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细观察古格的壁画，就会发现有大量的动物、植物、山水、建筑点缀或陪衬其间。动物形象一般比较写实，尤其是当地常见的牦牛、马、羊、狗、豹、鹿、羚羊、鹰、鸟等都描绘得生动逼真。而佛教中的神圣动物如白象、狮子、孔雀、摩羯鱼、龙等形象则进行夸张变形或拟人化表现。有时还将两种动物组合成怪异造型，如鱼头龙身的摩羯鱼、鸟头狮身的翼兽、马头龙身的神兽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动物身体后部直接变化出忍冬纹样的画法，明显是受到印度阿旃陀、埃罗拉等石窟造型的影响。

红殿壁画——拟人化的狮子

植物图案由树木和花草两大类组成。树木除少数较为写实，大多数作了夸张变形。树冠有花朵形、桃形、伞形、蘑菇形、笔头形等程式化的形态；树叶大致有卵形、桃形、橄榄形、花瓣形等；树干或直或曲，大多装饰着繁简不一的忍冬纹。整个树形具有浓郁的装饰意味，很多已经完全图案化。花草多用来装饰造像的座、背光，以莲花和忍冬卷草最为常见。

山峦、河流、湖泊、云朵等自然景象都不是写实性的。山峦大体有两种形式，一种为馒头状，一种为钝角峰状，线条内侧通常稍加晕染。河流、湖泊的外轮廓也就是河岸和湖岸加以莲瓣作装饰，水波画成繁复密集的鱼鳞状。云朵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忍冬旋涡状，一种是如意状。

作为点缀的建筑图形，多为装饰意味很强的藏式楼阁立面图，散点透视，平铺直叙，缺乏立体感。一些屋顶加上汉式的庑殿顶或攒尖顶，屋内外有或坐或立的人物。(www.daowen.com)

壁画中的树木造型

古格壁画无论从内容、题材，还是构图、色彩、线条，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很难简单归入西藏传统中为人所熟知的地方画派，如15世纪的勉塘、钦则画派等。但古格王国地处数种文化的交汇地带，艺术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多重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邻近的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影响尤为强烈。

古格壁画年代的推定是和建筑年代的推定交织在一起的，但两者不一定完全保持一致。西藏佛寺很少有在壁画上题写年代的习惯，古格也是一样，所能够用于分析的只有壁画中出现的年代不同的高僧、译师的题名。这类人物题名多达500余处，但重复出现在各殿的情况较多。现可考的有古格早期（12世纪以前）的数十位高僧，与古格晚期（15世纪以后）的数位格鲁派（俗称黄教）高僧，而独缺古格中期这段时间内的西藏各教派著名高僧的题名画像。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5座现存佛殿的壁画中都出现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题名像，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和题名方式有所不同。红殿、白殿和坛城殿中的宗喀巴像均为小像，题名时直呼本名“杰·洛桑扎巴”。而大威德殿和度母殿都为大像，与佛像并列，题名也成了出现较晚的尊称“宗喀巴”，两侧还绘有两位弟子。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红殿、白殿、坛城殿壁画的年代大约在15世纪中期到后期，大威德殿、度母殿壁画大约是16世纪初期至中期的作品。其中度母殿还有可能晚至17世纪。

壁画的风格因时代早晚有明显变化。较早的红殿、白殿壁画题材丰富，同题材图案也变化较多，仅是各种造像的背光就有10余种，加上背光细部的一些变化，至少有30种以上不同背光。人物形体饱满而不臃肿，生动而不媚俗，色彩华丽而不妖艳，线条纤细而不柔弱，布局富于变化而不显杂乱，绘制过程中有一定的即兴发挥的成分。到了大威德殿，壁画布局开始变得单调，过分讲究对称，略显呆板，但线条和设色还比较讲究。到最晚的度母殿壁画，早期丰富多彩的造像背光只剩下两种形式，人物造型严重程式化，线条虽还流畅，但变得更加柔弱，比较多的出现沥粉堆金技法。佛传故事的背景色变为青绿色，更加接近卫藏地区明清时期的壁画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