国、西方搞缓和，打着缓和的旗号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