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三个流派（或曰三种理念），各有各的历史思路：

第一种理念，历史的思路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语文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把语文教育异化成了传道教育、政治思想教育。他们觉得，封建传统语文教育的弊端是传道教育，现代语文教育的弊端是政治思想教育。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真正的“语言交际训练”，使语文课几乎成了“布道课”“政治课”。真正的语文教育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工具化”的“语言交际训练”。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就是形成听说读写诸种语文能力！于是高扬“工具化”和“语文字”大旗，强化纯粹理性的“演练”“操作”，以为这就是坚持真正的语文教育。

第二种理念的历史思路是，中国封建传统的语文教育的弊端是为封建阶级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而新时代的语文教育理应为新时代的政治服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工具，应该强化教育内容的鲜明的政治性、阶级性、先进性、时代性，用先进、积极的政治思想去教育一代新人。他们感到，如果新时代的任何学科的教育，仅仅成为单纯的学科自身的教育，那就失去了教育的时代性、先进性、政治性、阶级性，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尤其语文教育比其他学科带有更强的思想性、庄严性。因而语文教育必须强化思想教育（90年代，中国语文教育界，又有一些人在误解“人文精神”概念历史原意的情况下，用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来包装“思想政治教育”）。

考察历史，50年代，实际就存在一股强势的“文以交际”思潮，它承续着历史，力图把语文教育推演成纯粹形式的“语言文字”训练。而另一股“文以载‘道’”思潮，挟持强大的政治形势做后盾，坚决阻遏它的发展。二者相碰撞，于是，才产生了60年代初语文教育界的“文”“道”之论争。最终，二者的冲突，以张志公先生的文章《说工具》作为结束，实际标志着“文以交际”思潮占了上风。但并没有多久，到60年代中期，以“文革”的巨大政治历史背景为依托，“文以载‘道’”思潮终于得以卷土重来，语文教育完全异化成了“政治教育”，给“文以交际”思潮以重挫。“文以载‘道’”思潮在中国语文教育界盘踞十几年之久，语文课成了“政文课”，实际就是政治课。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机，极左思潮受到整个社会的遏制，于是“文以交际”思潮得以重返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舞台。从此掀动长达近20年的“文以交际”的“技术化”洪波巨澜。(www.daowen.com)

可是这一切，在“文以载‘道’派”看来，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语言文字训练”浪潮，已然冲击了广大学生的思想品质，冲击了语文课的思想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学生的语言表达思想贫乏、感情枯竭，内容飘浮、浅陋——这全是单纯“工具化”的“语言交际训练”所致。因而大声疾呼加强“思想教育”和“人文教育（把人文精神误解为思想政治）”。认为语言不仅是“工具”，同时还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语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是听说读写能力，而是还要形成“健康”“高尚”“先进”“正确”的思想人格！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呢？他们并不真正了然，他们内心深处仍把“思想教育”当作“人文精神”的最基本、最本质的内核。所谓的“人文”的“新瓶”仍装的是“思想政治”的“旧酒”！

这样一来，自然令“文以交际派”反感。“文以交际派”认为提倡所谓“人文精神”者，无非就是倡导“思想、道德、政治教育”而已。“文以载‘道’派”也确实是在“思想、道德、政治教育”的层面上使用“人文”“人文精神”概念，这就遭到“文以交际派”的强烈反击。实质上，在基本意向上，“文以交际派”并未误解“文以载‘道’派”。

在以上二者的历史碰撞中，自然有第三方站出来，发表“不偏不倚”的观点。说二者都有理，又都有偏颇。他们认为“语言是工具这种单种本质”无庸质疑，但又必须坚持“语文教育的双重效能”论，即所谓“文‘道’合一”。语文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训练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思诸能力，只是在其过程中又进行思想、道德、政治教育。但是，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前者是语文课程的单科职能，后者是语文课程单科跟其他课程共有的功能。——这就是左右逢源的“文‘道’合一派”。实质上，“文‘道’合一派”是从以上两派别中折中地各“抽取”一点，各“否定”一点。所以，这是一种历史的“杂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