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已经有一些关于阿里高原的怪诞传说被记载到文献中，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撰写的史书和印度史诗《摩诃波罗多》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印度以北的高原上产出一种“蚂蚁之金”，说是有大如狐狸的蚂蚁在冬季时像鼹鼠一样掘土挖洞，掘出的土在洞口堆积成一座座小土堆，土中含金砂和金粉，稍加冶炼便可得到成色很好的黄金。那个时候大概没有一个西方人去过西藏，所有的讲述都是道听途说而已。元代时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同样是根据传闻记述了“吐蕃州”的情况，他对流行于吐蕃州的巫术很感兴趣，从他描述的情况来看，那应该是原始本教的巫术。

根据现存资料，最早来到阿里高原的西方人是两个葡萄牙籍的传教士。1624年，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和玛努埃尔·马克斯从印度果阿出发，翻越风雪弥漫的玛拉山口，到达古格王国都城札布让。他们心怀坚定信仰，准备传播上帝的福音，谁都没有料到他们会成为古格王国灭亡的导火索。在后面讲述古格王国历史时还会详述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往来信件和所做记录成为西方了解阿里高原和古格王国晚期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1820年初，一个名叫乔玛的小个子匈牙利人步行向东方出发，年近40岁的乔玛此行目的非常简单，他坚信匈牙利语与西藏边陲一个游牧民族的语言有某种联系，他想搞清这两种语言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时他已经具备了掌握东西方十几种语言的坚实基础。两年后，乔玛在古格王国的近邻拉达克王国遇到一位英国探险家，探险家使他改变了初衷，决心学习藏语，然后编纂一本藏英辞典。他在古格与拉达克交界的小寺院里一待就是8年，完成了辞典的编纂。这是第一部藏语与西方语言的辞典，由于这部辞典，乔玛被认为是西方研究西藏的鼻祖。乔玛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藏语和藏文佛经的翻译，他也曾想深入西藏腹地，了解更多关于西藏的学问，但最终没能如愿，客死于锡金。

一个世纪之后的1906年秋冬之际，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着一支庞大的队伍（确切的人数虽无明确记载，但提到随行的马就有77匹）再次翻越喀喇昆仑山进入西藏西部，在这之前他两次试图进入西藏的举动都失败了，这次旅程对斯文·赫定而言同样是艰难之旅，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直与死亡为侣”。斯文·赫定是一个意志坚定、目标明确而又经验丰富的探险家，对于这次旅行的目的，他在《亚洲腹地旅行记》里说：“逼近这片未知地，连带发现印度河的发源地。我自负要除去西藏地图上‘尚未考察’这等字眼，给山脉、湖沼和河流记上原有的真名。”他向东行进时走的是阿里北部羌塘高原一线，一路上测量山的高度、湖的深度、寻找河流的源头、采集标本、绘制地图，一直行走到日喀则。然后又从南线折回，经过阿里的普兰县、噶尔县，出札达县到印度。斯文·赫定此次探险考察把对自然地理的考察作为重点，较少着眼于人文地理和西藏历史遗迹。

1912年，英国人麦克沃斯·杨假道印度，深入象泉河谷地，探访了古格故城和托林寺，返回之后撰写了《到西藏西部的托林和札布让的旅行》一文，发表在印度旁遮普历史学会杂志上。由于没有见到原文，对他这次探访我们无几所知。我们只能从一篇研究文章的引文中见到只言片语。

意大利学者古瑟普·图齐作为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从1928年至1948年前后8次深入西藏西部和中部进行科学考察，其中对阿里地区古遗迹的考察和研究着力最多，札达县、噶尔县古遗址、古寺院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图齐在语言、历史、宗教等方面有着极好的学养，后来撰写的七卷本《印度—西藏》（已有中文译本《梵天佛地》）《西藏的奥秘》《跨喜马拉雅的古代文明》被认为是西藏考古研究的开山之作，他本人也被西方尊为西藏考古的泰斗。特别是《印度—西藏》丛书的第三卷第二册即为《札布让》，也就是古格故城遗址。书中详细介绍了城址现存的几座重要佛殿的壁画和雕塑，如胜乐殿（坛城殿）、金刚怖畏殿（大威德殿）、白殿、红殿、总管殿（度母殿），并有多幅照片记录了当时的状况。稍感遗憾的是，图齐最为关注的是藏传佛教的历史和艺术，对于城堡中的王宫、民居、碉楼、道路少有介绍。直到1973年，已经耄耋之年的图齐还在翘首东方，期待着中国考古学家在西藏的考古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曾经兴起过一个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小热潮，植物学家刘慎谔、气象学家徐近之、地质学家孙健初等人成为国内进行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先驱。其中刘慎谔的考察路线是越过昆仑山，经藏北和阿里羌塘高原到克什米尔，然后假道印度回国。刘慎谔的科学考察历时一年多，带回了2000多件珍贵的标本。

20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进入了黄金时代，近半个世纪中各种专业的考察几乎没有中断过。70年代中国科学院组建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对青藏高原的地质、地貌、矿产、水文、气象以及野生动植物进行了大规模、全方位的考察，这次旷日持久的考察被誉为中国“科学考察的盛宴”。170多部科学考察报告和研究专著陆续出版，人们真正对青藏高原有了全面而科学的认识。(www.daowen.com)

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谷格（古格）王国的遗迹》，在这部不到10分钟的纪录片里，摄影工作者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那时古格故城遗址的珍贵影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遗址中随处可见的铠甲、窑洞中的铁锅和木碗、成捆的箭杆、完整的刀矛等文物。未能身临其境但独具慧眼的文物考古专家看到纪录片无不震惊，报请文化部，将古格故城列入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9年，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联合组队，对古格王国故城遗址展开短期科学考察，这是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阿里进行的第一次考古调查，1981年以调查简报的形式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考察的初步成果，引起学术界对这个边陲古城遗址的注目，也正式拉开了我国阿里考古调查和研究的序幕。

1981年，西藏工业建筑勘察设计院组织专业人员对古格故城遗址和托林寺进行了测绘、调查，之后于1988年出版了《古格王国建筑遗址》一书，不仅从建筑学的角度介绍了考察成果，也对古格王国历史做了初步梳理。

1985年，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了一支年轻的考察队（平均年龄29岁，我是队员之一）开进阿里，在4个月的时间内走遍了阿里地区的7个县，发现了一大批古代遗存。当时考察的重点是古格故城遗址，所以对故城的考察尤为深入细致，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大家分工协作，测绘了遗址的总平面图；对所有现存遗迹逐一登记、编号、记录；对所有佛殿、佛窟壁画、天花板彩绘做了全面拍摄和记录；核算了故城遗址的总面积、各种遗迹的数量，弄清了其性质和分布情况；初步揭示出古格佛殿壁画中所隐含的丰富内容，并对古格王国时期的其他寺院遗址、城堡遗址和村落遗址也进行了初步考察。所取得的调查资料使人们对古格王国历史、文化、宗教以及阿里高原古文明有了新的了解。

考察队到古格遗址的第一天，队员们正在抬发电机（宗同昌拍摄）

1992年，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进入“收官”阶段，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下属的阿里文物普查队再次对阿里地区文物展开调查，在1993年出版的《阿里文物志》中收录的46个文物点，其中就有古格王国时期遗址15处。

近几十年来，对阿里的考古调查、发掘一直不断在进行，一个个重要的发现不断在增进和改变着人们对这一地区古代文明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