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来看，核责任制度背后的基本规则是相当直接的。法律制度应该激励运营人将风险成本内部化，从而最大限度地预防损失。^[249]其基本思路是，通过让运营人承担其运营所产生的全部风险成本，从而有效地将核能风险内部化。当然，这种内部化可以通过各种法律和经济手段来实现。对于核电行业，事前的安全监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责任制度在补充安全监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基于对核责任的经济分析，为了给预防行为提供最佳激励，核运营人显然应承担其活动产生的全部成本。^[250]

依从这个简单的规则，就核责任制度的结构而言，其应遵循一些同样简单的规则。运营人原则上应该对其活动造成的潜在损害负全部责任。就损害赔偿是通过其他渠道提供来说，无论是通过政府还是商业保险，运营人预防措施的考虑都应纳入相应机制设计中。在保险领域，这些是众所周知的做法。分配全部责任作为风险承担就是对道德风险问题的应对。^[251]在赔偿由政府提供的情形下，融资原则上应与风险相关，即政府基金应由运营人支付的基于风险的保费构成。^[252]

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那样，国际核赔偿机制在法经济学文献中因不尊重这些基本原则遭到了严重批评。^[253]在解决类似的批评在多大程度上适用美国的《安德森法》之前，让我们简单地谈一下上面讨论的核责任制度和赔偿模式的一些原则，^[254]这些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美国《安德森法》的基础。

《安德森法》也是基于运营人严格责任的原则。^[255]不难断言，基于对侵权法的经济分析，核事故当然应依照严格责任规则规制。原因是它可以被认为是单边事故，这是一种只有加害人才能够影响事故风险的事故。^[256]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严格责任规则才能为加害人提供激励，使加害人不仅要采取有效的注意水平，还要具备有效的行为水平。^[257]这也是减少运营人必须承担的预期事故总成本的一种方法。^[258]但是，有效的严格责任规则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向受害者支付的赔偿金额应等于经营者造成的实际损害。^[259]核责任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潜在损害远高于运营人的个人资产。如果出现这种破产问题，严格责任的威慑可能失效。^[260]这种所谓的“判决履行不能问题”已经在文献中被作为支持运营人应承担提供财务担保义务的重要论据提出，例如以强制保险的形式。^[261]因此，《安德森法》要求运营人为其个人责任购置300000000美元的强制保险这一规定就是明智的。(www.daowen.com)

有效的严格责任的第二个条件是运营人应充分承担其活动可能造成的损害。^[262]这个经济原则可能会与国际核责任机制以及《安德森法》中的赔偿限制相冲突。下面，我们将研究《安德森法》的赔偿限额会在多大程度上造成效率低下。但最后应该注意到的是，国际机制与《安德森法》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安德森法》中没有法定的责任集中。^[263]这种责任集中在经济学和法学文献中受到了批评，因为它排除了所有可能造成损害的其他各方的责任，对这些主体的激励措施可能因为排他的责任集中而失效。^[264]在国际公约中采取法定集中责任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免除美国供应商的责任。^[265]在哈佛法学院和美国原子能工业论坛主持下撰写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保护供应商的最简单的方案是取消任何针对供应商的侵权诉讼而转向运营人提起第三方侵权诉讼。^[266]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法定责任集中的“优势”是相当有限的。基本上，法定责任集中限制了诉讼同时发生所可能引发的问题，^[267]这在经济上是有益的，因为它降低了管理成本。但赋予受害者可能性对不同的主体就特定的损害提起诉讼在预防和受害者受偿方面可提供更大的经济收益。非常值得怀疑的是，责任集中的边际收益——通过限制诉讼同时发生从而降低管理成本——是否超过了其边际成本，即通过限制诉讼从而降低了对潜在加害者的激励。美国实现类似的三级事故成本（管理成本）的减少，要归功于运营人的全方位保险。^[268]《安德森法》在经济上要求责任集中，这意味着对第三方的索赔仍然有可能，但核设施的运营人有法律义务将所有这些纳入其核责任保险范围之内。^[269]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责任集中有助于减少三级事故成本，因此，美国的《安德森法》比国际核责任赔偿法更为有效。

现在我们将细致地探讨《安德森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成本内部化和风险区分的经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