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是《民法总则》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民法总则》的酝酿阶段，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2002年12月17日），还是王利明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梁慧星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均将诉讼时效制度置于总则编之中。这也符合大多数国家民法典的立法通例。《民法总则》出台之后，对于诉讼时效也在其第九章进行了专章规定。基于长期以来法制不健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路、法院体系的准行政化等现实成因，我国司法解释一直存在“立法化”倾向，这一倾向在诉讼时效的制度设计上尤为明显。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不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的立法原意，甚至与其规定相互冲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法官能否主动释明并援引诉讼时效规则。《民法总则》在法律层面肯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延续并发展了其所确立的“抗辩权发生主义”原则。这一过程实际上表现为“司法解释打破旧法，新法肯定司法解释”的递进模式，此模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补立法之不足，却不可避免地偏离了司法解释的原有目的，导致其在解释具体法律应用问题、填补法律规定空白方面存在不足。

而作为一项债的消灭制度，法定抵销也称单方抵销、法律上的抵销，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时，依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使当事人互负债务归于消灭。^[1]从这一概念出发，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法定抵销就可以依意思表示直接行使，自意思表示抵达被动债权人时，双方等额债务即告消灭。然而，由于法律并未对抵销权的行使方式，尤其是在诉讼中抵销权的行使程序予以明确的规定，导致不同法院间对于诉讼中的抵销如何行使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了抵销抗辩与抵销反诉两种不同的路径。例如，2004年12月1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对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法定抵销权若干问题的研讨意见》，将法定抵销权界定为形成权，其与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并不必然具有牵连性，因此可以直接抗辩，无需提出反诉。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5月18日出台的《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五（试行》则指出一方当事人行使法定抵销权的，法院应当合并审理，不另行收取案件受理费。此处合并审理事实上暗含了抵销权行使并非抵销抗辩，而是独立之诉之义。近年来，各法院逐步统一了诉讼中抵销权的行使程序，抵销抗辩成为主流。但在更加细分的领域，即附时效利益的债权能否在诉讼中抵销，仍然存在争议。(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