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appeasement）是欧洲传统的外交手段，本身并不是什么邪恶的政策。它的本意是指，为了和平的目的，与其遏制对手的侵略行为，不如让对手得到一点好处，让均势发生有利于对手的一点变化，从而平息对手的侵略野心，换取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如果运用得当的话，绥靖政策的确能够实现维护和平的目的，而且在欧洲外交史上也不乏成功的先例。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英法奉行的绥靖政策却没有产生积极意义，其主要内容是纵容姑息法西斯的侵略行为，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企图将法西斯祸水引向东方，结果却把人类推向更大的战争灾难。

30年代的英法为什么对法西斯侵略奉行绥靖政策呢？从表面看来，是由于当权的政治家对希特勒的邪恶本质认识不清。他们相信通过让步能够束缚希特勒的手脚，将德国重新纳入维护欧洲安全的多边体系中来。但是就深层原因而言，绥靖政策在30年代成为英法外交的基本政策又不仅仅是几位政治家的责任，其中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

第一，英法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但是其经济地位和军事地位都因为战争而受到了巨大的削弱。战后风起云涌的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分散了它们的人力和资源。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又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得英法统治集团中的部分人士不敢同德、意、日的侵略扩张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试图通过满足侵略者部分贪欲的方法来维持既得利益。

第二，经济危机使英法两国政局动荡，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空前加剧。仅在1930～1937年的短短七八年间，英国5次调换首相，法国20次变更内阁，很难指望这样的政府在法西斯的扩张进攻面前实行一种坚定和连续的外交政策。(www.daowen.com)

第三，30年代距离一战结束仅仅十余年，人们对现代战争的残酷性记忆犹新，鼓吹不惜代价避免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潮在战后的英法等国中非常流行。以英国为例，30年代纳粹德国走上扩军备战的道路后，英国的和平主义者鼓动全民和平投票，要求全面裁军和用非军事手段阻止战争的爆发，结果有50万志愿者参加了投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1150万居民参加了投票，绝大多数人支持和平主义的立场，执政者当然不能不迎合公众的这种情绪。^[11]

第四，凡尔赛和会将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片面推给德国，对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这种做法不仅引起德国的不满，在英法等国的相当一部分民众中也造成了一种负罪感。他们对战后德国出现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抱以理解的态度，对30年代德国的违约行动采取容忍的立场。一些政治家对德国修改和约的要求也持同情心理，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杨格计划都表现出对德国的宽容。这种情绪与和平主义思潮一起成了30年代绥靖政策的政治土壤。希特勒上台后打着“反对凡尔赛压迫”的旗号进行毁约扩军活动，也正是利用了英法国内的这种政治环境，产生了相当的迷惑性。

第五，英法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本能仇恨，对弱小国家的固有蔑视，是它们实行绥靖主义的最重要原因。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想把法西斯主义的祸水引向东方，以希特勒德国来消灭社会主义苏联。英法的这种企图也被希特勒掌握和利用，他竭力造成一种似乎唯有共产国际和苏联才是德国的敌人的假象，取得了英法统治集团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