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三位伟大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并不满足于他们从以前朝代继承下来并经过重建的北京城墙内的那些不同的宫殿住宅，他们还在城外建造了一些全新的宫殿，或者说是准备作为夏季疗养之地的宫苑。明朝皇帝最主要的夏宫位于京师的南部，但是清代皇帝在17世纪和18世纪建造的新夏宫全都位于京师西北部约十公里处。这些皇家宫苑如今只有很少的遗迹存在，那些建筑都已经毁于战火，而其遗址则被人们所遗忘，变得荒凉不堪。被称作旧夏宫的圆明园的情况就是如此，同样情况的还有被称作皇家猎苑的净宜园和玉泉山，只有被称作新夏宫的万寿山依然保持状况良好，后者的花园和建筑30年前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已经被彻底地修复。总的说来，所有这些宫苑和夏宫的美丽和个性都更有赖于它们的坐落方位和模仿自然的方式，而非纪念碑式的建筑。甚至就连其主建筑被摧毁之后，人们仍能在圆明园、玉泉山和净宜园等地看到一些让人回味无穷的场景。要想详细地描述这些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就此而言也是多余的。它们的自然美景用照片来表现要比任何文字描述都更为传神，而且由于它们的涉及面如此之广、地形又如此复杂，以至于完整的文字描述所需的篇幅远远超出了现实的可能。然而，有关夏宫和皇家猎苑的一些历史背景说明也许并非画蛇添足。

圆明园的范围很广——最初的周长据说就在20公里以上——包括了17世纪和18世纪所建造的一系列宫殿、亭台楼阁和花园。^[15] 由康熙皇帝所缔造的畅春园是其最古老的部分。雍正时期（1723—1735年）增添了另一个大园子，称作圆明园。乾隆时期又增添了更多的园子，不仅有一些中式的殿堂和楼阁，还有一整套西式的宫殿建筑及与其配套的大型花园和喷泉装置。目前，在圆明园唯一能见到的建筑遗迹就是那套西式宫殿的残垣断壁。这套西洋楼的建材不仅有木材，还有砖头和汉白玉，因此在经历1860年那场大火时要比那些中式建筑更能抵御烈火的焚烧。

关于圆明园在乾隆年间得以广泛扩展并达到鼎盛状态的最佳概念可从一些在清宫担任画师和机械师的法国耶稣会士的描述中窥见一斑，后者比辛亥革命之前清宫中任何其他西方人都能更加自由地进出皇宫。其中最有趣的描述就是1743年11月1日王致诚神父（Frère Attiret）写给达绍特先生（M. d’Assaut）的一封信。这封信在《教谕和奇妙信札集》（Lettres Étudiantes et Curieuses， Paris，1781）第22卷中可以读到完整的文本，我们在此只能提供从冗长文件中摘译出来的几个选段。^[16] 王致诚首先对中国的皇宫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他认为圆明园的大小面积略等于第戎城，然后补充说：

至于圆明园中的宫苑，那简直壮丽美观之极！该园幅员广阔，许多高达50—60英尺的小山丘是用人工堆起来的，它们被无数条山沟所隔开。从山上流下清澈的小溪，溪水灌溉着这些山谷，小溪一会儿分叉，一会儿又在好几处汇合，形成喷泉、湖泊和海洋……

在一条山谷中可以看见许多房屋。它们的正面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窗户和木柱，所有的木构件都涂上了金色，先漆成黑色，然后再漆成金色；墙是用灰砖砌成，美观而光滑。屋顶上铺有红、黄、蓝、绿、紫等色彩的琉璃瓦，后者经过巧妙的组合和调配，形成各种赏心悦目的隔间和图案。这些房屋几乎都只有单层，都建在高2、4、6、8英尺的台基上，台阶并不平坦光滑，似乎是自然天成的。

每条山谷都有其特定的亭台楼榭，虽然就全园的规模而言显得较小，但也都足以供欧洲最高贵的亲王及其随从们在此下榻。有些房屋是用从500里外运来的柏木建造的，而类似于这样的宫苑在圆明园中就有200多个，这还不算供太监们居住的楼阁……溪流上建有形状各异的桥梁。有些桥梁上还有汉白玉的栏杆，上面刻有精美的装饰性浮雕。

园中最美丽的景点是位于湖泊中央的一个小岛，它由一块高出水面约6英尺的巨石所构成，风光绮丽，环境幽雅。这块巨石上建有一座房间数逾百的小型宫殿。它具有四个“正面”，其精雕细琢的程度无可言状。从这儿人们可以看到环湖的所有宫苑，以及后面的山丘。溪水从山上流下来，汇入下面的湖泊，每一条溪流汇入湖泊的口子上都建有一座桥梁，桥上有亭子和牌坊。在各座楼阁之间都有繁茂的树丛，后者将这些楼阁隔开或隐藏起来，以防止一座楼阁里的人见到另一座楼阁里的人……

皇帝的住所靠近圆明园的大门，就在正大光明殿的院子和花园后面。这是一座被一条宽阔溪流所环绕的小岛，人们也许可以称其为后宫。这儿有一些想象中最美丽的家具、装饰品、水墨画、昂贵的木器、中国和日本的漆器、古老的花瓶、瓷器、丝绸和金银箔……

在欧洲，我们总是试图让我们的建筑风格统一、左右对称，我们希望建筑的一个部分总是能与另一部分形成平衡。这种对称的规划秩序也可见于北京的皇宫，以及一些王府和衙门建筑。但是在圆明园，人们所见到的却是形状各异和不对称。这儿所表现的是一种自然的乡间景色，一种幽静的荒野，而非按照对称和平衡原则建造起来的建筑……每一处宫苑似乎都“偶然天成”，并非刻意要与另一处宫苑遥相呼应……但这儿的一切都品位高雅，人们对于其值得击节赞赏之处并不能一目了然，而是要慢慢地品味。前一次观察刚结束，回过头来，你必须再看一次，好仔细回味它那无尽的素材。

任何亲眼见过这些中式宫苑和亭台楼阁的人都会承认，王致诚神父的概括是相当到位的，尽管在强调建筑的无穷变异性上略微有些夸张。除了圆明园之外，这些特征也可适用于中南海和北海的部分宫苑建筑。圆明园的这些中式建筑目前不仅已经全部绝迹，而且花园里杂草丛生，溪流也被淤泥所堵塞。然而，人们还是可以从唐岱和沈源于1744年所画，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圆明园四十景图》中对于它们的原貌窥见一斑。这些图画以工笔绘制，画面很大（约一平方米），以俯瞰的形式表现了圆明园中一些最重要的建筑及其周边的花园和院落。这些建筑的风格与紫禁城里和中南北诸海的建筑风格完全相同，其主殿建在由一层层阶梯拾阶而上的汉白玉台基之上，而较小的亭台楼阁则隐藏在盛开着鲜花的美丽树丛之中，其地面上有连绵不断的小山丘和假山，以及溪流和湖泊，形成了如诗如画的美景。^[17]

圆明园中的西洋楼是根据郎世宁神父的设计图样于1747年开始建造的，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在中国以画家而著称。西洋楼辅助性的西洋水法工程是由一位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神父（Père Benoit）设计监造的，后者对于凡尔赛宫和巴黎西郊圣克卢的喷泉似乎十分精通。从圆明园和一些北京花园内依然能见到的遗迹和装饰性建筑残片来判断，郎世宁神父的主要灵感一定来自意大利的巴洛克建筑；有些建筑正面的曲线和门、窗上方的巨大涡螺使人联想到波洛米尼所设计的那些建筑，或16世纪后期热那亚的宫殿建筑。总的来说，法国建筑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明显，尽管它也可以被追溯到一两个风格更为经典的建筑正面，以及屏幕墙上的某些装饰性图案，后者似乎是抄袭于法国18世纪的一些雕刻作品。很有可能，一些装饰性的主题，例如贝壳状装饰物、贻贝、垂花饰、花环、神龛和装饰性壁柱等，可以跟路易十五时期的法国雕刻作品挂起钩来。然而，郎世宁神父运用这些装饰性图案的方式却是与法国趣味背道而驰的。西洋楼的结构形式随心所欲，建筑构件和比例显得沉重和庞大，檐口体形巨大，涡螺非常丰满和凸出，支柱与上层构件之间的比例相对较低，壁柱上经常有横纹等，这些特征与新近的意大利巴洛克建筑更为符合，而非18世纪初的法国建筑（参见第219—237页图片）。

西洋楼的基本外形不仅可以从遗存的断垣残壁来推断，还可以参考按建筑细部精密复制的一组20张铜版画。根据晁俊秀神父（Père Bourgeois）写给德拉托尔先生的一封信，这批铜版画绘制于1786年。该信的作者向我们透露，这些铜版画是根据皇帝御令，而且是皇帝本人亲自指导郎世宁神父的两三位中国学生绘制的。他还补充道，这是中国人首次尝试用铜版画的形式来绘制界画（这些学生此前是在耶稣会士指导下学习绘制铜版画的）。1787年年底收到这批铜板画的德拉托尔，对中国人成功复制欧洲铜版画时所表现的心灵手巧和精确程度表示了极大的赞赏。这批铜版画的印刷量一定很小，因为它们极为少见，但是在北京可以得到它们的照片。我们在本书中复制了一些这样的铜版画，以便与现存的遗址进行对比，从而使读者对于圆明园的西洋建筑有一个更为全面的印象（参见第221—236页图片）。铜版画所依据的原始测绘图无疑是由设计西洋楼的耶稣会士们绘制的，这些原始测绘图后来于1794年为广州荷兰洋行著名的大班范罢览（A. E. Van Braam Houckgeest）复制了一份，后者把它们装订成一本书，并为那些图片提供了解说文字。这一图集后来被范罢览赠送给了法国政府，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但是，耶稣会画家们的原作至今仍下落不明。^[18]

认定在中国建造的欧式宫殿是建筑史上的杰作，这种看法肯定是不公正的。它们远远称不上杰作，因为其工艺技术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准。但是中国工匠们能够在一些欧洲神父的指导下，完成数量如此之多的装饰性雕塑和建筑细部，这件事本身仍然是值得称羡的。这些西洋楼的结构全部都是用汉白玉建造的，就连柱子和阶梯也都是汉白玉的，而墙壁则是用砖砌成，外面覆盖石灰，并被涂成了红色。在其配套的水法工程中，最著名的就是由十二生肖的动物所构成的大水法，这些动物每隔两小时就轮流喷一次水。这个大水法坐落在海晏堂的前面，即圆明园西洋楼的中心部位。

关于圆明园西洋楼及其水法工程的一些有趣信息可见于1786年晁俊秀神父写给德拉托尔先生的那封信中^[19]：

从我寄给你的20张铜版画中，你可以对圆明园西洋楼的优劣做出你自己的判断。这些是中国人首次尝试绘制的铜版画，而且是在乾隆皇帝的亲自监制下完成的。这些西洋楼是完全按照欧洲的风格来建造和装饰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乾隆皇帝已经从西方收集了如此之多珍奇和美丽的艺术品。你问我乾隆皇帝是否已经有了来自威尼斯和法国的任何玻璃制品。他收集这些玻璃制品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以至于藏品数量如此之大，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们。他曾下令把大量的玻璃切割成小块，以用作西洋楼的玻璃窗。在他为展示法国宫廷于1767年赠送的哥布林挂毯而建的一个大厅里，到处可见造型精美的镜子。这个长70英尺的宽阔大厅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家具，以至于人在大厅里走动都很困难。许多这样的家具价值二三十万里拉，因为这些家具上镶嵌着无数的宝石，而且制作工艺精美无比。

你会想知道，自从蒋友仁神父去世之后，圆明园公园里的那些美丽喷泉和溪流是否仍在正常运行，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够修理这些水法工程的传教士。说真的，蒋友仁制造的那个能够使喷泉向上喷水的机械装置，因长期使用而出了毛病，还没有人试图去修复它；而那些除非被强迫，从不放弃旧习俗的中国人，立即用手工提水的方法来向喷泉供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向尽可能多的民众提供工作和雇用的机会，一旦民众无所事事，就容易变得很危险。当知道乾隆皇帝将要来巡视西洋楼的时候，他们就在一两天内雇佣足够的劳动力来灌满巨大的水池，因此在皇帝经过的一路上，所有的喷泉都会正常工作。

假如说这些水法工程在乾隆皇帝任上就已经开始衰败的话，人们便可以肯定，到了19世纪初，它们就已经逐渐被废弃了。不足为奇，当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时，欧洲人发现这些宫殿建筑已经年久失修。但西洋楼仍然完整无缺，宫殿内装满了奇珍异宝，这些都可以从保罗·法林和赫里森伯爵对于圆明园的描述中得以证实。^[20] 但是在士兵们公开抢劫并掠走财宝，以及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下令焚烧所有的主要建筑之后，这个也许是现代历史中装饰最奢华和园林景观最如诗如画的宫苑建筑圆明园之昔日的辉煌便荡然无存了。

1873年，同治皇帝下令重建圆明园，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准备工作刚刚开始不久就被放弃了。这项任务对于19世纪末的大清王朝来说的确力不从心，即使它的财政状况并不像现实中的那么糟糕。然而，重建部分被毁坏宫苑的努力后来又得以继续，主要集中在所谓新夏宫（颐和园）所在的万寿山。虽然在英法联军占领时期即后来的火灾中损失严重，但总的来说，它还是要比圆明园的毁坏程度更轻一些。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慈禧太后下令重建颐和园内的大部分建筑。它很快就成了这位声名显赫的太后最喜欢居住的夏宫，太后本人亲自参与了颐和园内场地和建筑的规划。^[21]

颐和园的如画风景因自1914年起向民众开放而变得众所周知，这主要是因为它依山傍水的地形和昆明湖的绮丽景色，后者的名称来自长安皇宫中的一个湖。昆明湖在乾隆皇帝治下就已经定形，而且当时湖的另一端就已经有了那只硕大的铜牛。在湖中有一个以汉白玉为基座的小岛，岛上有假山，假山上辟有小径，还有一些重要的建筑。小岛与湖畔之间有一座汉白玉的十七孔桥相连接。再远处有一座著名的玉带桥，桥身坡度很陡，跨越一条与昆明湖连接的运河。在湖的另一边还有一条汉白玉石舫，其下层被建造成大型平底帆船的形状，停泊在离湖边栏杆几英尺的地方，船上有一个两层的亭榭。颐和园的主要建筑都建在万寿山东南部的山脚下，周围通常都有院落和花园。这个亭台楼阁的群落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皇城，起着各种国务功能，并作为皇族寝宫和随从住宅，另外还有寺庙、戏台、衙门、哨所，以及有着各种其他实用功能的场所。要在这儿详细描述它们似乎有点多余，因为它们的建筑特征并没有提供新的特殊重要性。更值得回味的是山坡上更高处的建筑，后者被分为由冗长石阶连接的高台建筑和山坡上更高处由弯曲的羊肠小道和隧道连接的建筑。山顶上有两座占据主导位置的大型建筑：一座是八角形的四层高塔佛香阁；另一座是外墙完全被绿色和黄色琉璃砖所覆盖，并且装饰有众多小佛龛的万佛殿。在佛香阁的边上有一个用青铜铸成的亭子，亭子的各个部分据说都是由耶稣会士按照乾隆皇帝的命令铸造的。从山顶上所见到的全景图十分壮观：整个北京的平面向东南方伸展，山峦在北京的西部拔地而起，美丽的湖泊冲刷着万寿山的山脚处（参见第238—247页图片）。

贯穿于花园的石板路部分置于开放性的游廊之下或从牌坊下面穿过，它们依然保存完好，可以使人们对于慈禧太后的高雅趣味留下较深的印象。后者对于自然的热爱与轻盈，甚至是透明的建筑交织在一起，展示出如诗如画的景观特质。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居住时期，曾前去拜谒过她的外国人对于新夏宫迷人的魅力和慈禧太后善于将建筑的特征与生活和自然之美结合在一起的能力有过热情的描述。在此也许值得引用一下柯姑娘在《与中国的慈禧太后在一起》这本书中的几段话，因为她在为年老的慈禧太后画肖像画的数周期间之内，曾经有非同寻常的机会来享受颐和园中的生活和观察那儿内宫人物的特征。

太后和皇帝、皇后陛下及其贴身随从们所居住的宫殿本身等一大拨房屋都集中在昆明湖的东南角，那儿就像是一个城市。在这群房屋中有戏台及其院落，还有大觐见殿。宫殿、寺庙、凉亭、茶馆等点缀着这个大公园，园子里所有的有利地点都被用来盖房子了。

有一座汉白玉高台沿着湖的南岸延伸。中间每隔一段就有座亭子，以打破单调，或为了强调湖畔的自然缺口。那个高台上有别致的登陆码头，湖水拍击着那儿的汉白玉石阶，这也给那座有漂亮荷花柱头栏杆的高台增添了情趣。

颐和园最高的那座山山顶是一座叫作智慧海的寺庙。从湖边的汉白玉高台到达山顶要爬上数百个台阶。这条上山的道路两旁都建有美丽的宫殿。漂亮别致的牌楼出现在那么美丽的地方，就仿佛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成就了这神奇的设计。在湖中央静静地躺着一个漂亮的、被绿色所覆盖的小岛，岛上建有宫殿和寺庙，它们与岛上的岩石构造就像是天造地设，浑然一体。有一座造型优雅的汉白玉十七孔桥把这个小岛跟湖的北岸连接了起来……自然和艺术处处都能融为一体、和谐相处，以至于很难分清哪个是自然，哪个是艺术。一座单层中式房屋的简朴线条、完美比例及和谐色彩使它几乎变成了风景画中的一部分。

中国建筑——当人们研究它的周围景观时就不得不感到佩服——就是搭帐篷，即最完美的那种，耐久的材料使它能够持久。中式的建筑群落跟游牧民族的帐篷群落是按照同一种方式来安排的。中式建筑屋顶那种下落和上翘的曲线分明跟帐篷顶上帆布的自然塌落和随着帐篷撑杆的翘起不谋而合。这些纤细的帐篷撑杆现已发展成了游廊的支柱，而往上翘的帐篷变成了翘屋檐的屋顶。屋檐上的那些装饰物其实就是固化了的旧式帐篷的丝绸流苏和织锦短幔。

毫无疑问，这些评论总的来说还是正确的——它们已经被各种作家炒作了许多遍了——然而，我并不认为中式房屋（无论是寺庙还是宫殿）唯一和主要的根源就是帐篷。中国的建筑形式或许也是来自更具持久性的印度和中亚建筑，然而很显然，中式房屋的屋顶保持了跟帐篷的极为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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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山（玉泉趵突），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是燕京八景中的头一景。凡是去过那儿的人，都不会否认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京师的周边地区很难有比这儿自然风景更美的地方。此地风景如画，山峦叠翠，林木茂盛，在参天大树的荫盖下，就连残垣断壁也显得格外美丽。树林的中间出现了一片晶莹澄澈的湖泊，从山上流下来的清泉在遇到任何泥泞堤坝或运河之前，全都汇聚到了这儿。正是这镶嵌在茂密的灌木丛和鲜花丛中、清澈得令人惊叹的泉水和湖泊，才使得这个地方被称作玉泉山。湖的后面是山，节节攀高，在不同的制高点上都建造了宝塔。这种对比非常有效，假如站在合适的位置，面前是田园风光的湖泊，远处是高低不平的山，那个景色是会令人陶醉的。

过去曾经装点过这个地方的大多数寺庙、宫殿和亭子现在都已毁坏或破败不堪，而康熙时期或更早建造的道路和桥梁现在也只是部分存在。但是那三座著名的宝塔依然还在那儿（参见第251—253页图片），另外还有一些相当别致的宫墙和庙门。仔细研究一下那些废墟或是有的在现代为了实用目的已经改为别用（如汽水厂）的建筑，有可能会辨认出地方志中曾经提到过的一些玉泉山的著名景点。但即便是这样，除了这个皇家宫苑的艺术特点和美景之外，我们也不可能了解更多的情况。它目前的魅力主要在于清新碧绿的自然风光。旅游者和京师的市民们在温暖的季节里经常会来玉泉山脚下的小旅馆里小住几天。这样，我们几乎就没有什么必要再引用中文地方志里关于这儿以前有什么建筑的记载了。《顺天府志》里的一些段落就足以使我们对于玉泉山在鼎盛时期的一些主要景点，以及关于它早期历史的一些资料有一个概念了。

静明园位于玉泉山的南山坡。西山幽深奇妙，有一处令人称奇的清泉和许多弯弯曲曲的小路。传说在金代的章宗皇帝时期（1190—1208年），这儿有一座宫殿叫作芙蓉殿，但它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现在还有华严和吕宫这两处洞穴。目前的花园建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刚开始称作澄心，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改名为静明园。

高宗皇帝（乾隆）就该地最有名的景点写了16首诗歌。

静明园的大门在南边，在大门外边的东面和西面，在三个小门外面都有朝房。在那些门前面有一个盛满水的池塘。大门之内是廓然大公，旁边有两个较小的房子（这儿是乾隆第一首诗所描写的地点）。

在廓然大公的后面，也就是在它的北面，有一个池塘，那池塘中间就是芙蓉晴照（这是乾隆第二首诗所描绘的地点）。

再往西就是虚受堂，半山腰处有玉泉趵突（这是乾隆第三首诗描绘的地点）。那儿原来叫玉泉垂虹……在它的上面有两块石碑，左边那块石碑上刻着五个字：天下第一泉；右边的石碑上是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的布告，乾隆皇帝御笔，王宇暾（Wang Yu Tun）刻字。上面的台地上有两根石柱，其中一根上刻着“玉泉趵突”，另一根上是皇帝的诏令。

再往上走就是龙王庙。从南面进入该庙的庭院，沿着一条石板路往前走，就来到了竹垆山房（这是乾隆第四首诗描绘的地点）。往南是开锦和观音洞……(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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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围所有皇家行宫中破坏最厉害的是一个被称作皇家猎苑的地方——静宜园。静宜园这个中文名称可以更准确地解释为“隐居所”或“归隐处”。它位于香山——西山最美丽的一个部分。这儿在康熙时就有了平整的道路、假山、花园和夏季别墅。乾隆十年，这儿又进行了修复。乾隆皇帝很喜欢这儿的美丽景色，这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得出来。该园也许是在清末时才被废弃的，但只是到了辛亥革命（1911年）才被完全毁掉。据说该园的看护者趁辛亥革命前后北京一片混乱之际砍掉了山上所有的名贵古树，卖钱中饱私囊。不久之后，静宜园的大部分土地被两位富裕的中国慈善家买走，并开办了两所学校，一所女校，一所男校。再往上一点，那儿现在开了一座小旅馆，在温暖的季节里，那儿提供了一个凉爽和僻静的休养生息之地。皇家建筑早已不复存在，只有上下一些台地及连接它们的长石阶依然留存。但是那儿还有一些年代久远的古柏树和松树魁梧苍劲，可以见证周围这片公园的古代风韵（参见第256—267页图片）。《顺天府志》对于静宜园的描述也许值得在此部分引用，因为它清楚地反映了这个夏宫原来的规划安排。

在那些建筑的前面有两道门，进了这两道门之后，就可以看见左右各有一座牌坊。在这两座牌坊之间有一座石桥穿越月河。离石桥不远处就是朝房。进入夏宫之后就是南北带厢房的勤政殿。殿前面是月湖，月湖的北面是致远，西面是韵琴和听雪轩，左边是两层楼的正互和平。勤政殿的后面和西面是横秀馆，南面是日勺佳，北面是清寄轩。宴会厅的后面有一座牌坊，再往后是丽瞩楼；楼的后面是多云亭，往南是绿云舫。从丽瞩亭往南是虚朗，后者又称永安屯。它的前面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再往南是一条画有佛像的游廊。东面是郁兰堂和贮芳楼。后天篷被称作物外超然，它的外面就是静宜园的宫门。

东门的外面有两条石板路，分别通往南面的香山和往东穿过围墙门，前往带水屏山。后者的前廊朝南，那儿的西面是对瀑，北面是怀风楼。左边是一个夏季别墅，称作琢情阁；东南角是一个藏书阁，号称得意；西边是阳山，一曲精庐。带水屏山瀑布的水从这儿往东流向双井，最终成了一片池塘。

除了上述建筑和景点之外，《顺天府志》中还提到了两三个小亭子：饰石崖、驯鹿坡、龙王庙。那儿现在还能见到的那个顶上盖有多彩琉璃瓦、体积巨大、雕刻精美的牌坊也许就是龙王庙的残存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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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些满族亲王的王府和城中地产堪称京师历史建筑中的翘楚。虽然看上去有点破破烂烂，而且有个别的在近代已经经过了改建，但它们仍然能使人窥见这些被奢华花园所围绕的庞大府邸那种私密魅力和雕梁画栋的建筑特征。它们的衰败状况丝毫没有减弱其自然之美，反倒是加强了府邸与无障碍自然生长之间的联系，并使那种半隐居的浪漫气氛变得更加浓郁。那儿已经千金散尽，剩下的只是旧时的记忆。这正是郑王府目前的状况，那儿只有一些小房子里还有人住，而花园长满了野草。七爷府大部分已经被修复，作为前皇帝的父亲和弟弟的宅邸。礼爷府的一部分保存得更好，除了后来建的那些房屋之外，它还包含了一些也许建于明代的老房子。

北京原来有八个这样的王府，分别属于首位清朝皇帝册封的八位“铁帽子王爷”，它们是按照我们在圆明园已经见过的同样规格而建成的。也就是说，有一连串的庭院，有的被高墙围住，有的只是四面都有房子，主要建筑的后面还有很大的花园。那些更为重要的王府中往往包含15至17个庭院，这些庭院大小不一，但却总是长方形的，并具有同样种类的房屋，而且这些庭院和房屋几乎都要比皇宫里的要小一点。王府前面的那些庭院通常都是光秃秃的，只是用石板铺就的道路隔开，而王府的内院则都种了树，其布局多少有点像花园。由于篇幅关系，我们无法详细描述这些王府。书中的图片要比语言更能传达对于王府这种别致而多变特点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又主要有赖于这些隐秘府邸保存完好的状态和拍摄这些照片的季节。

礼王府也许是北京最古老的一座王府，明代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当时称作周奎府。顺治年间，它成了礼王的府邸。如今这个府邸在被该家族收养的一个继承人的手里。礼王府里的一些房屋，例如那个规模很大的银安殿，很可能在明代就已经存在了。礼王府的大门事实上是北京最坚固的建筑之一，后面一直没有重修过，然而礼王府的府邸在19世纪后期曾经被翻修过。礼王府的花园很大，但却并不像其他王府的花园那样原创（参见第269—271页图片）。

郑王府在明代时被称为李良府，它当时属于万历皇帝的大臣李良。府邸和花园的基本规划无疑可以追溯到明代，但是真正的建筑却是后来的产物。郑王是顺治皇帝所立的第五个亲王。郑王府的鼎盛时期是在道光年间（1821—1850年），当时郑王担任顺天府尹，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将军。郑王府也许就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大规模重修，但过后不久，在咸丰年间（1851—1861年），整个郑王府都被抄没了。接着，郑王的儿子，一个花天酒地的鸦片烟鬼，被皇帝下诏剥夺了亲王头衔。郑王府从此就处于一种无主的状态，殿堂楼阁破败不堪，花园里一片荒芜的景象。但尽管如此，那儿的植物却变得更加繁茂，比北京任何其他王府都更加美丽和充满浪漫色彩。

【注释】

[1]参见亨利·玉尔（Henry Yule，1820—1889）译注《马可·波罗之书》，第332页，伦敦。

[2]参见喜仁龙：《中国的城墙和城门》，第27页。

[3]Cf. Guide Madrolle， Peking. Note about Tzŭ Chin Ch'ĕng.

[4]按照爱司格夫人在其一篇文章（Mrs. Ayscough. “Note on the Symbolism of the Purplr Forbidden City，” The Journal of N.C.B.Of the R.A.S.，vol.III，1921）中所说，人们一般将华表视作诽谤木的残存。古代的尧及其继位者将诽谤木竖立在他们的宫殿外面，以便让所有人可以将他们对于统治者行为的批评和对于改进政府效率的建议写在那上面。

[5]伊东忠太教授的报告（Itō Chūt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of the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1903）从中国的编年史中引用了大量有关建造紫禁城的历史记载。本文作者非常感激伊东忠太教授准许自己复制他在上述报告中已经发表过的一些测绘图。

[6]Cf.Dr.Perceval Yetts'article on Bronzes in Chinese Art， Burlington Magazine Monograph，p.32.

[7]Cf.Fl.Ayscough，“Notes on the Symbolism of the Purple Forbidden City”in Journal of the N.C.B.Of the R.A.S.， 1921，p.73.

[8]我就是通过这个门进入紫禁城的隐秘部分的，我在访问之后所记录的对于这些建筑的印象也许并非完全没有意思。进了神武门之后，路突然向西一拐，道路两边都是粉红色的宫墙。除了光秃秃的高墙和脚下的石板路之外，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感觉就像是走在一个监狱的院子里。我们在高墙之间走了十几分钟，穿过了一些小的庭院和一些大门，门口有些穿长袍和戴穗子帽的老年旗兵以怀疑的目光盯着洋人，而我们进得越深，宫城在我眼里就越显得像是一个迷宫。宫城里有那么多的庭院和大门，以及那么多高墙之间的小巷导向不同的方向，一个陌生人似乎进去之后再也找不到出来的路了。

[9]光绪皇帝的寝宫就在养心殿的附近，自从他于1908年去世之后，他的房间基本上还没有人动过。房间是用贵重的红木家具按中式风格布置的。家具上部分覆盖着的绸布被掀开，以便能让我仔细观察那些精美的雕刻花纹。在桌上和架子上放着大量各种式样和大小的欧式自鸣钟，它们显然反映出这位焦躁不安和命运悲惨的君主的特殊爱好。除了这些钟之外，屋里几乎没有别的什么珍贵的装饰品和古董。末代皇帝告诉我，自从光绪去世之后，再也没有人在这儿住过，而且他似乎意识到，再也不会有另一位皇帝来这儿住了。

[10]光绪皇帝的寝宫要比慈禧太后的寝宫小多了，但他们的房间却都布置得十分精致。那儿有32个房间，许多房间根本就没有人用过，但是它们都布置得同样漂亮。在皇帝的寝宫后面就是皇后的寝宫，后者比皇帝的寝宫要小，总共只有24个房间。在同一个楼阁里，还有三个房间是专门给皇贵妃留的。虽然皇帝的寝宫与皇后的寝宫挨得很近，但是并没有一个门将它们连在一起。然而这两座楼阁都有外廊，可以连到皇后的卧室，后者离皇帝的寝宫还是有一段距离。内朝里有好几幢楼是专门用于来访者等候觐见的。除了上面所提及的那些楼之外，还有好几幢楼是平时根本不用的。它们的门上贴着封条，似乎没有人知道楼里藏着一些什么东西。就连皇后本人也说，她从未进过这些楼，因为它们被封许多年了。就连这些楼阁的庭院大门都总是封闭的。它们的外表跟宫城里的其他建筑也很不一样，因为它们显得很脏，而且年久失修。我们被告诫不要谈论这些楼阁。
美国画师柯姑娘（Miss A. Carl）是这样描述慈禧太后在紫禁城里的正殿的：
太后陛下在冬宫中的正殿前面是一个高墙围住的庭院，宫墙上有一些奇形怪状的门和窗，并且每隔一段，便有一些用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装饰而成的图案。在正前方墙壁的中段有一个巨大的门亭和木制的大门，后者只是在太后进出时才会打开。进去之后，令我印象颇深的是正殿的美轮美奂，屋内各部分的和谐统一，以及它庄严肃穆的色彩。我觉得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完美无缺、最美丽如画、最安详和谐的中式室内装饰了。它暗红色的墙壁、绚丽的花格镶板，色彩斑斓，金光四射，以及它精雕细琢的藻顶，用鲜艳的三原色装饰，由于光线暗淡而显得色彩更加丰富和谐，因为室内未挂灯笼，所有的光线都来自下面的窗户。
殿内的地上铺设着大块打磨得非常光滑的黑色大理石，它反射出来自墙上和天花板上的流光溢彩。在大殿一边的中间是一个雕刻非常精美的低矮平台，上面放置着一个大而古老的宝座和一个用乌木和景泰蓝装饰的红色漆器脚凳——宝座后面的三叶青铜屏风上刻有山水画的浮雕。在其中一叶屏风上用金字铭刻着一首诗歌，它在色彩灰暗的青铜板上增添了必不可少的一笔光彩。
铭刻有巨大蟠龙浮雕的巨大木门打开之后，人们便可进入位于这一辉煌殿堂左右两边的房间里了。这些大门总是敞开着的，从门梁上垂挂下来衬垫得很厚的绸缎门帘。殿堂的前面和后面几乎都是玻璃，而支撑屋顶的柱子与窗户是分开的——那些窗户的下面是玻璃，上面则是透明的高丽纸。（Katherine A. Carl，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11]崇祯皇帝的自杀（1644年4月25日）给煤山的浪漫情调增添了一丝悲凉的色彩。巴克斯与濮兰德合著的《清室外纪》（E.Backhouse and J.O.P.Bland. The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p.103）对此有以下的描述：
凌晨五点左右，天刚蒙蒙亮，皇帝换下了他的衣服，脱掉了皇袍。他敲响了皇宫里早朝的钟声，但是没有一位大臣露面。皇帝穿着一件绣有蟠龙的短上衣和一件紫色、黄色相间的袍子，他左脚上的鞋子也掉了。在忠诚太监王承恩的陪伴下，皇帝从神武门离开了皇宫，进入了煤山的围墙。他悲伤地凝视着皇城，在袍子的翻领上写下了遗诏：“朕无能无德，触犯了上天；叛贼夺取了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然后他自缢于寿皇亭前，那位忠心耿耿的太监也自缢身死。

[12]太液池这个名称来自于汉武帝在长安附近的建章宫毗邻的一个著名湖泊。《长安志》的以下信息可用来解释这个特殊的名称：建章宫里修建了一个很大的水池，池边建造了一个高台，称作渐台。那个水池名为太液池，池中筑有蓬莱、方壶和瀛洲（灰玉海中的三座仙山），以象征该池的神圣性质。
一位中国文人评曰：太液池就是取阴阳之液汇聚一池（按照道教之说，天人合一。天上有太阳和月亮，所以人有两只眼睛；天上有雨露之池，故人嘴里会有唾液）。太液池北岸立有一条长2丈（20尺）、宽5尺的石鱼；西岸上有三只长6尺的石龟。
正如中国花园和宫殿里的其他许多名称一样，太液池这个名称取自道教之说，其象征意义只有中国文人可以理解，普通人则一无所知。

[13]Cf.Bretschneider.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p.33.

[14]即仙人们头上顶碗接露水的雕塑，在对长安御花园的描述中也提到过。按照道教的说法，露水就是长生不老药。

[15]按照《顺天府志》的说法，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并且“赐给了仁皇世宗（雍正），以作为其寝宫”。该地方志中对于圆明园的描述只是一长串建筑的名称，它们不值得在此引用，因为所有这些建筑都已经被毁。圆明园的重要性在微席叶先生（M.Vissière）发表于《法中友好协会通讯》（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Amicable Franco-chinoise，Oct.1913，pp.303—306）的文章中有专门的论述。

[16]这封信在康巴兹（Combaz）的《中国皇宫志》（Les Palais Imperiaux de la Chine， Bruxelles， 1909）中也曾经被引用过。

[17]《圆明园四十景图》也有用铜版画刻制的相同系列，尽管有些图上做了一些修改。绘制这些图的画家们属于御用画院的成员，而为这些铜版画写文字说明的是乾隆皇帝手下的一名大臣，著名书法家汪由敦。有关这些铜版画及其画师的详细历史信息可见于伯希和（M.P.Pelliot）一篇题为《大清皇帝的征服》的文章（“Les Conquetes de l'Empereur de la China，” T'ung Pao，aout 1920—21，pp.231—234）。

[18]参见伯希和发表在《通报》1920—1921年8月号第232—238页的文章《大清帝国的征服》。

[19]参见德拉托尔：《关于中国建筑的信札》（Essai sur l'Architecture des Chinois），第215页。

[20]Paul Varin，Expédition en Chine. Paris， 1862； Comte d'Hérisson，Journal d'un interprète en Chine. Paris， 1886.

[21]“颐和园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夏宫，在义和团运动及随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紫禁城和中、南、北海周围驻扎了外国军队，并且经受了诸多损坏之后，慈禧太后几乎一年到头都住在颐和园里。就目前而言，她一年中有八九个月都住在那儿，一开春就回去住在那儿，直到天气过于寒冷，不适于外出时才会离开。颐和园的殿堂中有一套用火炉烧地暖驱寒的系统，但是太后总是不用这套系统，而中式的小瓷炉并不足以烧暖巨大的厅堂。然而这些因素并不能影响太后，因为她从不怕冷。她手下的官员们要在寒冬腊月之际长途跋涉到颐和园上朝却是一桩苦差事。正是考虑到这一因素，才使她决定在天寒地冻之时回冬宫居住。”（Katherine A.Carl，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London，1906，p.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