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于异步审理模式的探索，是从互联网司法的改革中得到突破的。2018年，杭州互联网法院（以下简称杭互）首创异步审理模式。^[2]2019年，广州互联网法院（以下简称广互）也推出了在线的“交互式庭审”模式。^[3]3年左右的探索过程中，异步审理模式适用率稳步上升，^[4]这表明其在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涉网案件的应用，得到了实务界和当事人的认可。对这一时期异步审理模式的实践进行梳理，可归纳出以下特点：一是适用范围较为限定。异步审理模式仅能适用于由杭州、广州两家互联网法院管辖的涉网一审案件，而且相关的案件需为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常规案件”。^[5]二是缺乏上位法依据。仅有杭互的《涉网案件异步审理规程（试行）》以及《广州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规程（试行）》——这两份法院内使用的业务文件中的相关条款对异步审理模式（广互表述为“在线交互式审理”）的适用方式作出了规定；而两家互联网法院的先行先试，并未获得全国法院系统的普遍认证，也未有法律规范层面的顶层设计予以支撑。^[6]这也导致，甚至连北京互联网法院（以下简称北互）都未曾有勇气向它的两家兄弟单位学习异步审理的“先进经验”，而选择一律适用同步视频庭审方式进行案件的审理。故总体而言，互联网法院对异步审理模式的尝试，具有很强的超前探索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大量民事诉讼案件被迫向线上转移。为了规范在线诉讼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在疫情期间下发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指出，“在线庭审应当以在线视频方式进行，不得采取书面或者语音方式”，这实际上是对异步审理做法的否认。从实践层面来看，多数法院贯彻了这一通知的精神，如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以下简称三巡）在疫情期间制定的在线庭审规则（试行）中，没有规定异步审理模式；且值得玩味的是，尽管三巡的巡回范围覆盖了杭互，但是这一规则的制定却是以北互的电子诉讼审理规范（试行）为参考依据，并未将杭互、广互出台的在线诉讼规则纳入其中。^[7]这进一步印证了在疫情期间，司法制度的顶层设计者对于异步审理模式的谨慎态度。但是在疫情期间，也开始有地方人民法院对异步审理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例如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8]“浙江省法院系统”^[9]均形成了相关先进经验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默许甚至宣传。显然，随着在线诉讼的广泛应用，政策制定者对于适用异步审理模式的态度开始出现摇摆和转变。故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年初公布的《在线办案规定》中，终于将异步审理的规则纳入其中。(www.daowen.com)

司法实务界对异步审理模式的态度，经历了从逡巡不前到大胆采纳的转变，笔者推测原因有二：一是对于异步审理规则的定位存在分歧。关于设立杭互的方案，是2017年中央深改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可见在顶层设计的层面，杭互及其在实践中的尝试，都具有“先行先试”的试验意味。但试验何时完成？经验何时成熟？并没有权威声音作出回应。故一般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也只能暂时采取观望态度。二是对于异步审理规则的推广，需要法官付出较多的学习成本。异步审理模式不仅仅会对司法审判带来冲击（后文详述），即使一些司法事务性工作（如排期、案卷归档），也与原先以开庭审理为核心的司法程序存在很大区别；也有较为资深的法官不适应在线诉讼的软件操作，导致异步审理在实践中推行阻力重重。然而，随着疫情期间在线诉讼的全面推广，司法实务界对于“互联网+司法”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乐观，法官也熟悉了线上办案的新常态，向全国法院系统推行异步审理模式的时机最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