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1日，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深入苏联领空1 200公里，当飞机飞到斯维尔德洛夫地区上空时，被苏联火箭部队击中。飞行员鲍尔斯跳伞后被俘。该事件恶化了正在得到缓和的美苏关系，直接导致了计划召开的东西方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美苏关系也再度趋向紧张。

柏林墙事件　1961年1月20日，美国约翰·肯尼迪上台后提出“灵活反应”军事战略，同年4月，美国肯尼迪政府策划的雇佣兵武装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以惨败告终。赫鲁晓夫乘机提出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议，以试探新总统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的态度。1961年6月3日至4日，美苏在维也纳举行最高级会晤，会谈期间，赫鲁晓夫再一次发出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扬言苏联打算在年底前签订对德和约，如果西方拒绝，苏联就将单独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使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并建议两个德国都加入联合国。（1958年11月27日，苏联照会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建议把西柏林变成一个独立的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并提出西方国家撤离西柏林的六个月的期限，该照会遭到西方三国强硬的反抗，双方在柏林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引发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赫鲁晓夫的建议遭到肯尼迪的拒绝，双方不欢而散。赫鲁晓夫决定在柏林问题上与肯尼迪较量一番。7月8日，赫鲁晓夫宣布暂停裁军计划，并增加军费三分之一。在赫鲁晓夫的威胁下，肯尼迪政府也摆出强硬的姿态，宣称西柏林已成为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场所，美国绝不会后退。7月25日，肯尼迪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们不能，也决不允许苏联通过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他要求追加32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并向西欧增派军队。一时间，美苏双方剑拔弩张，战争形势一触即发。

在此期间，柏林处于一片混乱中，出现了东柏林逃往西柏林的高潮。据统计，在1954～1960年间，大约有4600名医生、15 885名教师、738名大学教师，15 536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离开东柏林而来到西柏林。这不仅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经济和国防上也给民主德国带来了严重问题。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在苏联的支持下，沿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以及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其他地区的交界处，拉起了170公里长的铁丝网，后来又修建起高达3.6米的水泥墙，从而切断了东西柏林人员的来往。西方对这一行为表示抗议，美苏出现军事对峙局面，接着美苏又竞相恢复核试验，互相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但尽管如此，柏林墙毕竟不影响西方三国对柏林的占领制度，也不影响西柏林的政治制度与安全。美苏双方也不打算为柏林问题打一场核大战，因此，双方在制造紧张气氛的同时，又都留有余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后，西方容忍了既成事实，而赫鲁晓夫也宣布取消了六个月的撤军期限。不久，赫鲁晓夫冻结了德国和西柏林问题。美苏关系得到了再次缓和，柏林危机宣布结束，欧洲的紧张局势也暂时缓和下来。

这次柏林危机虽然以苏联的退让而结束，但通过这次危机美苏双方都意识到无力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解决德国问题，德国的分裂用一种冻结的方式被固定下来。

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与美国隔海相望，近在咫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掌握着古巴的经济命脉，并操纵着一届又一届的亲美政权。1959年1月，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的统治，建立了古巴共和国。古巴革命的胜利动摇了美国在拉美的统治。而古巴随后推行的国有化政策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美国殖民者的既得利益，美古关系开始恶化。1961年1月3日，美国断然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年4月15日，1000多名雇佣兵在美国的指挥下，登上猪湾（古巴称为吉隆滩），企图入侵古巴推翻卡斯特罗统治，但被古巴人民在72小时内全部歼灭。

美古关系的恶化促使卡斯特罗政权向苏联靠近。1960年5月，苏联与古巴建交，打破了美国对古巴的外交孤立。7月10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同意购买由于美国削减古巴食糖进口定额而多出来的全部70万吨食糖。古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开始倒向苏联。

1962年7月，卡斯特罗访问苏联，双方达成秘密协议，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和伊尔-28轰炸机。秘密协议还规定，导弹只有在发生美国侵略时才能使用，而且必须有莫斯科的指令。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不仅是为了保护古巴，防止美国的颠覆，更重要的是要与美国争夺拉丁美洲，达到同美国在军事上的战略平衡。赫鲁晓夫在会议上说：“除了保卫古巴，我们的导弹还会造成西方津津乐道的‘武装力量的平衡’。美国已经在我国周围部署了军事基地，并用核武器来威胁我们，现在倒要叫他们来尝尝要是敌人的导弹对准你是何滋味；我们所作的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7]当时苏联在导弹技术和核武器的试验与制造储备方面都有了大踏步的前进，但同美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而且美国在意大利、西德、土耳其都部署了导弹，这些导弹包围着苏联，威胁着苏联的安全。反观苏联，苏联的欧洲部分与美国之间相隔着大约11 000公里的宽阔陆地和浩瀚的海洋，苏联的中程导弹大多都不能从位于苏联本土的基地发射到美国的重要区域，因此，苏联希望把自己的导弹设置在距离美国只有90海里的古巴，以使美国东海岸的主要城市处于苏联的射程之内。问题在于要把相当数量的导弹和核弹头用大批船只长途跋涉地运到并安装在位于美国鼻子下的古巴，苏联希望不让美国发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决定带有明显的赫鲁晓夫决策特点：迷信核讹诈和轻率冒进。当时是美国猪湾入侵事件惨败后、国会选举之前，赫鲁晓夫想当然地认为肯尼迪软弱可欺，即使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也会出于大选的考虑默默咽下这个苦果。

从8月开始，苏联将42枚导弹和一些核弹头秘密运进古巴，以加强对美国的威慑力量。1962年8月29日，美国U-2飞机在古巴上空侦察到苏联在古巴建设的导弹发射场，9月4日，肯尼迪发表声明称美国不会容忍进攻性武器的引入。对此，苏联一方面在公开场合矢口否认，另一方面加紧运送和安装古巴导弹，以便造成既成事实，陷美国于被动。10月14日，U-2飞机拍下了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发射架和伊尔-28轰炸机。美国对此大为震惊，肯尼迪政府迅速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商讨对策，最后封锁的方案占了上风。10月22日晚，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说，向全世界宣布：苏联在古巴的行动是对“所有美洲国家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国将对运往古巴的“一切进攻性军事装备在海上进行严格检查”、实行“严格的‘隔离’政策”。^[8]与此同时，美国的海、陆、空三军进入最高戒备状态。苏联的态度最初也很强硬，23日，赫鲁晓夫宣称苏联船只不会听从美国的封锁，不会停航和接受检查。同时，苏联和华约组织武装力量进入戒备状态，一时间，加勒比海域阴云密布，美苏核大战风险一触即发。(www.daowen.com)

尽管剑拔弩张，但美苏双方并没有准备打一场核大战，都在寻求战争以外的手段。赫鲁晓夫首先妥协。10月26日，赫鲁晓夫亲自致信给肯尼迪，提出解决方案：美国作出保证，不会入侵古巴，也不允许别人入侵，并撤回舰队，那么，苏联将从古巴撤走导弹。对于苏联的提议，肯尼迪表示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后，美国将解除对古巴的封锁。11月11日，苏联将部署在古巴的42枚导弹全部撤走，并在公海上接受美国船靠船检查，20日，赫鲁晓夫同意在30天内撤走部署在古巴的伊尔-28轰炸机。随后美国宣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但并未公开保证不会入侵古巴。至此，古巴导弹危机基本平息。

这次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所造成的，这次危机将美苏冷战推向了核战争的边缘，国际局势空前紧张。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虽然使核大战得以避免，但它暴露了核时代超级大国对抗中所固有的风险和核讹诈政策的局限性。在这次危机中，美苏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双方在避免核对抗、维持核垄断方面存在相互吻合的利益。因此，这次危机与此前发生的柏林危机一起戏剧性地导致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危机过后，美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了热线联系，结束了美苏冷战中一个特别危险的时期。

这次危机也是一次力量与意志的较量。在这次危机中，赫鲁晓夫心存侥幸，先搞冒险主义后又搞投降主义，低估了美国情报系统和肯尼迪政府的强硬策略，更重要的是美国核力量仍居很大优势，尤其在加勒比海地区美国拥有常规力量的优势。其结果是，赫鲁晓夫在这次较量中败下阵来，苏联外交和赫鲁晓夫本人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对肯尼迪政府而言是雪洗了猪湾之耻。西方一些专家认为：肯尼迪在这次事件中显示了勇敢、灵活和坚定的意志。同时，古巴的导弹危机使美国领导人更加信任他们的新的核战略的有效性。美国军费开支也由此而直线上升。

这次危机也极大影响了国际力量的分化。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对赫鲁晓夫不顾古巴主权私下与美国做交易的行为持批评态度，由此引发赫鲁晓夫的不满及指责中国“好战”的言论，中苏论战升级。苏联和古巴也产生了矛盾。古巴感到自己成为大国角逐中的一个棋子，苏联归根结底是在同美国作交易。西方阵营的矛盾也由此加深。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由古巴而联想到自身，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如法国的戴高乐更加坚定地支持独立的外交路线，多次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坚持防务自主。

美苏核竞赛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美苏之间紧张的、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前苏联驻美国大事多勃雷宁曾说过：在整个战后历史时期，军备（主要是核军备）控制问题“构成了苏美关系的核心”。^[9]由此可见军备竞赛和控制在美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1945年美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1949年苏联原子弹试爆成功，美苏之间的核竞赛随即兴起。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核军备竞赛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拥有核优势。但赫鲁晓夫上台后，集中力量发展核武器，1954年苏联军队开始装备核武器；1957年8月，苏联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10月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1958年苏联部署了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SS-B，从而使美国本土处于苏联核武器的直接威胁下。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一场“导弹差距”的大辩论。美国在缩短“导弹差距”的叫喊声中，大力发展战略核力量。1958年4月，美国实验成功第一枚洲际导弹“宇宙神”；1960年部署洲际导弹；1962年美国率先部署了使用固体燃料、处于地下发射井的“民主Ⅰ”型洲际导弹。赫鲁晓夫不甘落后，1960年提出“火箭核战略”，并建立战略火箭军，宣称要用火箭核武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速战速决中战胜侵略者”。为了大力发展战略核力量外，美苏之间的核试验也是愈演愈烈。据统计，仅在1955～1956年间，美、英、苏三国核试验爆炸的总当量为8900万吨，1957～1958年达到1.74亿吨^[10]。

军备控制是与军备竞赛的升级密切相关的。美、苏、英三国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早在1958年11月的日内瓦就开始了，但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导致一边谈判一边发展核力量。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为美苏核军备控制提供了一个机会。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双方都深刻地意识到避免核战争是绝对的重中之重。这是催生禁止核试验协议产生的因素之一。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在纽约就禁止核试验进行大使级接触，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也不断交换信件，加快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步伐，赫鲁晓夫致信肯尼迪时称：“立即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时刻到了。”^[11]作为回应，肯尼迪在1963年6月10日的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讲时宣布“如果其他国家（指苏联）不恢复核试验，美国将不在大气层进行新的核试验，美国也不会首先恢复核试验”。^[12]肯尼迪的演说受到苏联欢迎，不久美、苏、英在莫斯科恢复谈判，1963年8月5日，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即《部分核禁试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各国保证在大气层，在外层空间，在水下，包括领海或公海，在任何其他环境中，如果这种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出现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进行这种爆炸的国家领土范围之外，禁止、防止并且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和其他任何核爆炸。这个条约对于减少人类环境的核污染，缓和美苏对抗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条约也存在严重的不足，首先，这个条约的实质是维护大国的核垄断地位。条约签订时，美苏已不需要进行大气层试验，而其他国家如果不进行此类试验，则会因无法改进技术而不能直接进行地下核试验，因此，条约的目的并不是真正限制美苏核军备竞赛，美苏核试验的空间从大气层转移到地下。最后，其结果就是，在条约签订后的五年里，两国核试验的次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运载核武器的导弹和其他运载工具更是得到大规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