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战开始后至今，有关冷战起源的论著不断问世，学术争论经久不衰。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没有任何论题能像冷战起源这样，引出如此之多的论著问世，激起如此尖锐而激烈的争论。”^[5]仅在美国史学界，有关冷战起源的解释，就先后出现过几个主要的思想流派：正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及所谓的“冷战史新研究”学术潮流。每个思想流派在解释冷战起源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理论依据。正统派在20世纪40～50年代占据主流。他们认为，苏联对外扩张、寻求世界霸权是导致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修正派”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主流。他们认为，冷战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生的，冷战的爆发应该由美国负责。美国向苏联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是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这一派的代表主要是学者，其观点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主要阐述于20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仍然有学者持这种观点。“后修正派”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他们认为，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政策，以及双方的一系列决策错误与误解，是冷战发生的重要原因，双方对冷战的爆发都负有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了欧洲和亚洲，探讨了英国、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在冷战中的作用。而“冷战史新研究”是美国学者加迪斯在1996年2月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其系统阐述集中体现在《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史》一书中。他在该书中指出：“新冷战史正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旧的回答：只要斯大林统治着苏联，冷战不可避免……我们了解得越多，越感到不能把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乃至个人行为区别开来。”这种观点实际上和正统派“冷战是斯大林的战争”之观点如出一辙。苏联学者关于冷战的研究，基本上是反映苏联政府的看法，即将美国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实力政策”等视为冷战起源，而苏联的反应主要是防御性的。而俄罗斯学者通过研究新解密的苏联档案，从新的角度探讨苏联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并认为西方国家和苏联对于冷战的产生和发展，都负有责任。中国学者对冷战起源的研究与重视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以美苏争夺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并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层次分析法引入冷战起源的分析中。张小明学者在其《冷战及其遗产》一书中从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这三个层次来寻找冷战的起源：从国际体系层次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两极权力结构，为美苏冲突和对抗，由战时同盟走向冷战创造了条件，使冷战成为可能；从国家层次上看，美苏意识形态对立和国家利益相悖，是两国关系从合作走向冷战的重要推动力；从个人的层次上看，美苏两国领导人或者决策者对对方的认识与行为方式加剧了双方之间的对立，加速了全面对抗的爆发和冷战的到来。

很显然，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冷战的起源，有助于我们绘出一幅相对清晰的图画。

第一，国际体系层次上，战后初期的国际环境为冷战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二战”结束后，战时维系大国同盟关系的纽带不复存在。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为冷战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①欧洲霸权终结。“二战”使欧洲彻底丧失了几个世纪以来对世界的领导权。在战争中欧洲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5%。战后西欧经济普遍低迷。德、意法西斯战败国损失惨重，本土也被直接占领。战胜国英法也是很不乐观，经济衰退、财政恶化、社会矛盾等问题搞得本国政府焦头烂额。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兴起。“二战”使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提高到空前的程度。美国本土并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相反美国大发战争财。在战争中，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50%，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量的2/3，其黄金储备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占74.5%，美元成为世界唯一真正的硬通货。在强大的经济力量的依托下，美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战后初期，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海陆空军事力量，在海外建立了480多个军事基地，在56个国家驻有军队，其势力扩展到了全球范围。我们再来看一下苏联的情况。苏联在“二战”中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其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在战争中，苏联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其武装力量的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战后，苏联着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业化水平大大提高，为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奠定了经济基础。③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出现第二次浪潮。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亚、欧、非等地区出现了许多民族独立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社会主义成为多国实践和影响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

第二，国家层次上，战后美苏战略冲突及意识形态对立成为冷战产生的重要内因。

战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空前强大，增强了美国领导人的政治野心，使他们认为美国有能力领导世界。早在“二战”尚未结束时，罗斯福总统就提出了美苏合作、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蓝图。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两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关系日益恶化，美国也进入了全球扩张时期。杜鲁门总统上任后，由于他缺乏罗斯福那样与苏联领导人长期战时合作的经历，因此，他一上台便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美国要承担“领导世界”的担子，这种领导世界的强烈欲望，成为美国战后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及美元与黄金挂钩更是强化了美国对外扩张的经济基础。美国开始了全球扩张的大战略，杜鲁门总统声称，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美国。然而这一大战略的实施却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与苏联的大战略全面遭遇，并遭到了苏联的抵抗。对“二战”后的苏联来说，有效地防御侵略威胁和确保国家安全是其外交的重心。在这一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斯大林试图在东欧和中欧地带建立一系列亲苏的国家，把历史上入侵俄罗斯的危险走廊变为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同时，在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影响下，斯大林积极推进和扩张苏联的势力和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它将本国西部边界大大向西推移，并用军事压力迫使东欧国家接受苏联建立的“安全带”，而且还表现在它追求在巴尔干和远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企图进一步向中近东扩张。(www.daowen.com)

美国争霸世界的既定目标与苏联坚决捍卫安全利益的战略计划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双方都视对方为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主要障碍。杜鲁门起初认为，通过强硬的外交手段对苏联施加压力，再辅之以讨价还价的手段，就能够控制苏联。然而适得其反，他的这种政策被苏联认为是美国对苏联的挑战，引起苏联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美苏迅速由战时同盟转变为冷战对手已是不可避免。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美苏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也成为冷战爆发的另一个内在动因。十月革命使美国有了反共意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即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政体，才能创造一个和平与安全的世界，专制的法西斯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受到遏制。而苏联自彼得大帝开始起就自诩为“斯拉夫人的解放者”。一个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和苏联受意识形态信仰的驱使，双方都在努力扩大自己意识形态影响的范围。

第三，个人层面，决策者的错误认知及互不信任加速了冷战的爆发。

美苏两国一直存在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在苏联建国之初，美国不仅不承认苏联，而且还与其他西方国家联手干涉苏联，企图将其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二战”期间，两国之间尽管进行了合作，但其前提是面临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种合作只能是暂时的。战后两极化的国际力量格局及对立的国家战略，使美苏双方的互不信任甚至敌意更加深刻。

而意识形态信仰的不同则使美苏领导人常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对方。以斯大林为例来说，早在“二战”期间，斯大林就在与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他根本就不相信苏联与资本家的民主集团会有长期合作的可能，因为两种制度的主题是对抗的。“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他在1946年莫斯科选民大会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将资本主义制度与战争联系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必将导致战争。斯大林的演说被美国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在此基础上，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对共产主义也是视为洪水猛兽。在杜鲁门及他的智囊团看来，苏联领导人所信奉的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概念与美国根本对立，受这种马克思主义输出革命教条的驱使，苏联必向美国和西方社会发动战争，为此，杜鲁门上台伊始就宣称“我不怕俄国人”，要对苏联采取“坚定的态度”，不能有丝毫的软弱和动摇，杜鲁门与内阁成员商量后认为，苏联在战后经济恢复方面需要美国的援助，美国可以依仗实力优势，迫使苏联按照美国的要求继续合作。^[6]然而事与愿违，杜鲁门的强硬态度被斯大林以更加强硬的立场顶了回去。可以说，美苏两个国家领导人之间的错误认知和行为方式加剧了美苏对立与冷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