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细观察古格的壁画,就会发现有大量的动物、植物、山水、建筑点缀或陪衬其间。动物形象一般比较写实,尤其是当地常见的牦牛、马、羊、狗、豹、鹿、羚羊、鹰、鸟等都描绘得生动逼真。而佛教中的神圣动物如白象、狮子、孔雀、摩羯鱼、龙等形象则进行夸张变形或拟人化表现。有时还将两种动物组合成怪异造型,如鱼头龙身的摩羯鱼、鸟头狮身的翼兽、马头龙身的神兽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动物身体后部直接变化出忍冬纹样的画法,明显是受到印度阿旃陀、埃罗拉等石窟造型的影响。
红殿壁画——拟人化的狮子
植物图案由树木和花草两大类组成。树木除少数较为写实,大多数作了夸张变形。树冠有花朵形、桃形、伞形、蘑菇形、笔头形等程式化的形态;树叶大致有卵形、桃形、橄榄形、花瓣形等;树干或直或曲,大多装饰着繁简不一的忍冬纹。整个树形具有浓郁的装饰意味,很多已经完全图案化。花草多用来装饰造像的座、背光,以莲花和忍冬卷草最为常见。
山峦、河流、湖泊、云朵等自然景象都不是写实性的。山峦大体有两种形式,一种为馒头状,一种为钝角峰状,线条内侧通常稍加晕染。河流、湖泊的外轮廓也就是河岸和湖岸加以莲瓣作装饰,水波画成繁复密集的鱼鳞状。云朵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忍冬旋涡状,一种是如意状。
作为点缀的建筑图形,多为装饰意味很强的藏式楼阁立面图,散点透视,平铺直叙,缺乏立体感。一些屋顶加上汉式的庑殿顶或攒尖顶,屋内外有或坐或立的人物。(www.daowen.com)
壁画中的树木造型
古格壁画无论从内容、题材,还是构图、色彩、线条,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很难简单归入西藏传统中为人所熟知的地方画派,如15世纪的勉塘、钦则画派等。但古格王国地处数种文化的交汇地带,艺术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多重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邻近的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影响尤为强烈。
古格壁画年代的推定是和建筑年代的推定交织在一起的,但两者不一定完全保持一致。西藏佛寺很少有在壁画上题写年代的习惯,古格也是一样,所能够用于分析的只有壁画中出现的年代不同的高僧、译师的题名。这类人物题名多达500余处,但重复出现在各殿的情况较多。现可考的有古格早期(12世纪以前)的数十位高僧,与古格晚期(15世纪以后)的数位格鲁派(俗称黄教)高僧,而独缺古格中期这段时间内的西藏各教派著名高僧的题名画像。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5座现存佛殿的壁画中都出现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题名像,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和题名方式有所不同。红殿、白殿和坛城殿中的宗喀巴像均为小像,题名时直呼本名“杰·洛桑扎巴”。而大威德殿和度母殿都为大像,与佛像并列,题名也成了出现较晚的尊称“宗喀巴”,两侧还绘有两位弟子。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红殿、白殿、坛城殿壁画的年代大约在15世纪中期到后期,大威德殿、度母殿壁画大约是16世纪初期至中期的作品。其中度母殿还有可能晚至17世纪。
壁画的风格因时代早晚有明显变化。较早的红殿、白殿壁画题材丰富,同题材图案也变化较多,仅是各种造像的背光就有10余种,加上背光细部的一些变化,至少有30种以上不同背光。人物形体饱满而不臃肿,生动而不媚俗,色彩华丽而不妖艳,线条纤细而不柔弱,布局富于变化而不显杂乱,绘制过程中有一定的即兴发挥的成分。到了大威德殿,壁画布局开始变得单调,过分讲究对称,略显呆板,但线条和设色还比较讲究。到最晚的度母殿壁画,早期丰富多彩的造像背光只剩下两种形式,人物造型严重程式化,线条虽还流畅,但变得更加柔弱,比较多的出现沥粉堆金技法。佛传故事的背景色变为青绿色,更加接近卫藏地区明清时期的壁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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