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喧嚣、拥挤、行色匆匆，那个宁静、优雅、文明、慢节奏的老北京却渐行渐远，人们甚至没有机会，更没有可能再回望那消逝在远方的老北京背影。有机会阅读约一百年前瑞典学者喜仁龙的这部《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让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是一种美的享受，也让人生出不少感慨。

喜仁龙（Osvald Siren），瑞典著名美术史家，1879年生于芬兰，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一度供职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后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对西方近代美术史有精深的研究，著述颇丰，在世界上享有盛誉。1916年起，先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及日本一些名校讲学。1920年起，数度来华访问，并深深爱上了古老的东方艺术，由此开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著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1924）、《中国雕塑》（Chinese Sculpture，1925）、《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1926）、《中国早期绘画史》（Histoire de art anciens，1929—1930）、《中国园林》（Gardens of China，1949）等。这些作品不仅向世界介绍了古老中国的艺术成就，而且对中国文明的某些侧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尤其是对北京城墙、城门、皇宫、园林的研究，至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记录并留下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喜仁龙对北京皇宫、城墙、城门的研究，得益于特殊的历史机缘，除了本书前言提及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周谷城外，喜仁龙主要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尤其是仍居住在紫禁城内的宣统皇帝及其皇后的热情帮助。中华民国内务部给予喜仁龙特权，专门委派民国大总统的一位特别助理协助他考察民国政府重要的办公地中南海，并让溥仪夫妇陪同考察紫禁城内许多建筑物。这些只有皇室成员才能使用的寝宫，此前不曾有外人进入，更不要说外国人了。喜仁龙利用这个机会拍摄了大量照片，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甚至圆明园那些断墙残壁建筑物等皇家园林，过去不曾或者极少被人拍摄过，这是喜仁龙给中国文明留下最重要的影像记录。

喜仁龙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在中方的热情帮助下，他利用当时最好的记录手段，给古老的北京留下了数百幅重要历史图片，以及大量考订文字。他的这部《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北京城市史研究泰斗侯仁之先生谈及喜仁龙的贡献时说：“作者在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他自己在实地考察中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中充分地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痛心。在考察中，他观察细致，记载不厌其详，这是十分可贵的。”^[1]

在喜仁龙笔下，老北京布局合理，环境优美，是世界都城建设中的典范；它融汇中西，又极具中国特色，令观察者一眼望去就过目不忘，又清楚地知道这是中国北京，而不是与世界其他首都类似的一个大都市。

然而，喜仁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考察、记录这些世界瑰宝之后不过半个世纪，这些人间奇迹竟然消亡了。从大历史视野看，这个历史性损失是多少发展都换不回来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过去几十年，国内外学术界有无数讨论，众说纷纭，但我们依然无法从中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

从历史的观点看，不论北京的历史上溯到哪里，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实际上主要还是缘于公元10世纪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崛起。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王朝被阻断，经过几百年僵持、拉锯，至蒙古人崛起，游牧民族政治重心不断南移，北京的重要性开始突显。至朱元璋那一代英雄起兵反元，中原王朝政治重心渐渐地由南而北。一个全新的北京逐渐在金中都、元大都附近兴建起来，至明中后期，后来世界闻名的北京大致成型。满洲人入主中原，仍接续明朝将政治中心留在北京，皇宫、皇城、内城、外城也在大致延续明朝架构的基础上予以增减、修补，并没有在框架和风格上做很大调整，清朝人很谨慎地守护着这份已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化遗产。

清中期，西方文明因素进入中国，中国也没有如后世所想像的那样排斥西方。伴随着18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清王朝在北京修筑了新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圆明园的实物了，但从各种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真正容纳中西文明因素的尝试。因为是尝试，这个巨型建筑群没有贸然在已成型的北京城内施工，而是谨慎地在城外很远的地方选址。这一点对后来尤其是20世纪中晚期、21世纪初期北京几次发展机遇应具有启发意义，但不知为何，后来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对此进行相关研究，他们没有建议决策层在推动发展时注意新旧区隔，注意新旧建筑风格的协调，不仅要发展新的，也要注意保护旧的。

到了清代晚期，随着外国因素在中国北方风靡，天津已经成为北方最洋气的现代城市，其西化程度在很长时期内一点不比南方的广州、上海甚至香港弱。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到，尽管欧风美雨已经吹到了渤海湾、大沽口，晚清政府并没有贪心地将这些因素引进京城。晚清时期和民国早期，相当一部分达官贵人将天津视为最具生活情趣的现代城市、北京的后花园，他们可以早出晚归往返于京津之间，但绝不能让一个古老的北京被欧风美雨弄得不伦不类。这一点不仅清朝统治者坚持下来了，即使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继续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也大致坚持了这个原则：使北京的轮廓、风格基本保持不变。我们看北洋时期北京城里增加的新建筑，一方面不敢破坏北京城区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不敢在建筑样式、风格上喧宾夺主，更不敢以发展为理由毁掉几百年的有形建筑。

北洋时期结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北京变成了北平，这是北京历史发展的低谷。但从城市风格、文明传承角度而言，低谷时期的北平建设少，破坏也少，1928—1937年十年间，北京留下值得注意的建筑寥寥无几。

1937年之后，北京成为沦陷区。日本人曾一度将北京重新规划，虽然我们今天反对日本人对于中国的野心，但如果仔细研究日本人当时提供的北京发展方略，也必须承认日本人严谨，不随意。他们不是在北京的已有框架里增减，而是像清代中期接纳西方时那样，在老北京之外大力开建一个新北京，注意新旧协调，以及生活方便。(www.daowen.com)

从这个大思路回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我们便很容易理解其意图就是既要维护传统，又要开出新路。他们在西部城区开建新城的想法，与清中期修建圆明园、日本人规划新城区有着相同的学理基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政治领导人放弃“梁陈方案”，而选择了苏联专家以天安门为中心重组新北京的方案呢？

对于这个历史性困扰，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很多争论。各方观点说得都有些道理，但都有限制与不足。我能提供的一点思考就是，当时各派都没有弄清究竟应该怎样给北京定位。新政府希望北京是一个集政治、文化、教育、经济中心为一体的新型首都，因而北京后来有超大型的钢铁厂、化工厂，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优质教育资源，当然还有庞大的军事指挥系统、政务系统。

这个方案的局限性在于，决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区域分工的重要性，不了解明清以来中国政治中心究竟是怎样与外部协调的。我们看到，明清时期北京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是不事生产的消费都市。北京所需要的一切，差不多都是从外面调运，因而先有运河，后有海运，后来有铁路。为什么那时的北京不主张建设一个“全能城市”、实现自我供养呢？这里面一定有其道理。再比如，在晚清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下，天津迅速成为北方大港、超大型商业中心，北京为什么没有与天津争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呢？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区域分工问题，有一个“效率优先”原则。

说到区域分工，如果我们回看晚清会发现，大直隶与今天我们说的“京津冀一体化”是一个意思。直隶总督府并不是设在北京，而是先设在保定，后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一大部分外交事务而移驻天津，而不是移驻北京。晚清政治格局中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但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北京尽管不洋气，但最有文化，舒适、宁静、温馨。北京不是大而全，也不是小而全，而是尊重分工，只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承担着单一的政治功能。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的北京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也是世界上生活最不方便的几个城市之一。北京未来发展的道路还很长，怎样汲取历史上的经验，不犯历史上同样的错误，还值得研究。

老北京已成为往事，温馨的回忆大约只能在书本中寻找，这是我愿意推荐喜仁龙这部《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的原因。这也是沈弘教授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中最新的一本，借此向沈兄以及出版策划的赵省伟兄表示祝贺，感谢他们为读者提供了一本极具内涵的好书。

马勇

2016年8月15日

【注释】

[1][瑞典]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序），徐永全译，宋惕冰校订，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