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吐蕃王朝以前，地处西藏西部的阿里高原上就有了当地的古老文明，藏文文献称之为“象雄”，汉文文献记作音译的“羊同”或“杨童”“杨同”。古象雄人曾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它的疆域包括哪些地方？我们所能见到的藏汉文献都显得语焉不详，而且抵牾之处甚多。一本权威的本教藏文文献记载：“象雄有里、中、外三部分。里象雄是在冈底斯山西面三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至拉达克一带。这儿的甲巴聂查城中有两座山，山上有自然形成的密尊形象。木里桑拉又在此建却巴城，他在城中修得秘法，将人体大小的巨石定在空中，后来人们用土石垒了台基把巨石托住，这里有大小三十二个部落，后被外族占领。中象雄在冈底斯山西面一天路程之外，那里有詹巴南夸修炼地——琼隆银城，这是象雄国的都城，这片土地曾经为象雄十八王统治。因为这块土地东面和吐蕃接壤，有时受吐蕃的管辖。外象雄是以穹保六峰山为中心的一块土地，也称松巴精雪。包括三十九个部落和北嘉二十五族。有穹保桑钦、巴尔仓等寺庙和修炼的岩洞。”这样的记载让人感觉云山雾罩，只有中象雄一节稍显真实。其他不少藏文文献也都如此。这样的史料使得现在的学者们苦恼万分，研究工作的推进困难重重。

汉文史籍《通典》对羊同的记载极为简单：羊同有大小之分，其中的大羊同北面与昆仑山以北的于阗相接，东临吐蕃王朝的辖地，地广千里，多冰雪，兵力八九万。羊同人蓄着长发辫，身穿毛毡或皮衣，以放牧牛羊为生，所出的物产与吐蕃相同。他们没有文字典籍，用刻木结绳来记事，刑法非常严峻。羊同的王姓为“姜噶”，有四个大臣掌管国事，贞观五年（631年）曾向唐王朝朝贡。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吐蕃时代的古藏文文书记载的吐蕃历史，其中多次提到象雄。松赞干布为吐蕃赞普时征服了象雄王李聂秀，将其部落收于治下。其后很长一段时间，象雄人时叛时降，但终究辉煌不再，一些象雄的贵族也成为委身吐蕃王朝的忠实属臣。

藏文文献中记载的象雄还是西藏原始本教的发源地，本教祖师敦巴辛饶在这里创立了最早的“雍仲本教”，象雄的本教大师据说在吐蕃早期就应邀到吐蕃“超荐凶煞”。象雄据传有成熟的文字体系，星象学和医学也很发达。可是时至今日，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吐蕃王朝之前的“象雄文”。

传说和文献中所记述的古象雄究竟是怎样一种文明状态？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对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对外交往等方面都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近二十余年，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发现了不少早于古格王国和吐蕃王朝的遗址、墓葬和岩画，从种种迹象分析，有理由认为它们极有可能是遥远的象雄时代的遗存。

任姆栋岩画

考古工作者在阿里地区的札达县、日土县、革吉县、改则县等地先后发现了30多处岩画点，岩画多位于河流和牧场的近旁，画面大都是在崖面或石块上凿刻出来的，岩画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是各种动物，其中也不乏放牧、狩猎、祭祀、战争、迁徙等多种场景。岩画中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物都刻画得简单生动，尤其是种类繁多的动物更是惟妙惟肖，创造者对各类动物形象特征的准确把握和巧妙夸张使鹿、羚羊的机警灵活，牦牛的憨拙强悍，虎狼的凶猛敏捷等都跃然壁上。岩画中也有表现宗教活动的内容，其中日土县任姆栋一幅较大的岩画生动描绘了原始本教的祭祀内容：画面上部是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一弯新月和一对夸张变形的男女生殖器；中间有4个头戴鸟兽面具的人围绕着本教符号手舞足蹈，人物侧上方是一条首尾相接成圆环形的鱼，人物下侧有排列整齐的10个罐子；画面下方凿出密密麻麻的125只羚羊头和山羊头。参照本教文献我们对这幅奇特的岩画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高处的日月表现了对日神、月神的崇拜；男女生殖器是用来祈求牲畜繁衍、牧草丰盛的一种巫术工具；中间的4个人无疑是作法的巫师，围绕本教符号跳着具有巫术意义的舞蹈，陈列的一排盛有酒或食物的罐子是对神灵的供献；最下方的125只羊头很有可能是大批杀牲用于祭祀的写照。任姆栋岩画资料公布以后，许多研究本教的学者都把这幅岩画作为展现本教祭祀仪式的典型例证。日土县塔康巴岩画中有一幅场面宏大的岩画，画面中也有一位头戴羽毛的巫师，站在长方形的祭祀场中作法，旁边是数列行走的人群和牦牛。岩画内容表现的是一次大迁徙之前的祭祀仪式。

任姆栋岩画

塔康巴岩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札达县、噶尔县、日土县发现一些古老的墓葬。按形制结构，考古学家将之分为土坑墓、土洞墓、石框墓和石丘墓等不同类型。1997年的春天，藏族同胞在噶尔县甲木乡一面山坡上采石，他们惊奇地发现了两个用石头垒起来的石框墓，里面堆放着人骨、兽骨、毛织衣物和铜钵。等到阿里地区文化局的干部闻讯赶到现场时，墓里的遗物已经被扰动得十分凌乱。散乱的人骨上还附着着干缩的皮肉，很像新疆一些地区出土的干尸。毛织衣物都成了破片，但仍然经纬清晰，一片深褐色的毛布片上织出横向排列的人骑大角羊的图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流行于中亚地区的人骑兽纹的织物。两个铜钵经过长期使用多处破损，到处铆着铜皮的补丁。还有十几根削成尖头的短木棍，端头涂着红色，可能是使用巫术时所需的道具。(www.daowen.com)

噶尔县甲木乡古墓出土的动物纹毛织布（宗同昌拍摄）

卡尔普墓葬出土的陶罐与羊头骨

1998年，在札达县卡尔普遗址附近，放羊的孩子发现了被雨水冲出来的陶罐和骨头，当时我们正在托林寺做考古发掘，于是安排了几天时间前去那里调查。那个地方离公路还有四五公里，我们和藏族工人背着工具、水、食物，跟着向导翻过沟壑，找到了3座残破不全的墓葬，清理出两座土坑墓和一座土洞墓。两种不同结构的墓里都随葬有数个羊头骨和陶器、木器，出土的陶器形制非常类似，夹砂红陶质，敞口圜底，主要形制为双耳罐和单耳带流罐，其中一件高达40厘米的双耳罐的颈部还绘有红色的竖条纹。土洞墓里有一具小木棺，如同一个四条腿的箱子，长度只有90厘米，被埋葬的人应当是蜷曲起来放进木棺里的。在墓里采取的木片标本后来送到北京大学做了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测定，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墓葬竟然距今已经2650年，因为墓中同时出土的还有残铁器，如果年代无误，那么西藏出现铁器的时间几乎与中原地区一样。由此证明西藏西部早期文明发展的水平以前是被低估的。1999年至2001年期间，四川大学考古系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在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附近发掘了一批墓葬。墓葬分布在相距不远的3个地点：朗布钦、萨松塘、格林塘。这批墓葬有石丘墓、土坑墓和土洞墓三种形式，出土有各种陶罐、陶钵、陶杯和木器残片，甚至还发现一件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征的青铜短剑。墓葬出土木片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显示，墓葬年代在距今2100年至2700年之间。

2004年，更加惊人的发现在噶尔县门士乡的本教寺院——故如甲木寺附近出现了。一辆给故如甲木寺运送货物的卡车在寺院门口一侧倒车，后轮陷进了一个土坑里，随后人们发现这个土坑下面竟然是一个大空洞，好奇的僧人下到这个洞里，发现有人骨、马骨、木碗、铜钵、陶杯、丝绸等物，丝绸残片上看得出有鸟兽图案和汉字“王侯”字样，可以确定是汉晋时期中原或南方的织锦。正式对这个墓地进行发掘是在201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组队在故如甲木寺门前持续发掘了三年，共发现十一座墓葬。墓中出土的文物有陶器、木器、铁器、铜器、丝织品、人面金片饰等，测定墓葬年代为公元1—2世纪前后。与此同时，札达县城西侧的坡地上在施工时发现了两座古代墓葬，墓葬中除了出土大量陶器、木器，还出土一件金面具，这件金面具使用金片錾刻制成，大小与人面部大小相仿，椭圆形的面部刻着细而长的鼻梁，两眼圆睁，头戴一顶奇特的冠，冠上刻有雉堞（城墙垛子）纹样，穿插刻有羚羊、鸟等动物形象。类似的金面具在尼泊尔北部木斯塘、印度西北部、吉尔吉斯斯坦都曾有过发现。最近几年，在札达县城西侧的这两座墓葬附近又陆续发掘了六座墓葬，墓葬是典型的土洞墓，作为墓室的土洞与遍布札达盆地的古代窑洞形制如出一辙，平面是圆角长方形，顶部圆拱，周壁开凿有大小不一的壁龛。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陶器、木器、草编器物和铁镞、铁匕首、玛瑙、玻璃串珠等物，其中有一件藏族同胞称之为“天珠”的蚀花玛瑙管状珠，这是在西藏境内首次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根据墓葬出土文物的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测定，证实墓葬的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这些重要发现为探索西藏西部古老文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的发现被评为2015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

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王侯”纹织锦

曲踏墓地出土的金面具

1998年，我们在象泉河北岸发现一段存留在悬崖崖壁上的引水渠道，这个渠道形制比较特殊，站在远处看到的只是一排基本水平、大小相若的洞窟，洞与洞之间相隔十几米，只要钻进其中一个洞就会发现这些洞全部被一条渠道串联在一起，渠道高2米，宽0.6米，刚好容一人通过，底部有厚厚的砂层，明显是多年流水沉积下来的，一串通向崖壁外的洞口应该是开凿时出土和采光所必需的。这条渠道是什么人、什么年代修造的，至今还是一个谜。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工程耗时耗工，难度也非常大，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断然不会有这样的渠道存在。这条暗渠废弃得很早，一部分主体被后来的人们所利用，扩展为居住的窑洞，窑洞具有古格王国时期的特征，因此推测暗渠至少是古格王国以前的遗存。

有关象雄文明的考古发现虽然不多，能得到的信息也极为有限，但古老象雄文明的神秘面纱已经开始被轻轻揭开，再一次证明了用考古学手段探索古代文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