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中友好往来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而有据可查的两地交往记录，可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有了交往，自然便会有文化交流与商业贸易。毫不夸张地说，华人在泰国的商业地位举足轻重。

自素可泰时期起，华人来泰经商渐增，但定居者并不多。阿瑜陀耶时期前来经商定居的华人开始增多。至纳莱王时，泰国的沿海贸易相当大一部分掌握在华人手里。

吞武里时期，郑王重商兴国，支持华人移居泰国经商成为吞武里王朝一项重要国策。华人对发展当时的泰国国内经济、促进泰中帆船贸易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吞武里时期，潮州人拥有很多特权。

曼谷王朝初期，移民到泰国的华人增多，该王朝在初期给予了华人许多优惠政策。此外，华人在安家、就业、贸易、务农、造船和航行等方面还享有与泰国公民同等的权利。海上贸易方面，华商可自由出入泰国，这是他国商人不能享有的特权。更有甚者，华人有别于当地人及居住在泰国的其他国家的人，获准免服劳役。拉玛一世时期，华人大量移居泰国。拉玛二世、三世秉承一世王时的传统，泰中关系顺利发展，华人移者居泰国不断增多。

移民泰国的华人按方言区域来划分，包括：潮州人，来自潮安、潮阳、澄海、普宁、揭阳、饶平六个沿海和沿江河口区县；广府人，以广州人为主；福建人，以厦门为主要港口，以泉州人和漳州人居多；客家人，未形成聚居的群体；海南人，多为移居海南的福建人，大多来自海南岛东北的文昌和琼山两县。潮州人是旅居泰国数量最多的华人群体，福建人次之，接下来是海南人和广府人，而客家人数量最少。旅泰华人中，籍贯潮州的富商巨贾最多，并延续至今。

至1855年，泰国与英国签订了《鲍宁条约》，其宗旨是要泰国以自由贸易形式向英国彻底开放通商的门户。随后泰国又与其他国家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些条约给泰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带来了深刻变革。《鲍宁条约》签订后，华商对产品的垄断不复存在，中层华商作为代理或中间商、零售商参与了西方人的贸易。

《鲍宁条约》的签订，不但改变了旅泰华人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同时也改变了华人社会的组织形式。旅泰华人不得不以合法而有章可循的形式组织起来。

时至1910年，为适应时代需求，在火砻业主高学修、黉利行陈抡魁、客家巨商伍佐南及来自新加坡之著名甲必丹伍衣屏等倡议下成立了“暹罗国中华商会”，制定了商会章程，并选举董事会及会长。

章程规定，董事会每届任期一年，以此商会作为华侨聚集洽谈商务的公共场所。在廖葆珊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租下曼谷越三钣地区的三间房屋作为会馆。高学修先生被推选为首届会长。(www.daowen.com)

中华总商会除日常会务和办理诉讼函件及证明书外，还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华侨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各项活动中。

中华总商会的宗旨明确界定：团结侨众，互相协助，为广大华侨华人谋福祉，为国家、为社会的发展做贡献。在历届会董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总商会的规模不断壮大，会务不断发展，作用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已发展成泰华社会最负盛名的社团组织。

依其章程，泰国中华总商会是泰国华人工商企业家的全国性最高组织，其最高权力机构为每年举行一次的会员大会，组成常务会董会的会董、会长（后改为主席）及秘书、财政负责人等均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泰国中华总商会作为世界华商大会的三个发起人组织和召集人组织之一，于2011年10月接任了为期六年的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为推动世界华商合作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泰国中华总商会也是泰国外国商会联合会的重要成员，每月轮流主办一次商会联合会会议。而泰国中华总商会暨各行业公会联谊会辖下的30多个行业公会，业务涵盖了泰国各主要经济领域，联谊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由各行业公会轮流主办，同时邀请相关长官和专家作专题演讲，分析形势，探讨趋势，寻觅商机，共同发展。

泰国中华总商会为增进泰中友谊，加强泰中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深获泰中两国政府之器重。多年来，商会接待过多位莅泰访问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国各地政府官员，也陪同泰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每逢泰中两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商会皆率先响应，凭借在泰华社会的重要影响，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

中华总商会因在泰华数以百计社团中的龙头地位，及其在泰中两国政府间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成为泰华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各项活动中事实上的执牛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