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最早传入西藏的时间，西藏佛教史籍都说是在松赞干布前五世的赞普——拉托托日聂赞之时，传说这位赞普在王宫顶上休息时，从天而降下四件宝物：《百拜忏悔经》、舍利宝塔、六字真言、法教规则。佛教从此在西藏传播开来。但严肃的现代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到了7世纪，也就是吐蕃王朝建立之初的松赞干布时代，佛教才从印度和汉地正式传入雪域高原，那时起才开始修建佛堂，翻译佛教经典。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传入西藏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首先它受到原始本教的极力排斥，史书中多有佛教与本教反复较量的记载。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佛教最终成为吐蕃王室和民间广为接受的宗教信仰，直到吐蕃晚期赞普朗达玛打断了这个进程。这一时间段被称之为佛教发展的“前弘期”。古格王国的佛教复兴则是西藏佛教发展的“后弘期”。

不难发现，所有藏文文献对于古格王国历史的记载实际上都只是一部佛教史，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西藏几乎所有的史书撰著者都是有学问的僧人，他们所关心的首先是与佛教有关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古格人确确实实是把佛教当成生活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10—12世纪，古格能成为西藏西部一个势力强大的地方王国，与古格王国把弘扬佛教作为基本国策有着直接的关系。9世纪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的灭佛运动，造成了西藏高原近百年的佛教低潮，僧侣被迫还俗、寺院被改作他用、佛教经典被焚烧，社会地位较高的僧侣集团一下子跌入最底层，人们的信仰出现了危机，一时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在阿里地区站稳脚跟的古格王室充分显示出审时度势的精明，重新举起了弘扬佛教的大旗，既稳定了王国内涣散的人心，又很快提高了王国在整个西藏地区的声望。特别是迎请印度高僧阿底峡到古格弘传佛法和在托林寺举行的“火龙年大法会”两件事，更加使得古格王国声名大振，继而成为西藏佛教复兴的根据地。翻译了多部佛教经典的古格高僧仁钦桑布也成为西藏佛教史上名声卓著的“大译师”，其地位如同唐代高僧玄奘之于唐王朝，其功绩在本国广受肯定与尊崇。

随着佛教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一大批寺院在古格王国各地纷纷建成，托林寺等重要寺院的建造过程中，印度、克什米尔等国家与地区的僧人和工匠多有参与，他们为古格王国佛教艺术带来了大量的异域元素，给西藏“后弘期”佛教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注入了新的气息，形成不可低估的影响，而且通过古格王国把这种影响远传至西藏腹地。

12世纪以后，西藏腹地的佛教势力发展迅速，而且很快与各地贵族势力结合，逐渐形成统治一方的政教合一政权。先后统治西藏的萨迦政权、帕木竹巴政权、噶厦政权都是如此。(www.daowen.com)

古格王国虽然长期保持着政教分离的状态，但王室往往通过王族成员出家为僧、重金资助佛教活动等手段掌握着对佛教的领导权和控制权。从藏文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格王国从建国时起，屡有王室成员出家为僧。最为著名的是古格初期的“拉喇嘛益西沃”和“拉喇嘛降曲沃”两位，“拉喇嘛”意为天喇嘛，可见其地位之崇高。其后的数百年里，王室成员出家为僧成为惯例，直至古格王国末期。高僧如喜瓦沃、释迦沃、协饶沃色、拉尊·洛桑·益西沃等均为王室成员。16世纪古格王曾经邀请一世班禅到古格王国访问，当时国王的叔祖就是古格佛教界的最高首领，17世纪初，古格王国最后一任国王赤·扎西查巴德当政时，王国的喇嘛首领就是国王的胞弟。

古格国王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对神山冈仁布齐峰进行布施的大施主地位，对远在拉萨的大昭寺也常有供养。

由于古格王国一开始就把弘扬佛法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在建寺修塔、塑绘佛像上必然要倾注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修建佛寺的重视程度绝不亚于修建王宫。在古格故城的所有遗迹、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大批保存至今的佛教艺术品了。每个佛殿和供佛窟的墙壁上都绘满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的壁画；殿顶色彩斑斓的天花板彩绘无比绚烂；一道道夯土墙上镶嵌的卵石表面雕刻着形形色色的佛与菩萨；佛塔中堆放着成千上万的各种模制小造像和小塔；佛殿的门楣、门框、柱头、托木也被工匠们雕刻出各种造型。这一切全面展示了古格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和对艺术创作的执着追求，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了解古格王国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古格人精神生活的横切面。

20世纪上半叶，在意大利学者图齐介绍和研究古格古城的著作中，关于壁画和雕塑的内容就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国内学术界、艺术界、新闻界对于古格故城的关注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壁画和雕塑上。学者和艺术家们尽管去过许多西藏其他地区的寺院，看到过大量不同风格的壁画、塑像、金铜造像、唐卡（西藏式的卷轴画），但到了古格还是会眼前一亮，流连忘返，欣喜万分，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这里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称为“古格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