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努尔哈赤　胞弟舒尔哈齐，与兄努尔哈赤一起奠定了大清三百年江山的基石，可以说是仅次于其兄的大清帝国的缔造者。158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被明军误杀，时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舒尔哈齐二十岁。努尔哈赤继承了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职位，开始了艰苦的建国历程。没几年的时间，经过兄弟俩的经营，建州异军突起，努尔哈赤称汗，舒尔哈齐晋封贝勒。明朝政府对兄弟二人采取羁縻政策，都授予都督崇阶，努尔哈赤为“大都督”，舒尔哈齐被称“二都督”。凡军机大事，均由兄弟俩密议，然后雷厉风行地去干。到1611年，兄弟俩不仅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且灭了海西女真二部，并拥有精兵数万，虎视辽东，窥探中原。

然而就在此时，舒尔哈齐突然去世。《清实录》仅记：八月十九日，舒尔哈齐“薨，年四十八岁”，至于何以致死，丧仪如何，全不作交代。尤其是帝国开创的头三十年，明明是兄弟俩共同打的天下，可是在日后清代的官修史书中，舒尔哈齐默默无闻，不说其丰功伟绩无从追寻，就是其人也似乎没存在过，致使今人闲话清史，述及帝业肇起，也唯知太祖努尔哈赤而已。为什么清宫档案要回避有关历史？其中应有不可告人的真相。

而查看明朝方面的记载，如《三朝辽事实录》《皇明从信录》诸书所记，就是努尔哈赤杀其弟，并其兵；或努尔哈赤忌其弟兵强，计杀之。明人黄道周在《博物典汇》中更是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另外，在《满文老档》及《清太祖实录》中，也还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在乌碣岩战役中，兄弟俩产生矛盾，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加以斥责。1609年，舒尔哈齐企图率部出奔他居，被努尔哈赤发现并拘留，不但财产、奴隶被没收，舒尔哈齐的一子及一僚属也被努尔哈赤处死。可见努尔哈赤杀其弟，并其兵的说法，并非诬传。

努尔哈赤杀长子褚英。据《满文老档》记载，褚英性格孤傲、专横，心胸狭隘，虽骁勇善战，功绩累累，但恶性不改。努尔哈赤为了服众，只得削其权势。褚英更是不满，于是结交党羽，敌视父王，进行报复活动。努尔哈赤震怒之下，将长子关进牢狱。褚英被囚禁后，仍未有悔改之意，且诅咒之声不断，最终被处死。归根究底，还是权力之争。

太宗皇太极1626年，皇太极刚即位时，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在一切朝会上都要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并排而坐，就像一字排开的四大金刚，这同努尔哈赤时期四大贝勒共同辅政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凡国务大事，皇太极都要与三位兄长共议。遇到年节，皇太极还要向三大贝勒行三跪九叩之礼。为了提高大汗的权力，皇太极必须有所动作。

1630年，负责驻守关内四城的二贝勒阿敏，遭到明军袭击，放弃四城仓皇出逃，临行前还大开杀戒。皇太极抓住机会，剥夺了阿敏的二贝勒名号及所统领的镶蓝旗，还将其终身幽禁。1631年大凌河城之战，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奉命从南线进攻，然伤亡惨重。莽古尔泰请求支援，遭到皇太极的拒绝，情绪失控抽出佩刀，被弟弟德格类推出大营。皇太极追究其刺驾之罪，革其大贝勒名号，罚银一万两及马匹若干。

这样，由四大金刚变成三尊菩萨，再变成哼哈二将。这时，颇为知趣的大贝勒代善，主动提出不再与大汗并坐。由是，皇太极面南独坐，获得至高无上的皇权地位。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莽古尔泰在受处置一年多后去世，据说暴病而亡，弟弟德格类成为正蓝旗旗主。德格类比哥哥莽古尔泰小八岁，比姐姐莽古济小六岁，比哥哥皇太极小四岁。他为人平和，从不感情用事，恪守臣子之礼，从未对皇兄的权威构成任何威胁，但成为正蓝旗旗主之后，与皇兄的关系开始紧张，甚至动辄得咎。1635年，皇太极因与姐姐莽古济发生冲突而迁怒于德格类，对其罚银五百两。八天后，德格类竟同莽古尔泰一样“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兄弟两个同样的非正常死法，伴随着其统领的正蓝旗归皇太极所有的史实，其幕后的手段不言而喻。

姐姐莽古济的丈夫死后，在弟弟皇太极强逼下，又嫁给敖汉部首领琐诺木杜棱，夫妻关系不好，由是姐弟俩的关系也很紧张。偏偏莽古济的女儿嫁给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又成了儿女亲家，皇太极却又批准豪格再娶，引发姐弟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天聪九年（1635年），莽古济的家奴冷僧机告发：莽古尔泰、德格类在生前与莽古济等人结党谋逆。琐诺木杜棱也出来做旁证，称曾与莽古济一同向莽古尔泰宣誓效忠。后在莽古尔泰家中果然搜出十几块刻有“金国皇帝之印”的木牌。几天后，莽古济被处死，她的女儿也被豪格所杀。莽古尔泰与德格类的儿子从宗室中除名，两人的坟墓也被铲平，而家奴冷僧机成了皇太极的亲信大臣。

皇太极就这样除掉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姐姐及其相关的亲属，手段还很隐蔽。

1642年，礼部承政祝世昌上奏疏请禁止军士掳掠良家妇女卖往妓院。皇太极降谕斥责祝世昌无事生非，沽名钓誉，下令逮讯。众臣拟判祝世昌死刑，其弟祝世荫知情不报，启心郎孙应时为草疏奏稿，都判死刑，其他赞同的官员也一一革职查办。皇太极命处孙应时死刑，祝世昌兄弟流放。清廷谏祸始于此。

世祖顺治皇帝　首先对明室宗藩后裔给予不遗余力的打击。顺治元年十二月，有个据称崇祯太子的人进京，与内监杨玉有联系，又至明代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联系，寄居其家。周奎害怕牵连，上奏朝廷。朝廷马上立案审理，并使人辨识。最后，此人交代姓刘，为假冒太子。于是假太子、杨玉及辨识中作肯定回答的十五人被斩首。其实，此人为真太子，是崇祯的皇长子朱慈烺。清廷明知是真太子，然而为了欺骗社会，便以“假太子”结案而杀之，同时杀了十五个敢说真话的证人。

顺治八年，有人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起义，被镇压。顺治十二年（1655年），扬州捕获朱周琪，自称是“朱三太子”，被处斩。次年，直隶又抓获朱慈焞，也称是崇祯之子，同样被处决。顺治十六年（1659年），浙江人张缙又冒称崇祯四子朱慈英，四处招摇撞骗，被扭送河南官府，也很快被斩首弃市。

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权倾天下，都统谭泰倚仗多尔衮的信任，排斥异己。梅勒额真巴布海只说了几句戏言，就被谭泰诬告而夺爵。随后，巴布海写信告发谭泰，反被判处死刑，妻儿老小也一并连坐处死，家产归谭泰。

多尔衮案发生时，大臣间互相弹劾攻击，也时有冤滥。如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御史张煊弹劾吏部尚书陈名夏，说陈攀附权贵讨好多尔衮，谋求升迁等罪名。由于谭泰的袒护，张煊反被处死。八月，谭泰获罪处决，皇上才下诏为张煊昭雪，改葬。

顺治十二年（1655年），乾清宫落成。太监往江南采购陈设之物，民间讹传要征选宫女。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误信谣传，上疏极谏，由此触犯皇上尊严，结果被流放尚阳堡（今辽宁开原县东），客死他乡。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从海上发兵，一度攻陷镇江，进兵江宁（今南京）。金坛县令任体坤派百姓代表与郑军讲和，不成后逃窜。郑军南退后，江南按察使姚延著审理此案，拟只判罪任体坤一人，其余减免。总管喀喀木对姚延著有宿怨，劾姚宽纵其他罪犯。最后，姚因此被处绞刑。就刑这天，江宁市为此罢市，老百姓哭着涌向刑场，并为姚祭奠立祠。

顺治可谓清开国第一朝（太祖、太宗仅关外地方政权），顺治性格火烈急暴，不时鞭扑左右，不过对士大夫还算宽容。

圣祖康熙皇帝　康熙朝事业鼎盛，史书赞不绝口。除继续镇压明室宗藩后裔外，康熙的皇储问题处理得很不顺心，期间时显这位圣祖偏颇凶狠的一面。

康熙五年（1666年），明末封在河南的安昌王之子改名徐二官，潜藏于泗泾（今上海）一带，结识了一些当地氓流，结成团伙，盗船劫舍。事情败露，招供出原明宗藩后裔的身份，被定为谋逆罪，株连整个家族，被凌迟处死有二十七人，斩首七十余人，其妻女亲属发配满洲服役。

康熙十二年（1673年）秋天，京城有个叫杨起隆的人也冒称“朱三太子”，准备响应吴三桂的叛乱，被迅速镇压。杨起隆逃出京城，不知去向。此后，全国经常发生“朱三太子”案。统治者风声鹤唳，到处镇压无辜的百姓。康熙十八年（1679年），将军阿巴泰也称捉到崇祯长子及其党羽数人，后押送京城斩杀。秋天，大将军图海在汉中又抓到朱慈满。此人谎称明皇室之后，也被押到京城，磔于市。翌年，四川又报捉到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审讯对质后，又是假冒者，杀之。

据核查，康熙年间有两次抓住了真的明朝崇祯皇太子。其一是康熙十八年，安亲王岳乐奏报捕获崇祯太子朱慈灿，其所供述与真的朱三太子的情况极为相似，与前自称“朱三太子”的诸人大不相同，所以极有可能就是崇祯的第三子。然而，康熙得报后只说了句：“彼时朱慈灿年甚小，必不能逃出，今安得尚存，大约是假。”于是便被斩杀。其二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廷在山东捉获真的“明皇太子”：崇祯第四子朱慈焕。老人此时已七十六岁，长年隐姓埋名，流浪各地，为一前朝王姓官员收养，以余姚王士元为名，靠教书糊口，成家立业，无任何不法行为，但康熙还是下令将老人凌迟处死，全家一妻二子三女一媳均遭杀害。康熙下此毒手，就连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也不放过，反映出清廷镇压前朝皇族斩草除根之残忍。

除了残忍杀害明朝宗藩后裔外，康熙帝对朝廷诸臣也时有冤杀滥黜的情况。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侍讲官徐元梦因不会射击，遭皇上责备。元梦上疏辩白，触怒皇上。康熙令扑打元梦，并抄没家产，将其父母发往边地。次日，康熙气消，令太医为徐治病，照常侍讲。徐求释父母，因父母已被押解上路，皇上才令追回。冬天，掌院学士库勒纳奏劾德格勒私自涂改《起居注》，并与徐元梦互相标榜。皇上又命将徐削去官职，投下大牢。翌年春，判德格勒立斩，徐元梦绞刑。其实互相标榜算什么罪名？康熙上想，又下令免徐元梦一死，但重刑不免，元梦被鞭一百，枷示三月，入内务府服劳役。五年后，康熙又想到徐，觉得其人忠诚便令徐回上书房侍讲。在康熙喜怒好恶的心情变化中，臣下就是被如此捉弄，结果还要说“皇恩浩荡”。

康熙一生功成名就，唯有一事不顺心，就是选择皇储问题，康熙十四年（1675年），册立皇二子允礽为太子。可允礽骄愎狂横，“暴戾淫乱，恣动乖戾”，只想早日继位，等不耐烦之时，对康熙也常有不礼之举。康熙不能忍耐，于四十七年下诏废黜太子，并任情治罪，滥杀有关大臣。如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因是太子党羽而被加上“结党妄行，议论国事”的罪名，幽禁致死，两个儿子也被处死。与索额图交好的大臣，如麻尔图、额库礼、温代、邵甘、佟宝等全遭禁拘治罪。大臣江满只因存有索额图的私信，就交刑部处死。(www.daowen.com)

康熙在立太子问题上又出尔反尔。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复立允礽为太子，至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再次宣布废黜太子，并把允礽幽禁在咸安宫，称“太子狂暴之疾未除，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

而做惯了奴才的大臣们，都唯恐将来没有了主子，惶惶不可终日，上疏请立太子之事时有发生，而由此而遭罪者不少。左副都御史劳之辨就为此挨了四十大板，逐回原籍。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翰林检讨朱天保上疏请立允礽为太子。康熙为之震怒，亲自在行宫审讯朱天保，骂他为“不忠不孝之人”。朱天保在供词中牵涉到其父原兵部侍郎朱都纳，及都统衔齐世、副都统戴保和内阁学士金宝等人。最后，朱天保、戴保竟被处死刑，朱时才十九岁。齐世交宗人府幽禁，其余官员交步军统领戴枷示众。

康熙六十年（1721年），大学士王掞两次上疏请立太子，释放允礽，同时御史陶彝等十二人也联名上疏请立太子。康熙勃然大怒，降旨严斥王掞结党求荣。七十余岁的王掞趴在宫中石阶上，用唾液研墨拟稿认罪。康熙读后有所怜悯，才命王掞等人俱发配西北充军，因王掞年老，又命其子王奕清代行。

康熙无缘与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接触，不可能意识到中国早已落后于世界。他只能按照中国旧有的文化模式生活，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在本质上与前代统治者并无差别。他所营造的所谓盛世，只能是中国特定环境中的自娱自乐，一种根本没有前途可言的“繁荣”，必然走向无可奈何的衰弱。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之中，根本不可能产生能将中国社会引向进步的“圣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世宗雍正皇帝　雍正一向倚重办实事的干吏，不喜欢徒呈笔舌的文士。他有一个心腹干吏田文镜，官河南巡抚，政令严苛，嫌一些文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名州县官，其中有信阳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埏所荐。雍正四年，直隶总督李绂指责田文镜，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奏参劾李绂与黄振国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也向雍正奏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的冤情。雍正不以为然，还是相信田文镜的话。

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也上疏参劾田文镜十大罪状。雍正不悦，把奏疏退还，而谢坚持要上。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认为谢、李、黄、蔡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发配新疆阿尔泰充军。雍正七年（1729年），驻阿尔泰将军锡保上奏，说谢济世不痛改前非，反而私注《大学》，毁谤程朱。雍正令锡保就地严审，谢济世屈打成招，诬供他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珽所指使。雍正一听，马上命斩黄振国，并把李绂、蔡珽投入监狱，判斩监候。二人直到乾隆即位，才获释放。谢济世判在当地服苦差以赎罪，九年后才得回朝。

与谢济世一同充军的还有工部主事陆生楠。因雍正见他应对滞纳，似傲慢不恭，就心中不快，又想他与谢济世同乡，认为也是同党，故把陆也充军。雍正七年，王锡保又疏劾陆生楠著有《通鉴论》，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雍正见奏，对《通鉴论》中的议论逐条批驳，最后令刑部定罪。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被处死刑。清代因论古史而得死罪，陆生楠为第一人。

雍正帝崇信佛、道二教，但又对道士、僧人防范很严。道士贾士芳经常入宫为雍正驱邪治病，据说一次仅因咒语中说：“天地听我主持，鬼神为我驱使”，就被雍正处死。

高宗乾隆皇帝　在位六十年，功过互见，是非并存，他最拿手的是文字冤狱，其他任意诛戮也时有发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皇上南巡路过徐州，意外搜到一份传抄的吴三桂讨清檄文，檄文持有人段昌绪解京斩首。乾隆因此招来江西布政使彭家屏，问及是否藏有檄文或别的什么禁书。彭家屏老实回答说家中有几种明季野史，皇上便派人到彭家搜查，而其子彭传笏已把野史烧毁，于是也被抓进监狱。刑部拟判彭家父子斩首，乾隆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接着，又有人奏劾彭家屏所编族谱《大彭统记》文字“悖逆”。乾隆见其族谱名称有帝王派头，其中又不避自己御名，于是大怒，赐彭家屏自尽。

三十一年（1766年），孝贤皇后丧期。御史李玉鸣对丧仪提出疑问，便被乾隆认为“居心诈悖”而流放伊犁充军。四十三年（1778年），锦县生员金从善上疏请求建储立后，纳谏施德，被指斥为“妄肆诋斥”而处斩。

四十一年（1776年），任满的都察院九品吏员严增写了道奏折，要求朝廷镇压贪官污吏，还妄议立正宫之事，被逮捕下狱，后又查出书稿《瓦石集》一部与写给皇四子的信一封。严刑拷讯后，刑部判其凌迟处死。乾隆改斩首示众。

五十二年（1787年），提督柴大纪守卫嘉义城有功，受朝廷嘉奖。后，柴大纪仅因迎接上司将军福康安礼数不周，遭其诬陷有放纵军队、贪图战功等不实罪名。乾隆明知柴大纪军功可嘉，仍在复审后将柴处死，并将其儿子发配伊犁充军。

乾隆后期出了一个奸相和坤。五十七年（1792年），浙江巡抚福崧因触犯奸相和坤，竟被诬控贪赃十数万贿银。一般认为，福崧在地方治事明快，遵行法度，诬罪乃和坤指使爪牙所为。乾隆偏听偏信，不作认真调查和审理，便下令将福崧在押解途中处以死刑。

《续新齐谐》记载乾隆帝亲判的一件民间狱案也显得十分荒唐。陕西山阳城民赵友谅妻被公公赵成强奸，夫妻俩只能忍辱远避他乡的亲戚家，不料赵成追踪而来，杀死亲戚一家五人，并嫁祸给儿子。赵友谅囿于礼教而不忍揭发父亲的罪恶，自己诬服杀人。后案情大白，按察使将案卷上呈。乾隆看后谕批：“赵友谅情似可悯，然赵成凶恶之极，此等凶犯岂可使之有后。赵成凌迟处死，其子友谅可加宫刑，百日满后，充发黑龙江。”赵友谅完全无辜，只因是凶手之子，便被处宫刑、充军。“岂可使之有后”也能作为判案根据，实在荒唐。

仁宗嘉庆皇帝　嘉庆四年（1799年），翰林编修洪亮吉不满现状，忧国忧民，上书军机大臣转呈嘉庆帝，揭露时弊，抨击时政，言辞激烈。嘉庆帝读后不快，送刑部定罪，拟判立斩。嘉庆加恩，改判遣戍伊犁，次年，又放洪亮吉回原籍。

嘉庆七年，两广总督罗吉庆镇压农民军有功，后被嘉庆以不称职为由，削官审查，又遭到同僚的诬陷倾轧，愤而自杀身亡。当时官场中互相倾轧陷害之案时有发生。如工部主事藩恭辰因清廉严正，反遭同僚诬告贪污而下狱；江南盐巡道朱尔赓额治理水害有功，反被诬劾虚报钱粮而流放伊犁；福建布政使李赓芸因下属亏空盐税，反遭贪贿诬陷，免职审讯，结果含冤自杀。

宣宗道光皇帝1838年，道光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1839年，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严厉禁烟，颇有成果。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多次蓄意挑起事端，还袭击中国水师。林则徐一面严惩来犯者，一面奏报朝廷。1840年初，林则徐遵道光帝“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的旨意，断绝了中英贸易。五月，英国派兵船四十余艘，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军先挑起九龙炮战与穿鼻海战，因没占到便宜，就北犯福建，更进浙江，攻陷定海，又移师北进，直至天津白河口。直隶总督琦善上奏，称英夷船坚炮利，天津等海口不能守。朝臣也纷纷议论是林则徐肇祸，以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官员传播中伤林则徐的谣言。随着北方战事的失利，道光帝改变态度，一面下旨让琦善与英人交涉，一面指责林则徐“反生出许多波澜”，甚至加罪林则徐“贪功启畔，误国病民，糜饷劳师”。英军在琦善答应“秉公查办”、恢复通商后南撤。道光令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交涉，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

尽管琦善在广州的交涉中一意媚外求和，但英军的条件更为苛刻，又发兵攻占大角、沙角炮台。道光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进京，另派奕山、杨芳等将军率师抗敌。1841年，英军攻陷虎门，奕山被困广州而投降，签订了屈辱的《广州条约》。奕山对朝廷却谎报战绩，企图瞒天过海。道光毫无觉察，转怒为喜，颁旨“准令通商”，同时将罪过推到林则徐、邓廷桢的身上，一道谕旨，将林、邓流放伊犁，遣戍赎“罪”。林则徐就这样被黜，中途遇黄河决堤，奉命协同治河。次年工程竣工，仍前往伊犁，在新疆三年才召还。

清朝嘉庆之后走下坡路，内忧外患不断，步入多事之秋。诸帝大多昏庸无能，却并不残暴，任意贬黜诛杀冤案不多。

慈禧垂帘听政，诛黜渐为频繁，有关要案前已有述，有其他一些贬降罢官之类，就不赘述了。

总之，清廷诛戮贬黜冤狱，比之明朝，明显减少。《清史稿·刑法志》开头就说，“综其终始，列朝刑政，虽不尽清明，然如明代之厂卫、廷杖，专意戮辱士大夫，无有也。”然而，清代文字狱却陡然骤增，且惨案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