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　苏联自1953年以来就不断地进行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的调整。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观点，即“三和路线”：一是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认为，随着核武器的出现，战争已不再是政治的延续，“在目前形势下，世界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和平共处，或者发动最具规模型的战争，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5]因此，赫鲁晓夫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思想仍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二是“和平竞赛”。赫鲁晓夫指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是建立在当时帝国主义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反对战争的社会力量还很软弱的基础上的。但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增大了反对战争的和平力量，因此，现代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对战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赫鲁晓夫提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平竞赛的新观点，并且相信“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三是“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认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在新的条件下，有些国家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理论抛弃了斯大林时代的推进世界革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强硬对抗的对外战略，并对斯大林的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思想做了战略性的延伸，其目标是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最终从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毋庸置疑，赫鲁晓夫“三和路线”的提出及实施极大地缓和了冷战初期的紧张对峙情绪，为苏联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苏联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然而，赫鲁晓夫把美苏之间的“和平共处”作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其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暴露无遗，这为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美国的“新面貌”对外战略　1953年1月，戎马半生、战功卓著的艾森豪威尔带着人们的无限希望入主白宫。其时，正值美国侵朝战争失败之际，美国国内对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展开了激烈的抨击，认为它是消极被动的，消耗了纳税人的大量金钱而没有取得应有的胜利。在这种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新面貌”的对外战略。它主要是由政治上的“解放政策”和军事上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组成。

1.“解放政策”

艾森豪威尔政府以“解放政策”取代了“遏制政策”。杜勒斯在出任国务卿前就批判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是“消极的、徒劳的和不道德的”，提出把东欧“被奴役的人民”从苏联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口号。1953年1月，他进一步解释说，“解放并不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来达到”。也就是说不能用单纯的包围来遏制苏联，应采用“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一切非战争手段，促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www.daowen.com)

2.“大规模报复战略”

在军事战略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即依靠美国战略核力量的优势对苏联形成有效的威慑。1954年1月，杜勒斯在纽约公开阐述了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他宣称：美国将“主要依靠我们选择的时间和方式进行立即报复的巨大能力”，“这样我们就能任意选择军事手段而不是不得不准备多种军事手段。结果我们现已有可能以较低的代价获得并共享更基本的安全”。杜勒斯还强调：“我们需要盟友和集体安全。我们的目标是使这些关系更有效，代价更低。我们可更多地依靠威慑能力，更少地依靠当地防御能力做到这一点。”从杜勒斯的演说中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这一战略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当时美国在核弹及投掷核弹的重型轰炸机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美国仅仅依靠核威胁就可迫使苏联采取比较克制的对外政策。其二，朝鲜战场的失败使美国政府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要在世界各地维持庞大的地面部队在经济上力不从心，依靠核威慑可以使美国“少花钱，更安全”（more security at less cost）。

几乎是在“大规模报复战略”提出的同时，对这一战略的批评与质疑就开始了。批评集中在核报复力量对有限战争的威慑是否恰当方面，尤其是当美国发出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时，对手能否相信美国会说到做到，否则，威慑就会大打折扣。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随着苏联军事力量突飞猛进，尤其是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苏联升空直接宣布了这一战略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