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七年（1891年），安徽庐江县发生了一件极其平常的民事遗产纠纷案，然而结局却凄凉惨厉、满目疮痍，其中酷吏杨霈霖的凶残手段，实在骇人听闻。

三月，寡妇魏谢氏病殁，没有子嗣。生前从不承担侍奉赡养义务的侄子谢安东却来索要遗产，与寡妇一起相依生活的外甥张新业在勒逼之下，交出了所有的遗产单据。谢安东见总共才值二三百元，便声称肯定还有隐匿，若不全部交出，绝不罢休。张新业反复解释再无余资，谢安东就是不信。在场的同族张咸义打抱不平，为张新业辩解。谢安东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便一口咬定张咸义为主谋，教唆张新业吞没家产。谢安东于四月二十三日，书写状词，告到县衙。

庐江知县杨霈霖贪酷暴虐，原籍江西。谢安东也是江西人，便找到江西会馆的首领王安邦，求他在知县面前帮自己说话。杨霈霖见是同乡所托，满口应承，致使案子一开始就有偏袒之见。

四月二十九日，张新业、张咸义被拘传到县衙。杨霈霖劈头盖脸地喝令被告供认吞没家产的内情。二张矢口否认，坚不招承。杨霈霖大施淫威，令衙役打张咸义手心两百下，竹板子六百下。张咸义被打得死去活来，鲜血淋漓。杨又命上挺棍，并用竹鞭抽背。张咸义虽伤痛难忍，但牙关紧咬，一语不发。

杨霈霖对张咸义无可奈何，便改严刑拷打张新业。张新业受刑不过，只得胡乱供称有钱藏在家中。次日，衙役到张家翻箱倒柜，四处搜寻，结果一无所获。杨霈霖恼羞成怒，于夜里提审张咸义，发泄怒气，从痛打嘴巴，到上光棍架、跪铁链，最后在原腿伤处再打五百竹板。行刑过后，张咸义已气息奄奄，不能动弹。

五月初二，杨霈霖见张咸义受刑过重，命在旦夕，便把家丁高发叫来叮嘱一番，然后借口会勘水利，离开庐江，去往舒城县。下午，张咸义两眼不睁，气息微弱，水米不进，眼看不行了。看守急忙告知家丁高发。高发心中有数，先把剃头匠张有道找来，逼令给张咸义挑痧，然后又把差役夏安等人找来，让他们充当保人，把张咸义保出就医。夏安等人不肯，高发骂道：“你们这些奴才，难道敢违抗县太爷的指令？”并自己替夏安写好保状，令将张咸义抬上竹床，推出监狱。

夏安等人将张咸义抬出走不多久，张咸义呻吟几声，一命归天，地保赶紧到衙门报告。次日，典吏毛祥翥赶到，证实张咸义确已身亡，便按常规写具文书，请府中派人共同验尸。

张咸义死讯传来，其母张黄氏悲痛欲绝，与大儿子张咸得立即启程，上安庆府衙申诉，走了三里多路，天色已晚，便在一座庙中休息。

张母欲上告府衙的消息传到县里。杨霈霖大惊失色，亲自带差役沿途搜捕，三更时分来到庙外。张咸得急忙钻入佛龛下面躲藏，张黄氏躲避不及，被捉回县衙。

杨霈霖坐堂，威逼张黄氏承认张咸义因病亡故，尸体免于勘验。张黄氏不从，杨霈霖便令写好结状，派公差将张黄氏手按住，强行捺手印在结状上，然后赶出公堂。张黄氏回家定下惊魂，决意赴省城上控。张咸得从佛龛下出来，也径直奔省按察使衙门告状。

这时，县里已都在传，说知县杨霈霖受谢安东贿赂一千元，帮他搜罗有关遗产，从而将张咸义拷打致死等等。杨霈霖得知后，又心生毒计。六月十四日上午，杨霈霖派丁勇将轿夫谢老窝传讯到堂，一顿痛打后，要他招供是张咸义族亲张志典等人串通同义米行掌柜孙贵贤，许以金钱，唆使谢老窝到处传播谣言。谢老窝不肯作伪供，杨霈霖又喝令痛打。重刑之下，谢老窝无可奈何，只得在伪供上具结画押。

供状在手，杨霈霖下令抓来米行孙贵贤。孙的家属手足无措，到处求人说情，最后交上三百大洋，才将孙贵贤保释回家。杨霈霖疑心张黄氏上控是族人唆使，所以带兵丁又去捉张咸义的族人，将张志典等捕获。族人们对张咸义的死正愤愤不平，见知县又来捉人，怕张志典等也会被害死，便乘兵丁不备，将张志典等救出，然后一村百姓悉数逃遁。杨霈霖见状，暴跳如雷，竟然命兵丁纵火烧村子，顿时烈焰冲天，整村农舍烧为废墟。

六月二十二日，远避在外的张氏族人张墨林回村打探，一露面就被兵勇抓获，五花大绑押赴县衙。杨霈霖故伎重演，动用非刑，逼迫张墨林供认：张氏族人聚众滋事，劫夺人犯，违抗官府。张墨林受刑不过，只好诬服。于是，杨霈霖不知羞耻在书写禀帖道：“张咸义主唆吞没遗产，取保病故；其母张黄氏当堂具结，声请免验尸身；讼棍张志典唆使张黄氏无理上控，诬本县拷打致死，并收买痞棍无赖造放谣言；张志典归案后又被其族人纠众劫持”等等，连带张黄氏结状，谢老窝和张墨林的供词附后，申府报省。

兵丁们肆意抓人，并焚烧劫掠，弄得张氏一族惨遭荼毒，且全县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于是，以张兰芬为首的一群德高望重之父老，联名具折，上书安徽按察使司，将事件始末详述一遍，强调杨霈霖的凶残害民手段，百姓已无法求生，要求严惩无道官员，出榜安民。按察使嵩昆原已受理张咸得母子的双重申诉，现又接到这群父老的联名上书，便催促安庆府速查上报。安庆府复文说，庐江县在张咸义死后，“既不禀请委验，又不跟同尸亲复验，实属咎无可辞”。嵩昆见复大怒，点发文书，令速将一干人证押解到省衙，亲自复审。(www.daowen.com)

杨霈霖接到臬司指令，左思右想，横下一条心，决意与嵩昆较量一番。八月六日，杨霈霖逮捕县中刑书张甫，拿出一份写好的供词，内称“张甫与张志典托臬司衙门刑书胡家隆关照此案，许洋二百四十元，胡家隆答应包打官司。”逼迫张甫照抄一份，画上花押，然后又抓来书办陈谟，逼他承认是贿赂胡家隆的经手人。陈谟拒不承认，杨霈霖将他装入钻笼，亲笔书写封条：“断绝水米，站死示众”。陈谟的儿子见父亲如此受刑，便向知县求饶，说服父亲，伪造了胡家隆索要贿款的假信，这才算了事。

这样，杨霈霖便回复嵩昆说，臬司衙门书办受贿舞弊。嵩昆询问胡家隆，胡反复声明，绝无此事。嵩昆半信半疑，也只好将胡家隆看押起来，另一面仍坚持亲审此案，要庐江县将人犯从速押来。

杨霈霖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扩大事端。九月初一，他跑到县衙大堂，见四下无人，点起一把火，旋即大叫大嚷：“歹徒纵火烧衙！”接着，便贼喊捉贼地大肆追查。九月初四，他把地保罗明拘传到县，逼他供认是张志典与张氏族人张长元等焚烧县衙，并号召群众谋反。罗明不肯诬供，被装入站笼。等他站得困倦，朦胧欲睡之时，杨霈霖令衙役拉出他的手指，在伪供上捺印，然后以此为据，上报臬司。

九月初九，衙役许荣、孙小下乡抓捕张长元。张长元听到风声，已逃之夭夭。许荣怕知县怪罪，便把张长元之子张盛祥拘拿回县。张盛祥妻子即将分娩，见丈夫被抓，气急交加，一时想不开投河自尽，虽然众人救起，但第二天就流产身亡了。

许荣与孙小押人回县，取水路上船。半夜，张盛祥磨断绳索，泅水逃逸。杨霈霖听说人犯逃跑，咬定是许荣得贿放纵，命把许荣装入站笼，严惩示众。许荣一连站了三十多天，全靠朋友暗送水饭，才得以苟延残喘。许荣又狂喊冤枉，杨霈霖便将他与站笼挪押后院马棚，派亲信看守，不许暗送饭水。至十月二十三日，许荣死于笼中。杨霈霖见许荣死了，便勒令衙役胡明等八人捏具许荣“病故”的保状。胡明等不愿具保，杨霈霖命将八人统统关押。胡明等怕也被关押至死，只得勉强在伪证上具保，将许荣殓埋。杨霈霖怕留下遗患，又用严刑逼迫孙小供指许荣收受贿赂，放纵人犯。孙小也只得依样画押。

嵩昆屡次催促将全案人犯解送省中复审，杨霈霖总以张志典等人未能归案为由，推脱搪塞。嵩昆再催，杨霈霖干脆要求省中派人前来缉查。同时，杨霈霖亲自到省，求见嵩昆，指责按察使纵容幕友，刑书受贿舞弊。嵩昆强压怒火，见杨某人把他和幕友、刑书牵入案中，便想不如暂时忍耐，静观其变。于是，嵩昆前去拜见巡抚沈秉成，以案件牵连左右，例应回避为由，请巡抚另派他人承办。

沈秉成委任安庐滁和道李寿蓉复查此案，并派候补知县吕耀轸赴庐江县提解人证。杨霈霖以主犯未抓获为由，让吕耀轸在县里等了半个多月，等把案卷逐件抽改得天衣无缝后，才把书办张甫、陈谟及衙役、地保等人叫到面前，软硬兼施，统一口供，并亲带这些有关“人证”上省投审。

到省后，李寿蓉主审此案。由于杨霈霖仍居知县一职，“人证”怕日后报复，谁也不敢说实话。此时，张咸得托人呈控，指出这些“人证”全非本案重要人物，与原案关系不大。嵩昆也写了一道禀文，说重要人证没有到场，显然是敷衍搪塞，且审案官畏惧塞责。李寿蓉本来就不大愿意审此案，见如此情形，也顺水推舟，要求回避。

巡抚沈秉成只得向朝廷奏上一本，称庐江县知县杨霈霖徇情枉法，滥用酷刑，致死人命，请朝廷定夺。亲政不久的光绪帝览奏勃然大怒，发下谕旨：“此案枝节太多，频兴谣诼。着刘坤一行提人证卷宗，解赴江宁，遴派司道大员撤底讯明，秉公议结。”

两江总督刘坤一接到“上谕”，不敢怠慢，急忙委派江苏按察使陈湜、江宁布政使瑞璋等人审讯。二人详阅卷宗后，发现原卷伪造篡改，漏洞百出，二十多名证人则慑于县官的威势，不敢吐实。为了查清真相，刘坤一奏请先将杨霈霖革职归案。光绪帝当即照准。

杨霈霖被摘掉乌纱，证人顾虑消除，才将事实真相和盘托出。案情迅速明朗，杨霈霖罪行昭然若揭。但这个凶恶刁奸的酷吏不甘心服罪，仍狡猾抵赖，无理取闹，但在事实面前，最终理屈词穷。

最后，刘坤一等依靠大量证据，搞清了案情，奏报朝廷。杨罪行累累，死有余辜。但是，当时法律采用“数罪并罚，从一重处”的原则，规定：“其有将干连人犯，不应拷讯任意叠夹致毙者，照非法殴打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官吏“怀挟私仇，故勘平人致死者，斩监候”。清廷认为，杨霈霖与张咸义并无私仇，应属前罪，而刑毙许荣，也不是“私仇故勘”，只能算做“怀疑挟忿”，同样是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残暴酷吏，只被杖一百，“发往新疆当差”，就算了结。

杨霈霖虽只是个七品芝麻官，却握有几乎不受制衡的基层司法权，控制了从调查取证到审讯判决的整个司法过程。他熟悉当时的法律，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酷刑，拷死无辜；又制造伪证，诬害百姓和属下，甚至诬陷他的上司，真是猖狂至极。其罪行比嗜杀成性的江洋大盗都有过之，然而法律却只判他“发往新疆当差”。我们看到，当时一般平民百姓，稍有片言只字之过，或因无辜牵连，就会被砍头，甚至灭族。而官员穷凶极恶到草菅人命的程度，却依然能逍遥法内。如此不公平的法律，如此不受制约的司法权力，如此残害民众的专制“法治”，居然在这块土地上延续了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