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由于对母语语文教育“本性”的认识肤浅、理解偏颇，从而导致对母语语文教育的“效能”的理解产生偏颇。因而，就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念：

第一种理念，认为语文教育只存在惟一效能，即上述B倾向的效能，语文教育惟一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认为语言本质上只是一种工具（语言单种本质），语文教育的惟一本质就是“语言交际训练”（语文教育单种本质），就是“工具性”（其他属性都依附于“工具性”这个本质）；以为语文教育不存在、也不应追求A效能。他们认为，所谓A效能，就是把语文教育弄成“思想政治教育”，就基本是“以学习课文思想内容为主”，这样就势必冲击语文教育“语言交际训练”的本性。因而，主张“不要把过多的包袱放在语文教育的肩上”，要把语文课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这一派可叫做“语言训练派”或“文以交际派”。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母语语文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形式”教育。

这种理念，50多年来，一直实际地统驭着中国语文教育的教坛。

第二种理念，承认语文教育有双重效能，但又特别注重强调语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人格（特定的崇高神圣）。他们认为，语言本质上既是工具、载体，同时又是意识（语言双重本质论）。主张“不要把语文教育搞成单纯语言训练”，在进行语言训练时，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他们有时也故意把“思想教育”叫作“人文精神教育”“人文教育”，其实是混淆了“思想”与“精神”两个概念），努力塑造学生“健康”“崇高”乃至“神圣”的灵魂与人格。语文教育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语文教育双重本质）。此派可叫做“‘人文’思想派”或“文以载‘道’派”。“道”加引号，是因为他们心目的“道”基本是狭隘的、急功近利的“政治思想”。

他们也强调，在进行“思想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时，要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春风化雨”般进行，不可强硬灌输。引人注目的是，90年代中期，持此论者，在语文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呼唤“人文精神”的潮流中，借过“人文”为口号和旗帜，壮其声势。其实，他们一定程度上误解和曲解了“人文”“人文精神”的真实内涵和历史原意。他们仍是在“思想性”甚至在“政治性”的意义上使用着“人文”“人文精神”，把“人文”当成了“思想”的同义语。他们的初衷是，想以“人文”为武器，反击“文以交际派”泛滥的“技术化”“机械化”倾向，而同时不使自己重新走入左的“思想政治教育”误区，其实恰恰是老调重弹，重蹈“思想政治教育”之覆辙！

第三种理念，承认语文教育有双重效能。认为，语育本质上是一种工具（语言单种本质），这是他们理念的根本。然而，他们又认为，语文教育又具有双重效能（语文教育双重效能）。所谓语文教育，既要注重语言文字训练、形成语言交际能力；又要注重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政治教育等等。他们特别亲和于“文以交际派”的大多理论观点，但又不满意于实践中他们的一些极端的做法（如泛滥的习题、荒唐的解析）；他们反感“文以载‘道’派”的一些观点（如语文教育的人文性、语文教育最终目的是培养“人格”），但又觉得他们的一些倡导有些道理、顺应了时势（如对学生进行文化的、思想的教育等）。(www.daowen.com)

他们认为还是要“文”（语言训练）与“道”（思想教育）合一，二者相辅相成。这在表面上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折中观点。其实，他们骨子里与“文以交际派”属于一派，（如，他们的关于“语言”的核心理念是完全一致的，都认同语言的单种本质论），只不过，形诸于表达时不像“文以交际派”那样直露，他们为适应社会政治环境对语文教育的制约，在表述时作了妥协和调整。将“文”与“道”贴合在一块，这就是“文‘道’合一派”。

“文以载‘道’派”和“文‘道’合一派”的分歧在于，对语文教育最终目的的理解不同：

“文以载‘道’派”认为，语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形成所谓“健康、高尚、先进”的思想和人格，而“语言的交际能力”只能属于语文教育的“中程”目的。

“文‘道’合一派”认为，语文教育的“惟一”“终极”目的还是形成听说读写诸种语言能力，在这过程中再像其他学科那样培养“健康、高尚、先进”的思想；而后者只是辅助、是稍带，并不是特别必需——因为后者不是语文单科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学科的要求，不是语文单科的本质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