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权由关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族士大夫的反清思想文字，始终怀有戒心，从清初就开始残暴镇压，疯狂扑杀。清朝皇帝很清楚，单靠武力征服不了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必须对其文化精神进行强有力的毁灭性打击，才能有效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从而造成有清一朝空前惨烈的文字冤祸。

《再变记》等诗文案　顺治初年，僧人函可在江宁（今南京）目睹了弘光王朝的覆灭，写了一部《再变记》载录死难烈士的事迹与清军暴行，出城时被军士搜出，当即被捕入狱，后流放辽东，病死于戍地，拉开了清代文字罹祸的序幕。

贡生黄毓祺目睹清军江阴屠城的惨局，写了一些表达反清复明思想的诗词。顺治五年（1648年），在通州（今江苏南通）被捕，从行李中又查出明王朝颁发的印信，入狱瘐死，依律戮尸。士人冯舒也因收集亡友遗诗，被常熟县令瞿四达以编“逆诗”罪名，下狱害死。降臣张缙彦曾捐资印小说集《无声戏》，其中有关明朝灭亡时煽惑人心的描写，被籍产流放，后死于流放地。

庄氏史案　此案是清初牵连最广、杀戮最惨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浙江乌程县（今吴兴县）南浔镇庄允诚、庄延父子以朱国祯的《皇明列朝诸臣传》为底本，又聘请了十余位文人名士加以润色、补充、作序、校阅，辑成一部《明史辑略》刻印发行。因为书中以明朝遗民的习惯，存有许多“违碍”的称呼和“毁谤”词组，被小人告发。康熙二年，竟有七十余人被处死，一说处死二百三十余人，牵连入狱、发配边疆者达三千余人，其中先死戮尸的有四人，凌迟处死的有二十余人，家产籍没，亲属十六岁以上男子斩首，其余流放。凡与该书稍有关联，如被署名参订而其实并未参与之人，就连刻字、印刷、书商、买书人都难逃厄运。同时一些受过贿赂或办案不力的官员也分别受到处罚，甚至斩首。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河南罗山县革职的在籍知县查世柱也因藏匿此书，被告发论斩。

黄培诗案与顾炎武案　山东即墨人黄培曾任明末锦衣卫都指挥使，清初隐居在家，诗作有反清思想。康熙五年，黄培家仆之孙姜元衡考中进士，向官府告发，结果黄培等十四人被入狱。康熙七年，姜元衡等人又上《南北通逆》禀文，指控顾炎武等人诽谤朝廷，密谋造反，约点了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大案，还说顾炎武编著《忠节集》。此案惊动朝廷，山东总督、巡抚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入狱近七个月。后查明《忠节集》纯系编造诬陷，姜元衡诬告反坐被杀，再经朱彝尊等人营救，顾炎武与黄家多人才得出狱。

朱方旦《中补说》案　朱方旦是个名医，还是气功大师，自号二眉山人，活动于湖广一带。他著有《中补说》《中质秘书》等书，提出“中道在两眉间山根上”，即人脑是思想中枢的观点，与传统医学认定的“心”相悖，引起医界震撼，遭到群起挞伐。朱方旦不但为人看病，还广收门徒，聚众修炼，搞得颇有声势，一些地方官员也对他顶礼膜拜。

康熙二十年（1681年），侍讲王鸿绪上疏，指摘朱方旦《中质秘书》中有诬蔑君上、悖逆圣道、蛊惑民心之处。大学士熊赐覆等也认为，朱方旦“阳托修炼之名，阴挟欺世之术”，发展信徒，聚集能量，不可放任自流。康熙决定加以制裁，次年九卿议复，“乞正典刑，以维世道”。征讨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想极力营救。康熙先革了勒尔锦的职，再下诏朱方旦斩首。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弘斩监候，秋后处决，所有著作一律焚毁。

戴名世《南山集》案　康熙时，最有名的文字狱是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因书中搜集有许多南明王朝的史料，并将清朝的历史从康熙元年算起，对顺治一朝直书南明政权年号，并记录有清军的一些暴行。康熙五十年（1711年），被人告发。刑部依谋逆罪拟判戴名世凌迟处死，刻书、作序诸人斩首，家属中十六岁以上男子处斩，十六岁以下男性及妇女发配为奴，与戴名世讲学论文关系密切的朝官三十余人也被贬谪，共处罪三百余人。康熙帝看了案卷，认为判处过重，几次颁旨宽减。最后，戴名世处斩，家属流放黑龙江，刻书、作序诸人编入旗籍为奴或流放，其余朝官免议。

徐转妄造书词案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山东人徐转拒不剃发，用布包头，在街头唱戏说书，内容多是旧时史事，被人告发，刑部根据康熙的旨意判处斩首。康熙感觉人命关天，便又看了徐转乱编的书词，然后批道：“朕前以蓄发包巾，造词惑人，曾喻立斩。复以人命关系甚重，欲详览其所造之书。及取览之，甚是粗俗，俱如街坊戏唱之言，妄行涂改，所写亦系旧事，疯癫是实。”很清楚，说书人徐转因妄改书词而遭杀头。

庄氏史案发生时，康熙才八岁。时值郑成功进兵江南退败，然人心向背，威胁清廷统治，以鳌拜为首的辅政大臣决断，不惜以最野蛮而疯狂的手段屠戮无辜，以杀一儆百。康熙亲政后，文网还算宽松，康熙帝特别注意笼络汉族士大夫，对偶犯忌讳的文字作品或能容宥，在他亲政的五十多年中，文字狱亲批杀人的就以上三案。

雍正在位十三年，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刑法严峻。他从宗教中了解到心是一切的根本，从而知道对身体的征服不是最大的征服，对心灵的征服才是最彻底的征服。为了“诛心”，在文字狱方面，有其特别的敏感和用心，发案频繁，裁夺凶刻，并以此作为排除异己、惩戒朋党的重要手段。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诗稿中仅“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一句，就犯了清朝文字大忌，说他“居心叵测，狂诞成性，在诗稿中影射讥讪我大清，按大不敬律处斩，立即执行，诗稿一律焚毁”。

汪景祺之狱　汪景祺和钱名世是雍正文字狱的首批受害者，得祸原因是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人，通过朋友投效年羹尧为其临时幕僚，作《读书堂西征随笔》献呈，其中称颂年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可为论》一篇，数列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为功臣鸣不平，似乎在向年羹尧敲警钟，并非议康熙谥号与雍正年号，认为“正”字是不祥之兆。凡此种种，雍正看罢，咬牙切齿地批道：“悖谬狂乱，至于此极！”在年羹尧死后第七天将汪景祺斩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为奴，兄弟叔侄辈都夺职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远亲交地方管制。

钱名世奇案　钱名世是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乡试同年，故有交情。后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升侍讲。雍正二年（1724年），写诗赠颂年羹尧，认为年的功绩可立碑褒扬。雍正加给他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而要他比死还难受。雍正将他革职还乡，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制匾挂大门上，并令京官作讽刺诗给钱“饯行”，共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交付钱名世，并令辑成专集，刊发全国学校。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雍正却偏偏辱而不杀，以活活折磨人为快。同时，翰林侍读吴孝登因诗作不合雍正心意，竟被发配宁古塔为奴，还有数人也因诗句“乖误”而被革职。

查嗣庭之狱　此案发生在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正是“雍正”去首之意。而这实为《诗经》中句子，如此牵强附会的罪名居然都能成立。查嗣庭从江西回京，即被捕入狱。案件尚未了结，查就病死狱中。抄家时，又查出许多“谤讪”文字，其罪状中还有趋附隆科多一条，说明与隆科多狱也有直接关系。最后，查嗣庭被戮尸枭首，儿子查潭判斩监候，另一子已病死狱中，其他三个幼子、二个侄子流放三千里，家产籍没。其兄翰林侍讲查嗣瑮流放陕西，后死于戍地。其他受牵连官员多人，被贬降或夺职。

曾静、张熙、吕留良之狱　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异想天开地想搞策反活动被捕，其行为是受学者吕留良著作影响所致，致使吕留良等三人被开棺戮尸，门生和亲属多人被斩首，其余流放宁古塔为奴，家产籍没。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家属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余人受杖责。雍正却特赦了曾静、张熙，将曾静的供词、忏悔及自己嗣位问题的一些解释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在全国发行。在官员监视下，命曾静、张熙分别到江浙、陕西一带宣讲。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即位，十月就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并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

乾隆皇帝好标榜自己“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乾隆一朝，文字狱愈演愈烈，有人统计其总数至少有一百三十余起，超过顺、康、雍诸朝的总数。这一时期文字狱非但数量庞大，且获罪原因也五花八门，奇出怪样，无论是官员还是文士学子，几乎动辄得咎。乾隆把政治独裁与思想专制紧密结合起来，其文化统治的淫威令人窒息。

伪孙嘉淦疏祸大案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云贵总督硕色密奏从一旅客身上搜查到一份传抄的伪“孙嘉淦奏疏”，上附伪造“朱批”，内容大肆讪谤朝政，反对乾隆南巡，并斥乾隆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孙嘉淦历任都御史、吏部尚书及直隶总督等要职，虽有直言敢谏的名声，但对朝廷忠心耿耿，不可能写此奏疏，此疏稿必伪无疑。

乾隆见奏震怒，怀疑别处也可能流传，便命令各地总督、巡抚秘密缉访，一有踪迹即行拿办。果然，随后各地纷纷奏报查获传抄的伪疏稿，但都不知伪造者是谁。乾隆帝见如此多的伪疏稿，怒火中烧，要求全国官府大张旗鼓地追查，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一时闹得人心惶惶，各地鸡犬不宁。(www.daowen.com)

十七年（1752年），缉查达到高潮，传抄案已达八十多起，逮捕人犯超过一千人，上至提督、道员，下至商贩、僧侣，几乎各色人都有，就是伪造犯仍杳无踪影。乾隆帝怪罪各地督抚办案不力，山东巡抚准泰、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西巡抚鄂昌都先后被罪贬黜。御史书成同情各地被监禁的无辜者，上疏请求宽释，却被乾隆斥为“丧心病狂”而革职服苦役。

最后，江西巡抚鄂容安奏称，查获撰造伪疏稿的首号罪犯，是抚州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十八年（1753年）二月，卢鲁生被凌迟处死，其两个儿子与刘时达父子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家属按律缘坐。同时，江西有关官员也难辞其咎，从巡抚、按察使到知府，都被革职治罪。其实，卢、刘有关的口供矛盾百出，疑窦甚大，八九只是替罪羊而已。然而，不找替罪羊，督抚们无法交差，乾隆帝也下不了台。该稿传抄如此普遍，说明所谓的乾隆盛世潜伏着深重危机，而案子查不出结果，更说明清廷的不得人心。

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伪疏稿案刚刚平息，乾隆帝又亲自查找出一部诽谤朝廷大逆不道的诗集《坚磨生诗抄》，并牵强附会地批驳勾画出其中“悖逆”诗句五十余处。作者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过诸省学政，是大学士鄂尔泰的门生。胡一向依附鄂尔泰，与大学士张廷玉一派相仇。鄂尔泰死后，胡失去依靠，仕途无望，不免有些牢骚托于字里行间。最后，胡中藻被斩首弃市，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鄂尔泰侄子甘肃巡抚鄂昌，为胡世交，二人常相诗文酬唱，被赐死，其他有关官员也被一一贬黜。

蔡显《闲闲录》案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七十一岁举人蔡显出版诗文集《闲闲录》，中有引用古人《咏紫牡丹》的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被人举报诗文含沙射影，诋毁清朝夺取朱明天下。乾隆从中又发现一些影射的诗句，并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的句子，认为都是发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结果，蔡显与十七岁的儿子被处死，两个幼子判给功臣为奴，朋友、门生多人杖刑后充军，受此案株连之人达二十四之多。

齐周华著书案　浙江天台诸生齐周华，在雍正时就草拟《请求释放吕留良子孙疏》，被关进监狱。乾隆时出狱，著书立说，不过精神有点问题。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七十一岁的齐周华向浙江巡抚献所著书《名山藏初集》《诸公赠言》《半山学步时文》及《请求释放吕留良子孙疏》等。又呈递状纸诬告妻子犯奸，齐召南寄银生息，齐轩南（他的另一堂弟）包讼陷人等。熊学鹏翻阅其所呈书，当即把他逮捕。齐周华状没告成，祸却惹上了。其中《狱中祭吕留良文》极力推崇吕留良，比之伯夷、叔齐和孟子。乾隆降旨，齐周华凌迟处死，子孙斩监候，还牵连各地许多与他有过联系的文人。

王锡侯《字贯》案　乾隆四十二年的王锡侯《字贯》案，是当时文字狱中最冤者。王锡侯是江西新昌（今宜丰县）人，由于科举屡败，遂专事著述，看到《康熙字典》收字繁多，检索困难，便用数年之功编成一部便于查检的《字贯》刊印发行。不料被仇家告发，谓其贬毁钦定之书，私自删改《康熙字典》。乾隆过目后，又发现该书的凡例中，对诸帝的御史不加避讳，只作缺笔处理，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为从未有之事，罪不容诛”。最后判王锡侯斩立决，子孙斩监候，其他亲属贬为奴，家产抄没。如此治小学、编字典也会得死罪，足可见乾隆之世文化专制的程度。

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　江苏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仇家蔡嘉树检举其诗有辱骂清廷之意。乾隆帝看后更是牵强附会，如说诗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有“兴明灭清”之意等等，于是成为大案而酿成大祸。乾隆批示，徐述夔罪大恶极，当剖棺戮尸。结果，徐述夔与其子（已死）都被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处斩。两个族人徐首发、徐成濯，因名字有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已故大臣沈德潜因给徐述夔写过传记，被革职夺名，碎尸扑碑。其他徐姓族人被抄家骚扰，很多人只能隐姓改名以躲避追究。

编撰《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的又一场厄运。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库全书》的编撰工作完成，其中共收录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然而在这个编撰过程中，因为“违碍”、“诞妄”诸原因，被乾隆抽毁的书籍至少有三千多种，各地自行毁书更无法统计。如江西巡抚海成，焚毁“违碍”书籍达八千多种，受乾隆夸奖，浙江只收缴到“违碍”书籍五百多种，令乾隆不满意而遭申斥。在访求“违碍”书籍期间，还发生了十余起文字狱，如《字贯》案、《一柱楼诗集》案等，残酷之状，亘古所未有。如此恐怖的政策之下，各地士民为了避祸，私自销毁的“违碍”书籍，更是不计其数。

《四库全书》的编撰表面上是完成了一部篇幅巨大的丛书，实质上是将统治者认为不好的书，甚至许多存留书中的“违碍”文字都予以销毁，其销毁文化的程度比秦始皇不知又要重多少倍。它还有一个结果，就是让大批文人都去抄书，其三部《四库全书》都是抄出来的，而抄书者所谓的学术大都只是训诂、考据，没有多少人再敢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大问题。或可说中国文化的厄运，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此次最为厉害。

尹嘉铨“假道学”诸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大理寺卿尹嘉铨退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父亲尹会一是位道学家，他便上奏为父亲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看后大怒，以行为狂妄，革去顶戴，下狱治罪。刑部又称尹嘉铨所著书中，多有毁谤时事的狂悖之语，以“假道学”欺世盗名。乾隆见尹嘉铨还自称“古稀老人”，认为自己称“古稀老人”之事，早已布告天下，尹嘉铨岂敢也自称。于是数罪并罚，尹嘉铨被处绞刑，禁毁著作。

其他诗文诸案　江西生员祝庭诤编《续三字经》，死后其孙用以教子，被族人诬告为“逆书”，祝庭诤被开棺戮尸，孙子斩立决。常熟文人朱思藻写《吊时文》，发发灾年无望的牢骚，被小人告发处斩。山东文人魏塾抄批《徙戎论》，联系当时回教事件，被斩立决，家属从坐。湖北生员程明禋因收藏禁书，代撰寿文中有“狂悖词句”，就被处斩。安徽贡生方芬的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一句，被刨坟戮尸，祸延子孙。河南生员李一作诗“狂悖”，被同乡好友乔廷英告发，李一也指控乔有“悖逆”诗，二人被凌迟处死，家属从坐。湖南增生贺世盛因不得志，著《笃国策》一书，议论朝政，指斥当道，被处斩首。安徽教书先生戴世道，及其一子二孙被判斩立决，妻女家属为奴，只因其高祖戴重（明未官员）编有《河村集》，曾祖戴移孝编有《碧落后人诗集》，祖父戴昆编有《约亭遗诗》。同时，已故之戴移孝与戴昆都被刨坟戮尸。江西永新县知县沈大绶，七十大寿时，其子孙好友为其编《硕果录》《介寿词》二书，六年后事发，被指书中有不少违碍之处，结果沈大绶被开棺戮尸，兄侄子孙好友十余人被斩立决，其余人被充军或为奴。湖北监生石卓槐因编《芥圃诗抄》，以大逆罪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为奴。

众文人表忠心自投罗网诸案　当时还有一个很值得反思的普遍现象，就是许多文人想炫耀才华和表现忠诚，以求进用，而自投罗网成为皇帝的刀下之鬼。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穷书生王肇基乘万寿节（太后生日）献祝寿诗、联，结果被乾隆下令“立毙杖下”。十八年，七十多岁的刘震宇向湖南布政使投献所著《万世治平新策》，请转呈御览，乾隆将其处斩。二十一年，山东平民刘德照抄录《春秋建论词》，赴京城呈献，被凌迟处死。二十九年，童生邓文亮逞递《戒淫说》《戒暴文》及诗，当场被捕，斩首立决。三十四年，江南生员李超海献《武生立品集》，被安徽官府斩首。三十九年，直隶人王珣编成四本书来讨好清朝当局，让兄弟王琦进京呈献，最后以“造作妖书”律，判王珣斩首，王琦充军新疆。四十一年，山西平民严增投呈奏折，要褒彰皇后，被斩首。四十三年，八十六岁的刘翱来省城投献《供状》，称颂清廷诸帝，被充军新疆，创充军年龄纪录。四十四年，直隶人智天豹编造《本朝万年历》，意在颂扬清朝国祚长久，叫徒弟张九霄呈献，最后智天豹被判斩首，张九霄斩监候，秋后处决。四十五年，生员吴英献《时务策》，被凌迟处死，二子、一弟、一侄斩立决，家属为奴……

如此络绎不绝的读书人向皇上献忠心，表才能，其唯一的愿望只是想做个效犬马之劳的奴才，结果都被下至地狱。可见，在如此的思想文化专制下，不仅只是屠戮异己、迫害文人，还是把所谓民族精英的知识者都团捏成一具具僵尸，抽掉其独立人格，塑造成一个个奴才。从某种意义上讲，蹂躏人的灵魂，比消灭其肉体更为刻毒！由是作为民族精英的文人士大夫，在社会中非但发挥不出其应有的精神力量，且素质的日益下降，其中许多人已沦落到奴颜婢膝、不知羞耻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悲哀与倒退。这一文化现象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民族基因？实在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据有关统计，顺治朝十八年间，文字狱有五起；康熙朝六十一年间，约有十一起；雍正朝十三年间，约有二十五起；而乾隆朝六十年中，至少在一百三十五起以上。可见，雍正、乾隆两朝不管是从用文字狱整人的数量、频率、力度、方法，还是打击面之广度与深度各方面，都比前两朝更为密集、阴毒、荒唐、残暴，对中华文化的破坏也是空前的。

嘉庆即位后，对父皇大兴文字狱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还要求赦免徐述夔、王锡侯诸案牵连的亲属，并认为文字诗句的解释不必牵强附会，否则会让挟仇报复者有机可乘，“既开告讦之端，复失情法之当”，即使偶以笔墨不检，也不必与叛逆同科定罪。因此，嘉庆帝在位期间，就没有再搞文字狱。之后的道光、咸丰、同治诸朝也没有文字狱的记载。其实，清朝前期残酷的文字狱，几乎已经将国人思考的勇气和能力摧毁殆尽，大多数文人已从精神上沦为奴才。文人们纷纷逃避现实，埋头钻进故纸堆作些考据文章，形成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著名学派，即乾嘉学派。

光绪戊戌变法失败，清廷对康、梁变法派进行文字书籍之禁，随后又开始镇压革命党人。光绪二十九年的上海《苏报》案大概是清末最有影响的一桩文字狱。此案是革命派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进行的文字宣传，如从清王朝方面来看，其用极刑镇压也符合当时法律。然而，报馆地处外国租界，清政府无权管辖，只得与租界的领事团、工部局谈判。最后，清政府充当原告，向租界的会审公廨起诉。清政府在自己的土地上，与臣民打官司，大家请律师对簿公堂，都有公平的申诉权与辩护权，这实在是中国司法制度史上的一次革命！虽由外国人干涉所致，并且结果也并不是很令人欣慰（主要是邹容瘐死狱中），但其中所显示出的文化、制度之进步，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及中国司法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