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政治外交领域使用最多的术语之一，“冷战”一词的真正流行是在1947年。1946年初，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在一次演说中使用“冷战”一词，称美国正处在“冷战方酣之中”。1947年9月，美国著名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出版了题为《冷战》的小册子，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冷战”的文章。从此，“冷战”一词广为流行。时至今日，尽管冷战已结束20多年之久，但关于冷战的各种探讨仍不绝于耳。那么“二战后”广泛流行的“冷战”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处于不同的立场，英美和苏联官方及学术界对冷战内涵的界定大有不同。比如1994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指出：“冷战是一场全面的战争，双方采取除直接军事冲突之外的一切手段展开斗争，以夺取全面的胜利。”英国的1984年《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及2000年《大英百科全书》指出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苏及其盟国之间公开但有限的敌对状态。主要由于害怕引起核灾难，战争只在政治、经济和宣传方面进行，很少借助武器。”苏联的1986年《外交词典》对冷战的界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代末到60年代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对苏联所采取的政策，其目的在于断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剥夺苏联人民和世界和平与民主力量的胜利果实。冷战反映了西方最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的1999年《辞海》指出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敌对活动的总称。”上述界定均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不够完整准确的地方。美国的界定过于简单，而英国的界定更是轻描淡写，没有体现冷战紧张激烈的一面。而苏联的界定则完全把冷战的责任推卸到美国一方，过于主观。中国的界定也有其过于笼统的一面。

综合多方观点，所谓“冷战”，是指“二战”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的除了战争以外的紧张对抗与争夺。

对冷战的内涵进行正确的界定后，才能清楚地研究冷战的性质。冷战的性质问题是研究冷战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与探讨众多，学者们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判断，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所区别。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第一，冷战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两大政治阵营之间的斗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在分析冷战的时候，会较多地倾向于从意识形态或观念的角度来解释冷战的性质。美国冷战史研究修正主义学派、苏联的学者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学者等，主要就是从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对立的视角来解释东西方冷战性质的。^[1]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梅尔文·P.莱夫勒（Melvyn P.Leffler）指出：“冷战是发生于美苏两大国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集团及制度之间的一场非暴力竞争，这是两种对立的政治经济体系、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其中的每一方都对对方制度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带有根本性质的质疑，并因此把对方视作不共戴天的死敌，必欲除之而后快。”^[2]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是有一定道理的。毫无疑问，冷战是20世纪世界上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从很大程度上说，它属于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斗争，东西双方努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削弱对方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www.daowen.com)

第二，冷战是权力之争，意识形态较量只是从属于权力斗争。很明显，这种观点是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视角来研究冷战的性质。有的现实主义者在分析冷战的时候认为，冷战之所以发生和持续半个世纪之久，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斗争使然。梅尔文·莱夫勒教授强调“由于权力的运作和分配所导致的大国决策者对于整个国际体系未来走向的忧虑”是冷战产生的一个原因。^[3]这种权力斗争的背后是对利益的争夺。如中国国际政治学者时殷弘认为，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终极性质是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美国要维持和加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全球优势地位，争取控制整个世界政治，苏联则先欲维持同样在“二战”中形成的欧洲首强地位，继而力争同美国平起平坐，以便最终向美国的优势挑战。时殷弘同时也指出，这种利益冲突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明显，从权力争夺的视角来解释冷战的性质有较大的说服力，更加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给人以一目了然的感觉。

第三，冷战是观念之争。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的建构主义者，从比意识形态概念更为宽泛的观念和文化之角度来解释冷战。他们反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物质主义解释，强调非物质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其观点对于解释冷战的结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其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指出，正是在戈尔巴乔夫对美苏关系进行深刻的重新评估基础上，苏联决定“单方面地迅速结束冷战这个似乎已经固化的冲突”“可能存在客观条件，使苏联‘不得不’改变冷战观念，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念就是冷战，正因为如此，改变这些观念，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改变了事实”。^[4]温特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安全观念、身份意识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为研究冷战期间的国家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全新的学术路径。

以上三种主要的学术争论为我们研究冷战的性质提供了不同的学术思路，从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来研究冷战的性质，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认识冷战的性质。然而，对冷战性质的判断往往是主观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地说，以上三种争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简单化、片面化的缺陷。如果单纯强调意识形态的性质，会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早在“二战”前就存在，但冷战却是在“二战”后才爆发。同样，单纯强调冷战的权力斗争性质也会导致忽视冷战的其他更多内涵的片面化。

归结起来，美苏之间的这场冷战有三大基本性质：第一，冷战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冷战是一场对地缘利益的权力争夺；第三，冷战既是“热”战，也是“冷”战。说它是“热”战，是因为贯彻始终和不断翻新的美苏军备竞赛，及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对峙和冲突包括战场上的较量始终不断。说它是“冷”战，是因为冷战中的两个最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对抗，两国即使是在危机中也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就是要将避免两国发生战争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