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泰国批局到中泰建交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已结束其历史使命，但是侨批在历史上对中国经济做出的贡献应该被世人铭记。

根据滨下武志的总结，侨批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三重价值：

第一个层面，侨批是华侨给侨乡的书信和汇款，海外华侨华人寄送信函与金钱，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家人与侨乡的生活水平，体现的是与家族、故乡的来往。依据家族、地缘纽带而维持的侨批来往的社会性网络持续了百余年，这种具有地方性与本土性的基层社会交往是侨批最为基本的特征。

饶宗颐在其《潮州志》中这样说：“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事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厦屋更有十之八九系侨资盖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而不衰落者，无非赖侨批之挹注。故当战时侨批梗阻，百业凋敝，饿殍载道。兹据老于此业者较确实估计，民国十年以前汇归国内批款，年在数千万元。十年以后，年在一亿元以上。至二十年以后，有增倍蓰，可能达二亿以上。”^[30]20世纪30年代，学者陈达在潮汕和闽南地区10个县的实地调查的数据显示，侨乡的侨眷家庭收入中侨批所占的比重为81.4%，而本地收入只占18.6%，侨汇收入是侨眷家庭在本地的收入的4.38倍^[31]。侨批对于中国经济尤其是侨乡的经济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侨乡近半数的人口依赖侨批生活，侨乡的工商业和公益交通建设也是仰赖侨批投资。

第二个层面是侨批对商贸与金融网络的积极作用。移民出生地与移居地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久而久之，这种关系又逐渐扩大延伸至商业、贸易层面，形成了一个跨区域的商业网络。泰国华侨与潮汕原乡以及香港之间，由于侨批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商业金融网络，这一网络使故乡与移居地的彼此往来变得更为频繁，这一网络至今依然在发挥作用。

第三个层面则是侨批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跨区域的传承。这是往来于海内外的侨批所具有的非市场性的一面，侨批负载着华侨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珍贵的史料文献价值。

泰国侨批凸显了潮汕人的爱国孝亲和讲求商业信用的精神。批局收寄批款，承诺无论天灾、兵祸，还是盗劫，若有脱失，都应绝对负责，将批款赔付给收款人，若国内无法领取，须将批款退还给寄批人。这一原则与《联邮公约》规定的“天灾人祸”的免责原则不同，彰显了侨批业崇尚的信用精神。批局还可以寄赊，批局将批款在国内交妥，回批抵达后，凭回批才去向寄批者收取汇款，若寄赊人一时拮据，还可以待其有钱时还款。泰国批局经营者谷子在其《笃诚守信侨批业》一文中就言及他数十年从未遇到食言拒绝还款的人，寄赊人死后还有人代其还钱的事情遇到过好多宗^[32]。

侨批不但在历史上对中国经济建设，尤其是侨眷生活和侨乡建设有重要贡献，而且作为宝贵的历史档案，是研究华侨移民史、邮政史、经济史、金融史等的新的重要的文献资料。“侨批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潮人在那些国家的活动，还可以从潮人活动看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33]

现存泰国侨批文献时空跨度大，是研究泰国华侨移民史的重要史料。时间，自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80年代，绵亘一个半世纪，历经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空间，则以曼谷和汕头为两大集散地，覆盖整个泰国77府和潮汕各侨乡县和乡镇。从侨批中，可以了解二战前的华侨心态其实是“过客”心态，他们赚到的钱大部分汇回国内买田买厝，年老时再“落叶归根”。另外，还可以从侨批中了解当年华侨宗族、孝道观念以及爱国爱乡的美德等传统思想文化。

泰国侨批是研究中泰两国邮政史的重要史料。由此可以了解中泰两国邮政发展的历史，了解中泰两国政府对侨批和批局的管理、限制和检查的制度、政策和规定，可以了解中泰两国之间邮路的变化，尤其是二战期间，为了躲避日本占领军的管制，邮路就有两条陆路和一条海路。

泰国侨批还是研究中泰两国经济史、金融史的重要史料。侨批中有一类是华侨企业之间的侨批，这类侨批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从中可以了解这些华侨企业的经营情况、货物的种类以及价格浮动、物流航运的情况等。泰国侨批是“信款合一”，因而批局业务涉及中泰之间的金融汇兑，研究侨批也可以了解中泰两国货币的变化和汇率的浮动以及两国政府对跨国金融汇兑的管理。

国学大师饶宗颐赞誉侨批为“海邦剩馥”“侨史敦煌”。2010年侨批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中国侨批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13年中国侨批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泰国“侨批”也因此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研究海外潮侨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

【注释】

[1]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2]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

[3]黎道纲：《侨批及其历史内涵》，载福建省档案馆编《中国侨批与世界记忆遗产》，鹭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页。

[4]［美］威廉·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续）》，《南洋资料译丛》1964年第2期，第137页。

[5]吴凤斌、聂德宁、施雪琴：《吧城华人档案〈公案簿〉记载的唐人银信案》，载福建省档案馆编《中国侨批与世界记忆遗产》，鹭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278页。

[6]［日］滨下武志：《侨批与亚太区域网络：从批局、邮政、汇兑看》，载福建省档案馆编《中国侨批与世界记忆遗产》，鹭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7]潘载和纂修，（清）饶宗颐总纂：《民国潮州府志略　民国潮州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25卷，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25页。

[8]［泰］洪林：《泰国侨批与银信局刍议》，载王炜中主编：《侨批文化》第2期，第11-12页。

[9]许茂春：《侨批的人文与经济文献价值》，载福建省档案馆编《中国侨批与世界记忆遗产》鹭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44-45页。

[10]《中英北京条约》第五款：戊午年定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

[11]［美］威廉·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续）》，《南洋资料译丛》1964年第2期，第138页。(www.daowen.com)

[12]［泰］许茂春：《东南亚华人与侨批》，泰国国际邮票有限公司编辑部，2008年，第57页。

[13]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邮电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潘载和纂修，（清）饶宗颐总纂：《民国潮州府志略　民国潮州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25卷，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23-624页。

[15]郑挥：《民信局肇始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中国邮史研究》2002年第5期。

[16]［泰］司马攻：《烽火中的侨批》，载［新加坡］蓉子主编《侨批里的中华情》，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页。

[17]［泰］洪林：《泰国侨批与银信局刍议》，载洪林、黎道纲主编《泰国华侨华人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页。

[18]［泰］许茂春：《东南亚华人与侨批》，泰国国际邮票有限公司编辑部，2008年，第63-83页。

[19]［泰］洪林：《泰国侨批与银信局刍议》，载王炜中主编：《侨批文化》第2期，第12页。

[20]［泰］许茂春：《东南亚华人与侨批》，泰国国际邮票有限公司编辑部，2008年，第83-86页。

[21]［泰］许茂春：《东南亚华人与侨批》，泰国国际邮票有限公司编辑部，2008年，第92页。

[22]杨群熙编辑点校：《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2004年，第216-217页。

[23]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22页。

[24]［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255页。

[25]《广东省档案馆藏邮政局档案·29全宗·2目录》第375卷，第116-128页。

[26]福建省档案馆：《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册）》，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345页。

[27]汕头市档案局等：《潮汕侨批业档案资料选编》，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0页。

[28]《中原报》，1952年3月29日。

[29]［泰］洪林：《泰国侨批与银信局刍议》，载洪林、黎道纲主编《泰国华侨华人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2页。

[30]潘载和纂修，（清）饶宗颐总纂：《民国潮州府志略　民国潮州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25卷，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24页。

[31]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6页。

[32]［泰］谷子：《笃诚守信侨批业》，载洪林、黎道纲主编《泰国华侨华人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6页。

[33]饶宗颐：《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潮学讲座》，《通讯》（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2000年12月第20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