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随风飘散的交响诗篇

民国初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型期。清王朝的灭亡和民国的建立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带有封建意识的传统价值观被踩到了脚下，而新传入国门的西方现代文明则受到了广泛的追捧和青睐。这种变化也具体反映到京师的市政建设上：为了拓宽那些古老而狭窄的街道，有多少精雕细镂的镀金沿街店面和古色古香的牌坊被毁于一旦；为了让铁路进入北京城，城墙被扒开了好几个豁口；为了铺设电车轨道，皇城周围华丽的红色宫墙被成片地拆毁；为了建造一些风格不伦不类的砖砌小洋房，甚至不惜将那些设有前廊、假山和亭台楼阁的中式花园和宅院夷为平地。这种情景跟前些年开发商为了在北京圈地盖高楼而不惜破坏胡同和四合院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

1920年首次来到北京的一位瑞典艺术史学者亲眼目睹了这一历史变革的进程。他在为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感到兴奋的同时，也为上述自毁民族文化和建筑的行为感到痛心。因而他决心要写一本有关北京城墙和城门的书，一方面是为那些快要消失的中国古典建筑和风景留下极为珍贵的历史镜头，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唤起世人对于独特民族文化的关注和保护意识。他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主人公喜仁龙（Osvald Siren），其作品《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年）如今已经成为了一部经典名著。

翻开这本90多年前写成的老书，我们不仅为作者渊博的学识、敏锐的观察力和先知般的预言而惊叹，为书中所附100多幅精美的照片而感慨，同时也切身体会到了它仍然蕴含的深刻现实意义。例如，喜仁龙当年的一大癖好就是在北京的城墙顶上散步，对此他这样描述道：

沿着通向城楼顶的马道（人们可以从这里骑马登城）来到城楼顶，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最意趣盎然的一个散步场所。在这儿你可以连续漫步好几个小时，欣赏那千变万化的自然美景。在茂密的绿树丛中露出闪亮的黄色屋顶的宫殿和庙宇；华美宅第的屋顶上覆盖着蓝色或绿色的琉璃瓦；雕梁画栋，并带有开阔走廊的朱红色豪宅；隐藏在百年古树下的灰色小茅屋；商店密布横跨着绮丽牌楼的繁华大街；有牧童放羊的大片开阔地……这个长卷画轴中的种种景色此时无不展现在你的脚下。唯有那些洋式或半洋式的新式建筑，才敢把头探到这些古老城墙之上。它们看上去就像蛮横的入侵者，破坏了整个画面的和谐，并蔑视着城墙的庇护——这些建筑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北京的壮丽奇观和如画般的美景究竟还能维持多少年？ ^[1]

我相信作者的这番痛切感叹，在今天仍然会在读者心目中引起巨大的共鸣。

喜仁龙出生于芬兰，但长期供职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原本是一位专攻意大利美术史的学者和评论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于1920年首次来到中国，并且接触到博大精深的中国绘画史和建筑文化。从那以后，他便与华夏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于1921、1930、1934、1935、1954、1956年六次来华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出版了《中国雕塑》（1925年）、《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1926年）、《中国早期绘画史》（1929—1930年）、《中国园林》（1949年）等一系列相关论著。在1921—1922年旅居北京期间，他结交了不少的京师文人雅士，尤其是得到了当时民国总统和内务总长的特许可以考察北京城墙、城门和皇宫。他曾在末代皇帝溥仪的亲自陪同下，深入故宫进行实地勘查和摄影，是少数几个获准进入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玉泉山等皇家宫苑进行考察和摄影的外国人之一。然而最令喜仁龙醉心的似乎仍是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他认为它们集中体现了中国建筑的风格和特点。他写下有关北京城墙和城门的这本书，堪称该研究领域空前绝后的权威论著。相形之下，梁思成、侯仁之等一些中国顶尖的学者也难望其项背，只能算他的后生晚辈了。

概括说来，喜仁龙这本书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作者在追溯北京城的历史时充分利用了现有的中、西文历史文献，尤其是《顺天府志》和《日下旧闻考》等地方志和俄国学者贝勒（Emile Vasilievitch Bretschneider， 1833—1901）的早期北京历史研究成果（1876年，1879年）等比较权威的论著。其次，作者十分注重田野的实地调查和对文献细节的实际求证。他虽然大量引用了关于北京城墙、城门的历史文献，但并不盲从，而是花费了很多时间，分段仔细查看了每块城墙砖上的铭文和镶嵌在城墙上的石碑碑文，对每一段古城墙的建造和修复时间进行反复考证；有时手中虽然已经有了重修城墙、城门的现成设计图纸，但还是坚持一丝不苟地对每一个数据重新进行测量和求证。最后，他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亲自背着照相机徒步走遍了全城，选取最佳角度，拍摄下了北京的每一段城墙和整个16座城门，书中128张精美的照片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档案。

作为一个接受过西方现代人文和科学教育的瑞典学者，喜仁龙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将历史文献的梳理跟田野实地调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实证的精神对文献内容进行严谨的考证和详细的补充。在对内城的城墙做了仔细的勘查之后，他发现《顺天府志》等文献中的叙述有不少模糊、混乱和错误的地方。例如，关于内城墙的长度，《顺天府志》记载：“明永乐十五年，重建皇宫，十五年后拓南城，全长四十里”；明朝工部的记录也证实“永乐中，定都北京，环城筑墙四十里”；而《明史·地理志》则记载北京内城周长为四十五里。经过精确测量之后，喜仁龙将内城的周长严格测定为23.55公里。

在考察过程中，他发现城墙表面的城砖并非单层的，而是多层的，最多可达七至八层。此外他还发现，内城的城墙并不是同时建成的，而是分成多段在一个连续的短时期内建成的，质量良莠不齐。至于每一段城墙建成的日期，则可以从镶嵌在城墙上的兴工题记碑和城砖上的铭文来准确判断。因为这些兴工题记碑上记录了重修城墙的年代和范围，此外还有监修官员的名字。假如这段修复的城墙质量上乘，碑文便对这位官员赞誉有加，反之则是批评或讽刺。但这种由工部、礼部和刑部具体操作执行的激励机制是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才开始实行，所以更早的城墙上找不到类似的兴工题记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只能从城砖的铭文里来寻找这样的信息。一般来说，城砖上会刻有烧制砖窑的字号和窑主的名字，以及烧制的年代，而且上面往往还刻有“停泥细砖”“官窑造停泥城砖”“新大城砖”“通丰窑大城砖”“工部监督桂”等字样。然而，因年代久远和砖土风化，一些砖文的字迹往往难以辨认。一般来说，明代的城砖与清代的城砖无论在质地还是制造工艺上都有明显的区别。在清代的城砖中，数乾隆年间烧制的城砖质量最好。在道光年间以后，北京城墙砖的质地和制作工艺明显下降，城砖的体积变得更小，重量也变得更轻。

当时内城墙最古老的一段是在东南角城墙的外壁，从那到东城墙上第六个墩台的那一段城砖风化程度最厉害，很可能是在公元15世纪末建造的。那一段城墙的内壁同样也非常古老，而且在整个清代几乎没有修缮过。最雄伟壮观的要数北城墙的外壁，因为历史上入侵北京的外敌往往来自北方，所以那里的城墙要比其他各面城墙修建得更为高大和坚固。例如，东墙外壁高11.10米，南墙外壁高10.72米，西墙外壁最低，只有10.30米，而北墙外壁却高达11.92米，北面的各个墩台也比其他墩台显得更大些。北城墙外壁的城砖绝大部分也都非常古老，因沙尘暴的长期侵蚀显得黝黑，风化程度很厉害，部分城墙上甚至长满了小树和灌木丛。

对于北京城门的作用，喜仁龙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假如我们把有50万人口的北京城看作一个巨人的身躯，那么城门就像是巨人用以呼吸和说话的嘴，因为全城生活的命脉都集中在城门附近。每天拂晓，厚重的城门缓缓打开时，这声音就像是一位巨人刚刚被唤醒时所发出的呻吟。随后整个城市慢慢地苏醒过来，进城的农民们挑着担子，推着小车，或赶着骡车，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正午时分达到了高潮，人力车、畜力车还夹杂着不断按着喇叭的汽车，有时还因对流的交通过于拥挤而陷于短暂的停滞。随着夕阳西下，暮色苍茫，城门处的交通也渐渐变得松快起来。当夜幕降临，城门关闭之时，北京城这个巨人也开始逐渐进入梦乡。

由于内城的南面是北京的门户，那里拥有全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和交通枢纽，所以位于内城南城墙正中的正阳门被视为“国门”，也是北京所有城门中规格最高、装饰最华丽的一个门。它东面的哈达门（崇文门）又称“景门”，意为光明和昌盛之门；而西面的顺治门（宣武门）则称“死门”，因为送丧的队伍常常要经过这个门。北城墙没有中门，只有德胜门和安定门这两个城门。前者称“修门”，即品德高尚之门；后者称“生门”，即丰裕之门，因为皇帝每年去地坛祈祷丰年都要经过此门。东城墙的两个门分别为东直门和齐化门（朝阳门）。东直门称“商门”，即交易之门，那里有很多做小买卖的老百姓，而皇帝从不踏足；齐化门又称“杜门”，即休憩之门。西城墙的两个门分别是西直门和平则门（阜成门）。前者称“开门”，意为开放和晓谕之门，以示皇帝诏令的英明；而意为安宁和公正之门的平则门则被称作“惊门”，因为附近的居民常受皇帝诏令的惊扰。这些城门的别称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常为老北京人津津乐道。

这本书中另一个精辟的比喻就是将绵延起伏的北京城墙比作一首雄浑的交响曲的乐章。在复杂又变化多端的城墙、城门建筑结构中，既有快板、行板、小步舞曲和急板等乐曲的节奏变化和交响乐章结构，也有细腻的和声与优美的旋律，其效果犹如一首气势磅礴、感情奔放的大型管弦乐交响诗：

在京城所有的宏大建筑中，气势最为雄伟壮观、景观最为撼人心魄的莫过于京师内城的城墙。乍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在古老街道上那些林立或隐藏在城墙后面的色彩绚丽、精雕细镂的木制店铺门面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当你慢慢熟悉了这个大都市之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它们如巨龙一般蜿蜒伸展，其沉静有力的内在节奏足以震慑万物。这些城墙极其质朴和绵延不绝的平直线条在新来者眼中似乎显得有些单调乏味，但仔细观察以后，就会发现它们无论是在建筑材料还是营造工艺上，都因为有许多不规则之处而显得丰富多变，从而具有承载历史的重要意义。这些城墙朴素的灰色表面，由于年深日久受到剥蚀和损毁，有些地方被树根撑裂，或被水所侵蚀。虽然历经反复修葺，但仍然保持了一种统一而具有连续性的音乐节奏。在城墙的外侧，这种节奏因那些时而可见、大小不一的坚固墩台得以加强。在城墙的内侧，由于各段城墙之间的衔接处极不平整，又因多处受到树根和水流的侵害而变得凹凸不平，因而这种乐章的节拍显得比较迂缓而不太规则。但这种缓慢的节奏在城门处突然加快，并逐渐推向高潮：只见瓮城的城楼和箭楼昂然耸立于绵延不断的垛墙上，其中较大一些的城楼就像筑于高台上的宫殿。城堡般的巨大角楼形成了整个乐章的精彩终曲。可惜的是，这样的角楼如今只剩下两座。^[2]

在考察城墙和城门的同时，喜仁龙十分注意其周围的绿化带、空旷地、护城河、铁路、民房、街道、贡院、古观象台等各种人文景观，因为他认为中国建筑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十分注重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他对于这些周边景色的描述传神地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初原汁原味的老北京风貌。例如，他认为城墙的美感与周边景色相辅相成、情景交融，其效果就像是交响诗中的主旋律与和声：

当然，城墙的效果是随着季节、时辰、天气和旁观者欣赏标准的不同而变化。远眺城墙，宛如两条连绵不绝的平行线，不时地因高耸的城楼而产生变化。在温暖的季节里，则因城顶一簇簇灌木树丛增添了盎然生机。秋高气爽的十月，天将这种景色衬托得最为美丽，尤其是当人们远望在万里晴空下呈现出深蓝色的西山时。无论谁在北京的城墙上度过这么一个风和日丽的艳阳天，都不会忘怀那明媚的阳光、纯净的自然风景以及和谐的透明色彩。但走近城墙时，大多处都有些煞风景，因为三面城墙的城根处都有林立的煤栈和各种肮脏的仓库，更别提少数那些极不雅观的陋屋和堆成小山般的垃圾了。不过城墙根也有如下的地段：护城河或运河两岸长满了垂柳，或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的空地上栽满了香椿树和槐树。这些地方最宜春季出游，到时，翠绿色柳枝交织起来的透明帷幕在平静如镜的河面上摇曳。在稍晚的季节，当一簇簇槐花压弯了枝头、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香的时候，会挑选出游景点的人都会到这些古老城墙的周围来尽兴踏春。^[3]

在描述北城墙的时候，喜仁龙注意到城墙的里面有许多达官贵人的府邸，还有一些像雍和宫那样大型的寺庙。虽然那些满清贵族家道中落，府邸年久失修，但这些建筑仍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曾经的辉煌。接着，他就把目光投向了城墙外那宁静的田园风光：

但是很少有人会到北城墙这里来遛弯。你在这逛上半天也见不到一辆马车或黄包车，只有零星的行人拎着鸟笼散心或是靠着城墙晒太阳。散乱的羊群在城墙根处啃着草，放羊娃脸上的笑容天真无邪，跟城里那些纨绔子弟大相径庭。偶尔会有骆驼队经过这里去德胜门或安定门，这些动物悄然无声地沿着沙土地往前行进，只听见领头的脖子上的铃铛伴随着它们缓慢的节奏发出清脆的声响。但驼队刚过去，周围又陷入了一片寂静，就像浓密的乌云刚撕开了一个小洞，透进了几丝阳光，但瞬间又恢复了阴沉的原样。 ^[4]

像这样精彩的抒情描写在他这本书中比比皆是。在被称为中国建筑代表作的北京城墙和城门面前，作者常常被各种别具一格的自然风景深深吸引，难以抑制自己的想象和激情。在这种时刻，前面那位逻辑谨严、对细节一丝不苟的学者喜仁龙便让位给了一位意象鲜明、文笔清新的散文作家。请再欣赏下面这个段落：

若在十月秋高气爽的日子里登上德胜门向西瞭望，那些不规则的曲折城墙都被茂密的树丛簇拥，城墙脚下那条路的两旁长满了高大的香椿树。不远处便是西海的一个支脉“积水潭”，湖畔可见翠绿色的垂柳。再往远处望去，平原尽头的西山组成了这片开阔景观的壮丽背景。尤其是当山顶出现了皑皑的白雪时，空气的纯净和清爽简直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整个天穹就像是一个巨大而透明的玻璃钟，不禁使人感到，若用一个神奇的锤子敲一下的话，它便会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声。 ^[5]

正因为有许多自然、艺术和工程建筑方面的美景和细节难以用言语表达，喜仁龙才决心用摄影技术来弥补这种缺憾。作为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和深厚艺术素养的专业摄影师，他所拍摄的北京城墙和城门的老照片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视觉震撼力。即使按照现在的审美标准来判断，这些照片依然是技艺超群、无与伦比。

在结束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的评论时，我还想引用作者在序言中的一段开场白对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审美价值和作为人文地理景观的重要性做个总结。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不禁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丝伤感，因为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这首雄浑的交响曲毕竟已经随风而逝，再也无法重现：

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北京城门的美丽、作为京师最典型特征的重要性、周围的古老建筑、葱翠树丛和年久失修的护城河等奇妙的背景，以及装饰性很强的建筑风格。其中一些城门至今被视为是北京历史和地理上的里程碑。它们和毗邻的城墙一起，反映出这座伟大城市的早期历史，并且与周围的街道和景物一起组成了京城最具特色、最赏心悦目的一道风景线。^[6]

二、令人震撼的皇城视觉盛宴

对北京城墙和城门的调查工作结束之后，喜仁龙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规模更为庞大和更激动人心的研究项目中去——他决心要对北京这个千年古都的皇城建筑做一个全面的梳理排查，为人类文化遗产再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辉煌历史档案。他先前研究北京城墙与城门的出色工作已经为他在北京的文人学者圈中赢得了声誉，而这种声誉就像“芝麻开门”的魔咒一般为他打开了京师皇家禁地的重重大门。与研究北京城墙和城门一样，喜仁龙是怀着用镜头留下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的急切心情来开展这一工作，正如他自己在《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一书序言中所表述的那样：

本书是我1922年在北京做实地考察的一个成果，当时我获得一个特别的机会，来研究和拍摄北京城内和郊区皇宫建筑的最重要部分。设于紫禁城内已收归国有的内务部给予了我官方的特许，中南海（现用作总统居住和办公之地）内民国总统的一位特别代表也给予我协助，我甚至还有幸在末代皇帝的亲自陪同下，参观了紫禁城内宫的许多建筑，那里目前仍是清皇族的寝宫，很少有外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踏足于此。因此我得以拍摄皇宫建筑的大量照片，这些建筑此前从未或极少被拍摄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照片会变得越来越珍贵，因为这些建筑或者被风化腐朽，或者被大火烧毁，或者因年久失修被废弃。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皇宫建筑迅速颓败的趋势就算是一个比中国政府更足智多谋和富有效率的行政管理机构也难以阻止。这就是哪怕本书存在很多缺点，我仍决定将其付梓的一个主要理由。^[7]

喜仁龙1926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是整整的三大卷本，除了有近四万字的文字解说外，还附有274张照片、9幅画、12张平面测绘图和2张地图。该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了以下三方面的皇宫建筑：紫禁城、三海宫殿和夏宫。

紫禁城即宫城，是北京城内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群，因为它们是大清皇帝居住和主持朝政的宫殿。按照传统惯例，紫禁城内的主要建筑，即前朝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和后朝的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都是坐北朝南，建在同一条中轴线上。紫禁城的中轴线同时也是北京城的中轴线，太和殿里的皇帝宝座不仅是紫禁城的中心，也是皇城和北京城的中心。从广义上来说，它甚至还是全中国的中心。紫禁城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宫城，其建筑规格都是顶级的。比如午门、太和门、乾清门、坤宁门、神武门等每扇大门上的门钉都是九九八十一颗，这个数字是皇帝专门使用的；京城其他王府大门上的门钉，按其等级分别是八八六十四颗或七七四十九颗。紫禁城内的主要建筑均建在一个被称为“龙墀”、有三层阶梯的汉白玉台基上。由于这三层台基都被雕有精美龙云纹的汉白玉望柱和栏杆所环绕，整体效果显得十分富丽堂皇。其中主要用于皇帝受贺、出师和补授官职等重要仪式的太和殿是其中规格最高的。它的汉白玉台基前的阶梯比其他宫殿宽阔许多，而且随着台基的上升，连续三段阶梯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尤其是中路阶梯的中间部分有一块刻有精美蟠龙巨型浮雕的丹陛石。左右两边的阶梯上也装饰有各种神兽的浮雕图案，在前后三段阶梯之间还放置了18口大型铜鼎等，气势自然非同寻常。太和殿正面有11开间，其宽度也是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显得格外富丽堂皇。高大的柱子撑起了重檐庑殿顶，高远的屋檐翘角上分别排列着10个镇瓦兽鬼龙子，这也是皇家特有的顶级配置。室内雕梁画栋的彩绘装饰和层层叠叠的斗拱结构也格外夺人眼球。太和殿的皇帝宝座及其后面的屏风均雕刻有精密繁复的龙凤图案，并施以金粉，极尽豪奢；宝座周围的四根“天柱”均涂以金粉，并用金色勾勒出蟠龙飞天的图案；宝座上方的花格藻井，数层重叠，令人目不暇接。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巨大的视觉冲击力。(www.daowen.com)

紫禁城内的殿堂楼阁星罗棋布，难以计数，整个宫城被围墙分割成多个庭院和院落，通常每个院子里都有三个大殿或楼阁，有的甚至有五个或更多。这些院落被南北向的小巷隔开，排列得相当整齐。宫城的中路因宫墙高耸和建在“龙墀”上的大殿显得格外醒目。自民国以来，这部分建筑逐步对民众开放，所以大家还相对比较熟悉。但是宫城东、西两路的建筑和庭院有不同的用途，庭院的形状也不那么规则，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从未对民众开放过。所以长期以来，它们都“锁在深闺无人识”，颇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而喜仁龙则用大幅的珂罗版照片将养心殿、钦安殿、畅音阁、雨花阁、养性门、延春阁等具有神秘色彩的内朝建筑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无疑带给人们赏心悦目、酣畅淋漓的视觉感受。

比紫禁城后朝更为神秘的要数俗称“西苑”的三海宫殿。这是指位于紫禁城西面，自元代以来围绕一个狭长湖泊而逐步建造起来的楼台亭阁等宫苑建筑群。三海宫殿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这些建筑能与周围绿色的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它们或依山而建，或傍湖而憩，彩绘的雕梁画栋和闪闪发光的黄、蓝色琉璃瓦屋顶，在绿树繁花的映衬下显得分外鲜艳夺目。这种鸟语花香的田园景观与紫禁城里的宫廷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是皇家成员尤其是后宫的皇后和嫔妃们经常夏季游玩和居住的地方。在人们的心目中，三海宫殿其实比紫禁城的后朝和边路建筑更加神秘和具有吸引力，因为长期以来三海宫殿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从未真正对民众开放过。虽然在“文革”之后，“三海”之中的北海已被辟为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但中海和南海等其余部分迄今为止仍是防守严密的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居住地，外界对此所知甚少。能够借助喜仁龙的这本书了解一下中南海这一神秘禁地的历史背景，慢慢欣赏这些堪称京城最美丽的景观和建筑，尤其是对其中的惊艳之处窥见一斑，岂不快哉？

喜仁龙在《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一书中介绍的最后一个部分“夏宫”实际上指的就是圆明园。那里是清朝皇帝夏季常住的地方。就狭义而言，圆明园又称“圆明三园”，指圆明园与长春园、绮春园这两个附园；但就广义而言，圆明园实际包括了“三山五园”，即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圆明园、畅春园。从书中所描述的内容来看，喜仁龙指的就是广义上的圆明园。书中附有20张圆明园西洋楼的图片、12张万寿山清漪园的照片、8张玉泉山静明园的照片和12张香山静宜园的照片。虽然没有畅春园的照片，但作者还提供了大清王府的照片，书中附有5张礼王府的照片、11张郑王府的照片、2张七爷府（醇亲王府）的照片、4张海淀礼王园的照片和3张海淀僧王园的照片，其中礼王园和僧王园就在畅春园的附近。鉴于近年来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中的一部分陆续回归中国，人们对此关注度很高，因而圆明园的老照片目前也变得炙手可热。喜仁龙在书中一下子推出这么多圆明园老照片，对于中国的老照片爱好者们来说实在是大饱眼福。

应该指出的是，喜仁龙并不是第一个拍摄北京皇城老照片的外国人。1901年八国联军全面占领北京和天津之后，心思缜密的日本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派出了一个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助理教授伊东忠太（1867—1954）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来拍摄以前从未对西方人开放的颇具神秘色彩的紫禁城、三海宫殿和万寿山清漪园的照片。这个特别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有：东京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工学学士土屋纯一、伊东忠太的另一位助手奥山恒五郎，以及摄影师兼出版人小川一真（1860—1929）。东京帝室博物馆（即今东京国立博物馆）为这次调查提供了经费支持，因此小川一真在北京所拍摄的每一张照片的底片都由东京帝室博物馆收藏。事后，东京帝室博物馆以小川一真为出版人，刊印了一部题为《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1906）的图文书，共发表了170张照片，并用日文、英文和中文为每一张照片附有图片说明。^[8]

日本人这部书中的照片内容与喜仁龙所拍摄的皇城照片多有重合。例如：日本人关于紫禁城的照片多达116张，而喜仁龙只发表了96张拍摄紫禁城的照片；日本人拍摄西苑（三海）的照片有21张，而喜仁龙有99张；日本拍摄万寿山的照片有10张，喜仁龙有13张；日本人拍摄景山的照片有1张，喜仁龙有8张。其余的照片就各不相同了：日本人拍摄了5张天坛的照片、5张先农坛的照片、3张雍和宫的照片、4张黄寺的照片、2张东四的照片和2张设在北京大户人家的日军司令部照片；而喜仁龙则拍摄了20张圆明园西洋楼的照片、8张玉泉山的照片、13张香山的照片和25张王府的照片。

平心而论，就照片本身的质量而言，日本人拍摄的照片可能要比喜仁龙的照片清晰度更高，拍摄角度更加优越。但就整体而言，喜仁龙这部书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信息量则远在小川一真那部书之上。这主要是因为喜仁龙在书的前言部分旁征博引，对于“紫禁城”、“三海宫殿”和“夏宫”这三部分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有近四万字的较为详尽的介绍。这样读者在看照片的时候，就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享受，同时也是在感受一种具有悠久历史背景的文化知识的熏陶。在解释“紫禁城”这个名字的含义时，喜仁龙引用法国汉学家微席叶先生（Arnold Jaques Vissiere，1858—1930）的说法，“紫”是指“紫微星”（北极星），即古代中国的宇宙中心；皇宫被认为是世俗世界的中心，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宫都是按北极星或北斗七星的位置来布局和建造的。在介绍翊坤宫的一件著名家具“大圆宝镜”时，喜仁龙画龙点睛地指出，这面镜子是婚姻幸福圆满的一个象征，因为在中文成语中，妻子的死或丈夫的缺失经常被说成是“破镜”。另外，在介绍西苑“太液池”即构成“三海”的那个狭长湖泊时，喜仁龙引用了《长安志》中对于“太液池”这个词的解释，原来那是汉武帝在长安建章宫附近的一个著名湖泊，湖中有蓬莱、方丈和瀛洲三个小岛，都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太液池的含义就是取阴阳之液（天地精华）汇聚一池。和中国园林和宫殿里的许多名称一样，太液池这类名称取自道教之说，其象征意义只有中国文人才可以理解，普通人对此则一无所知。

为了向读者提供这样的历史知识和文化信息，喜仁龙专门请人从《顺天府志》、《大清会典事例》、《长安志》等中文史书和地方志中翻译了与本书内容相关的章节，他还广泛引用了西方旅行家（如马可·波罗）和汉学家（如微席叶、伯希和）对于北京皇城的论述、耶稣会士们关于圆明园的通信，以及外国建筑师们考察北京城建筑的成果（如伊东忠太1903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关于北京皇城建筑的考察报告），以充实和丰富对于北京皇城建筑文化内涵的阐释。此外他并不满足于引经据典，还通过自己的田野调查来查证别人的说法。例如他在考察过程中发现，《顺天府志》中所提及的有关南海瀛台上的许多殿堂楼阁后来都已改建或重建，原有的建筑名称已经荡然无存，而后来的建筑名称却并无记载。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这样一个比较的过程之后，喜仁龙对于北京皇城的历史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

在这一方面，日本人就稍逊一筹。日本人完全是土木工程学院的技术流做派，他们只关注测量建筑结构、记录装饰图案的颜色和各项测量数据的精确度，以及绘制整个庭院的平面测绘图，而对于建筑物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不感兴趣，更别提要引经据典地追溯建筑的历史背景或建筑名称所蕴含的典故等。下面这段文字便是他们对于保和殿皇帝宝座这张照片的文字解说：

宝座有一十八尺二寸宽，一十八尺五寸深。前面陛有三道，中央一陛，共有六级，有六尺四寸宽，五尺七寸深。左右两陛，计有五级，有二尺七寸宽，四尺七寸五分深。旁面一陛，各有五级，有二尺七寸宽，四尺七寸五分深。

距座后面二尺有障，有一十五尺一寸长，一尺六寸五分深，一尺五寸厚。障前椅子有五尺三寸宽，二尺六寸五分深。另有脚踏台，有二尺八寸五分宽，九寸五分深。

座前陛之左右有四个香炉，座上左右各置两个香炉。

全然木造涂金，随处雕刻酷似太和殿宝座。^[9]

从以上这个较为典型的范例中可以看出，土木工程学院的教授擅长做技术层面的工作，如精确测量一件物体的长、宽、高，记录不同物件的数量和所用材料等细节。但却全然不顾读者们更感兴趣的那些东西，比如：这些物件的形状、给人带来的视觉和艺术效果，以及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传说或文学典故等等。

上面提及的均是喜仁龙这部书的优点，但这并不等于断言该书没有缺点。喜仁龙的中文并不是太好，所以在挖掘中文史料或用中文解说时就不得不请人代劳。这是他作为汉学家的一个致命缺陷，因为他无法判断和确认自己所聘请的那些专家、学者或助手所完成工作的优劣或对错。喜仁龙所聘请的中国籍助手流动性太大，而且缺乏学有专攻的专业人才。虽然他为了保证自己出书的质量不惜聘请一些大牌的西方学者，例如他在该书“序”中提及，他聘请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来为他检查在书中文字和图片部分所出现的汉字和拼音字母，但是我们仍可以发现，这套书中所出现的汉语错别字比比皆是。例如：在书中第4页的中文说明中，“华表”被写成了“花标”；第100页中“金缸”写成了“金刚”；第104页中文说明“乾清宫廊子”和第105页中文说明“乾清宫内部”被混淆；第133页中“南海瀛台翔鸾阁”误写为“南海翔凤阁”；第175页、第181页、第182页、第249页、第251页、第252页、第253页、第262页中文说明中的“塔”字，右面偏旁的“艹”被写成了“⺮”；第192页中文说明中的“凉”字左边部首“冫”被写成了“氵”；第238页中文说明中的“昆明湖”写成了“孔明湖”；第246页中文说明中的“石舫”写成了“石桥”；第255页中文说明中的“喇嘛”写成了“啦麻”；第252页、第254页中文说明中的“琉璃”误写成“玻璃”。以上这些错别字出于外国人之手尚可原谅，因为中国读者一看就明白是笔误，一般不会造成理解上的错误；但是第269—271页中的“礼王府”被误写成“李王府”，以及第272—280页中的“郑王府”被误写成“成王府”则应被视为该书的硬伤，因为普通读者很容易受其误导，以为北京真的有一个“李王府”或“成王府”。

但话说回来，喜仁龙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瑕不掩瑜，这本书仍然称得上同类书中最好的一部。因为以北京皇城建筑为主题的图文书就只有上面所提到的这两部，而相比之下，喜仁龙的书无论在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图片的齐备性和珍贵性上都要胜过小川一真的《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暂且不说喜仁龙书中的文字说明可读性更强，对读者更有吸引力，就图片而言也比后者更加齐备。比如，小川一真书中的北海照片只有10张，而喜仁龙的书中多达60张；小川一真书中的中海照片只有3张，喜仁龙书中却有22张；小川一真的南海照片有8张，喜仁龙书中却有15张。小川一真的“三山五园”照片中只有10张万寿山的，而喜仁龙除了有13张万寿山照片之外，还有41张其他的照片；关于王府的照片日本人一张也没有，而喜仁龙却有25张。这样一比较，二者高下立见。

正如喜仁龙在书的序中所说，皇城建筑在20世纪初迅速衰落，用照片的形式记录下它们刻不容缓。由于喜仁龙照片中的许多建筑，尤其是关于“三海宫殿”和“夏宫”这两个部分中的建筑，现在很可能已经不存或者改头换面，因此喜仁龙的老照片或许就成为这些建筑的唯一历史见证。

《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一书的价值就在于此。

沈弘

【注释】

[1]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35—36页，John Lane，The Bodley Head出版社，伦敦，1924年。

[2]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34—35页。

[3]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35页。

[4]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75页。

[5]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82页。

[6]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7页。

[7]喜仁龙：《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G.Van Oeset，巴黎和布鲁塞尔，1926年。

[8]该书的日文解说词由伊东忠太教授执笔；英文解说词由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讲师富尾才知佳撰写；中文解说词的作者是早稻田大学的讲师青柳笃恒。

[9]小川一真：《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第7—8页，东京帝室博物馆，19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