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活动中出现了一个前代少有的普遍现象，就是有相当数量的讼师、讼棍在背后为原、被告出谋划策，玩法蒙人，并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社会根源。

中国古代社会的专制统治从来只有君权、官权，没有什么民权，民人一旦不幸涉讼，便完全处于听审受刑的被处置地位，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尤其常常被无辜逮捕，身陷囹圄，刑讯逼供，监押瘐死……民众便十分需要在打官司前，进行一些法律咨询，以尽量免除一些不必要的厄运。尤其是一些来自穷乡僻壤的平民百姓，不得已而涉讼，自己不懂法律，极需请人帮忙。更有一些人犯了罪，想逃避法律的制裁，嫁祸于人，甚或借用法律来陷害别人，以达不可告人的目的，清代社会便开始出现了一批专门帮人打官司的讼师。

清代讼师相当普遍的另一个原因，与当时人口激增，士人也同样激增，而士人寻找出路有关。士人的上乘谋求科考仕途，中乘或为幕僚佐治官府，下乘便开始干些包承税收、包揽词讼之类的事。由于包揽词讼有时能谋得相当高的报酬，所以不仅是落魄文人，一些闲居在家的候补官员、文武生员、举人、保甲之类都可能充当。

古代讼师与现代律师的根本区别在于：讼师没有合法的诉讼地位，法律甚至根本不允许讼师的存在。历代法律最大的限度，只是认可“代作词状”。因为一般老百姓不会写状子，所以只得允许他人代写，而代写也有严格规定，不能违法，如《唐律》规定：“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如所告者，不论”。《大明律》专门设“教唆词讼”条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只有“教令得实，及为人书写词状而罪无增减者，勿论”。清代承袭唐、明律规定，又增加一些条例，对犯法的讼师一般处以军流的重刑。由于讼师不能名正言顺地接受当事人委托充当其辩护人或代理人，他们除了“代作词状”外，也只有常常做些架词唆讼、助人逃罪或陷人于罪的犯法勾当。换句话说，讼棍的许多无耻勾当，是当时那种专制统治司法制度的产物，是中国古代法治状况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

清代法令中首次出现“讼师”的名称，并在有关案例中存在大量涉及讼师的案件，说明清代讼师涉案的情况普遍，可谓清代司法诉讼中一大特点。不过，由于讼师的非法性，一旦案发，则充军流放，所以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讼师，致使当时各类讼师又常常带有一些朦胧神秘的色彩，隐藏于案狱词讼的背后。

那时讼棍玩法，制造冤假错案的手段颇多。

第一是诬告　用假造罪名诬陷被告，这方面的案例可谓俯拾皆是。如《刑案汇览》卷一百四十九载，道光八年（1828年），陕西某县民赵岭之妻徐氏因与李本智争灌渠水互骂，徐氏气愤投水自尽。赵岭的族弟讼师赵灼教唆赵岭诬告李本智将徐氏投入水沟淹死。后案子查清，赵灼以教唆诬告定罪。

《清稗类抄·狱讼类》有“讼师陷贤妇案”：某儿媳劝好赌的公公节赌，公公默然出走。几天后发现河中有一老翁尸体，儿媳误认作公公而捞起殡殓。某监生讼棍为诈取钱财不得，便以儿媳逼公公投河自杀罪名报官。官府严刑逼供，不作调查，不验明尸身，就判儿媳死刑。后公公平安回来，儿媳已成冤魂。

雍正年间出名的湖北麻城涂如松杀妻冤案，就是由讼棍诬告造成的。妻子杨氏不孝顺婆婆，被涂如松打了一顿，便跑到奸夫处躲藏。弟弟杨五荣到县衙告姐夫杀妻，因为拿不出证据，被县官驳回。杨五荣便找到秀才讼棍杨同范。杨同范不但藏了杨氏，且教唆杨五荣去冒认无名尸体，然后到官衙诬告涂如松杀妻。总督迈柱派人重审，杨同范又贿买仵作伪验尸体。涂如松经不住酷刑拷打，只得诬服，被判斩首。原县令也被加以受赃罪名，革职并处绞刑。数月后，有人发现杨氏藏在杨同范家，告到县衙，此案才得平反。涂如松与原县官得死里逃生，而杨同范、杨五荣依律处斩。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湖南发生一件抢谷致命案。受害人找到讼棍丁朝佐，请他书写状词，丁竟然要原告把自己的仇人之子也作为杀人凶手而无端牵连进此案。结果在酷刑拷问下，屈打成招，直到省里复审喊冤，才把案子查清。讼棍丁朝佐被发往伊犁为奴。

一些讼棍、地痞甚至对官吏也敢诬告。如嘉庆三年（1798年），直隶获鹿县乡绅白源，仗势欺人，遭知县斥责收监，后找讼棍孙供泉、王嘉瑞商议，竟诬告知县借粮不还，挟嫌收禁等罪名。案子查清后，各犯均判处充军。

这些记载都是查明真相后，讼棍得到惩罚的诬案。可以想象，在当时腐败吏治之下，没有被查出来的讼棍诬案不知有多少。(www.daowen.com)

第二是作伪证《虫鸣漫录》记载了件小案，颇耐人寻味。有一人把舅舅的牙打落了，舅舅恼怒向官府告状，此人便向讼师出高价以求开脱之计。讼师向前与他耳语，忽然一口咬住他的耳朵，几乎把耳朵咬下来，那人痛得哇哇直叫。讼师挥手让他回去，他顿时悟出了用意。等到对簿公堂时，便诬告舅舅先咬自己的耳朵，由于摔脱时用力过猛，致使舅舅牙齿脱落。官府验过伤，此案不了了之。

《清稗类抄·狱讼类》中有一案更为奇特。光绪年间，有个姓杨的讼师，定居苏州。此人阴险多谋，凡是讼事，别人不能胜诉的，只要找他，必定能出奇制胜。苏州有个富人十分吝啬，那富人穷的时候曾向当地的一个孀妇借过不少银两。后来富人阔了，而孀妇却转而穷了。孀妇便只得屡次带着以前的借券前去讨债，但那富人却一分也不肯偿还。孀妇因为生活贫困，走投无路，最后在一天夜里吊死在富户的大门上。富人发现后急忙派人将杨讼师请到家里，杨讼师了解情况后也不说什么，只顾与富人家仆玩赌博游戏，富人催促他快拿主意，他却说：“你是不是害怕了呀，那你就把尸体解下。”富人就解下尸体。而杨讼师依旧玩得兴致勃勃，对眼前事不顾不问。富人忍不住又催问他该怎么办，杨说：“你这么胆小，还不如把尸体悬挂在老地方。”富人听从了。然后杨讼师叫富人关了门，不要再打开，硬是拉了富人一起掷骰赌博，还对他说：“这事简单得很，不要老是提心吊胆的，败了我们的赌兴。”

天亮后，有个里正路过富人家门前，发现悬着一具死尸，吓了一跳，急急敲开富人的家门，询问是怎么回事。富人按照杨讼师的指使，只说不知情由。于是，里正报告官府。一会儿衙役来了，孀妇家人也来了。孀妇家以要债不还，怨怼屈死请求官府为孀妇主持公道。但官府验尸后发现尸体颈项有两条缢痕，怀疑是故意移尸，谋图陷害富家，于是反以诬告反坐处罪孀妇家人。而死尸颈项的两条缢痕就是杨讼师指使富人忽而解下，忽而又悬上后所造成的，杨讼师就靠做这类事情而发了大财。

第三是买通舞弊　嘉庆年间，震动朝野的寿州城毒死三命案件，就是由于讼棍在其中摇唇鼓舌、颠神弄鬼，而将案情搞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成为轰动江南的一件疑难大案。

富家之子张大有与弟媳通奸，后弟媳又与族侄通奸，张大有妒火中烧，毒杀族侄、长工父子三人。由于讼棍的谋划，买通被害者家属，糊涂官以误食毒蘑菇结案。后被知情人告发，张大有兄弟又将罪名推给刚刚去世的父亲，再次结案。但下任总督将此案挑出来复审，查出许多破绽。在讼棍的谋划下，张大有兄弟用重金买通官府、证人，弄虚作假，居然全翻前案，以“烘烤木板”、三人误中煤毒身亡的所谓调查结论而重新结案。在此反复中，使两位两江总督、一位按察使、好几位知州、知县受骗，两位知府、知县受贿。几个讼棍的计谋，就可以把案子颠来倒去，以不同的名目结案。

最后，还是有人告发，嘉庆帝亲自过问，见此案如此复杂，便派安徽巡抚初彭龄和刑部侍郎王麟等大员亲审，才查得水落石出。尽管此时讼师又出谋划策，逼证人自杀，再图翻案，但已枉然。初彭龄查清事实，上报朝廷，严厉惩处了有关罪犯、官员及讼师。此案历时四年，几经周折，嘉庆帝还特为此颁发了三十道谕旨。在最后定案的奏折上，嘉庆帝批道：“此案可恨极矣！”对讼师恨得咬牙切齿。

雍正《朱批谕旨》中记载着一件江西南昌的聚赌案被查获，牵涉多人。按清律条例，聚赌要判流放三千里外。当事人找到南昌一个卸任闲居的知县汪某从中斡旋，汪答应要银六千两，便“可上下衙门，一总包管无事”，了结此案。可见只要有钱，讼师有时也可包打官司。

当时社会上还流传有许多讼师教唆词讼的教科书秘本，如《警天雷》《相角》《法家新书》《刑台秦镜》等，其中对各类词讼都举例详述，一告一诉，可各取所需，任意黑白。按此蓝本词讼，或可玩弄两造于股掌之间。

鉴于讼师为害主要表现在呈词诉状之上，雍正时为严禁讼师参与词讼，规定各地衙门选择里民中诚实识字者，考取官代书资格，具有合法身份，然后才得代人词讼，并需要在词状后写明代书者姓名，以便衙门勘验。凡无代书者资格和姓名的呈状，衙门不收，且要对呈状严行查究，如有教唆增减者，按律治罪。

建立有关官代书制度的目的在从根本上杜绝讼师玩法，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讼师暗中活动的方式多种多样，并非只有代书人才当讼师，司法程序中许多环节都会有空子可钻。可悲的是，当时西方已经开始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司法程序与律师制度，建立平等的司法审判机制，而我们却还一无所知，或者说还根本没有相关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