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光绪之交，这桩经县、府、省和钦差大臣历审，轰动朝野的民间大冤案，至今家喻户晓。官府在此案审判中草率勘验、酷刑逼供、伪证作弊、任意枉民的做法，反映出清朝官府司法各部门草菅人命的过程。此案后几经亲属上诉京控，数十位官员、同乡联名书奏，纷繁曲折，逾时三年零四个月，终于平反昭雪。这奇而益奇的过程，对于认识清朝司法制度的全程运作，很具典型意义。

案子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十一日，在浙江省的余杭县，民妇葛喻氏向县衙状告媳妇毕秀姑毒死丈夫葛品连，请求官府验尸。知县刘锡彤接案，恰闻秀才孙竹山闲谈：葛家曾租举人杨乃武家的一间房屋，居住了一年左右时间，杨与毕来往密切，教其识字，关系暧昧，因传出流言蜚语，而葛与毕夫妻不和，吵闹不断，以及有关捕风捉影的私情谣传。因此，刘锡认为葛品连之死乃杨乃武与毕秀姑的奸谋毒害所致。同时，他想到杨乃武曾帮余杭县的粮户写状子，控告粮吏浮收舞弊，还曾在县衙照壁上贴对子讽刺父母官，便决定要坐实这位敢与官府作对的举人的罪名。

葛品连刚去世时，葛喻氏并未觉得儿子是非正常死亡。直到第二天晚上，由于天热，尸体开始腐变，口鼻出血，这才报官。县衙门仵作沈祥验尸，草率从事，认为是中了鸦片烟毒。门丁长随沈彩泉早为谣传所惑，坚持是砒霜中毒。争执半天，二人也不认真勘验，而含混报了个“服毒身死”就算了事。

刘锡彤一听“中毒”，遂审问毕秀姑：“葛品连为什么中毒？是不是你下的毒？”毕秀姑吓得哆哆嗦嗦，呜呜咽咽地回答：“我不知道。”刘锡彤认定她淫妇狡诈，喝令用刑。在酷刑和诱供之下，这么个柔弱女子早已忍受不了，只得含糊招下口供，说与杨乃武久有私情，未曾间断，杨于十月初五拿来砒霜，叫她下的毒。

杨乃武木然无知，无缘缘故地被传讯到堂。当知县口口声声要他交代谋杀罪行时，他才恍然明白，原来自己已平白无故被人诬陷，不禁怒火中烧，痛斥知县昏庸无能，陷害无辜。刘锡彤便将毕秀姑口供给他看。杨乃武看后，依然一口否认。刘锡彤见他态度强硬，只得退堂。因为对举人不得用刑，所以刘锡彤便先写报告给知府，请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

杨乃武堂弟杨恭治和妻弟詹善政得知情况，分别写了申诉呈状，证明杨乃武十月初五那天正在南乡詹家做客，不可能到仓前街当面向毕秀姑送砒霜。可刘锡彤不加查证，只让杨乃武与毕秀姑对质。毕秀姑惧怕受刑，咬定原供属实。杨乃武虽然功名被革，身受重刑，仍是力陈真相，不甘承担诬告罪名。刘锡彤便将验尸报告与审讯实录报于上司。

十月二十日，杨、毕被解杭州府再审。知府陈鲁与刘锡彤私交甚好，认同刘锡彤的初审结果，所以不待杨乃武置辩，马上就大刑伺候，用杖责、夹棍、火钳、踏杠、跪链、天平架等毒刑逼供。所谓“天平架”就是将犯人的头发和两手大拇指用绳吊起，高悬空中，时间一久，犯人头皮被拈脱，拇指痛不可忍，惨毒至极。杨乃武几次死而复苏，终因不堪皮肉之苦，不得不含冤诬服。知府陈鲁追问毒物来源，杨只得胡乱编造，说是路过仓前镇时，在一家爱仁堂药铺花四十文钱买了一包红砒，推说毒老鼠用的，店主名叫钱宝生。

杭州知府陈鲁得到这一线索，立刻命刘锡彤取证。刘锡彤派人找来爱仁堂店主，但店主再三声明自己叫钱坦，不叫钱宝生，爱仁堂是小药铺，从来不卖红砒。钱坦弟弟钱垲见哥哥被卷入命案，忙着设法去打听营救，寻条解脱之路。他听着陈竹山与官府熟悉，就找陈竹山帮忙。陈竹山设法借阅了案卷，对钱垲说：“杨乃武供称买红砒只为毒老鼠，你兄长承认了没多大关系，否则追查下去，反倒受累。”钱垲听了，深以为然，赶紧转告了哥哥。另一方面，刘锡彤也对钱坦反复开导，并誓言他不会受牵连，钱坦才答应具结证人证言。

知府陈鲁得到“证明材料”，认为案情已经查实，可以结案，便拟定罪名判决，处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决。同时，陈鲁还修补了案卷中自认为有漏洞的地方，如把口供中“口鼻流血”，一律改成“七窍流血”之类，然后向省按察使衙门一报了事。

十一月，按察使蒯贺荪只过了两堂，便草草审核后，上报浙江巡抚衙门。巡抚杨昌浚亲自审了一遍。毕秀姑和杨乃武都已屈打成招，哪里还敢翻供，只好依旧画供。杨昌浚为郑重起见，复派候补知县郑锡滜去余杭县里秘密查访。郑锡滜只应付应付，会同刘锡彤，禀复说：“无冤无滥。”年底，杨昌浚便按原拟罪名上报刑部。

等到刑部批复下来，杨、毕就会被押赴刑场行刑。在刑部复核期间，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一份申诉状，陈述了因葛毕氏诬陷而被屈打成招的事实。为了翻案，针对毕秀姑信口乱供，说杨乃武曾来房内调笑，被丈夫撞见痛打一事，杨乃武也捏造了两个情节予以反击：一说是衙役何春芳曾与毕氏在葛家调笑，被发现挨打；二说县令刘锡彤之子刘子翰向自己勒索不成，才串通其父恃权谋害。杨乃武妻子詹彩凤、胞姐杨菊贞拿着这份申诉状亲赴浙江省巡抚、臬司、布政司诸衙门申诉，但无结果。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杨菊贞带着这份申诉状赴京申冤，也叫京控。按规定，妇女不能作为申诉人，所以由随行的舅父姚贤瑞作为申诉人，向都察院递交了申诉状。都察院再将状子转回浙江省，巡抚杨昌浚指令原办官员复审。杭州知府陈鲁接到申诉状，虽另外传讯了几个证人，但证人不愿招惹是非，害怕官司牵连，都仍隐瞒真相。陈鲁也从未怀疑原审有何差错，仍然依原审判决结案，再次上报。

六七月间，杨菊贞准备再次京控。杨乃武告诉姐姐，先在杭州找他的三个朋友。一位是自己的同榜举人叫汪树屏，他哥哥汪树棠在都察院当御史，世交甚广；另一位也是同年举人的吴以同，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西席；还有一位是武举人夏缙川，他堂兄夏同善是翰林院编修。杨菊贞找到三人，他们都很热心，汪树屏给哥哥写了信，吴以同带杨菊贞见了胡雪岩，胡雪岩资助了她进京的用度。最巧的是翰林编修夏同善在杭州正要回京，胡雪岩为他饯行，作陪的吴以同趁机向他讲述了杨乃武的冤情，夏同善答应相机进言。夏缙川也写了信，让杨菊贞进京先找夏同善。

同治十三年九月，杨菊贞和詹彩凤偕报告人姚贤瑞第二次上京告状。他们先拜见了夏同善，在夏的引见下，又遍叩浙籍在京官员三十余人，然后拿着杨乃武再次写就的申诉状，到京城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控告。此篇申诉状提出八个“不可解”问题，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论证严密。十二月七日在《申报》上得到刊登，引起民众的关注，也引起朝廷的重视。尤其是夏同善，多次与大臣翁同龢谈到此案。翁同龢深表同情，相机将案情面陈两宫太后。慈禧太后降旨，令浙江巡抚杨昌浚会同臬司亲讯复查。

杨昌浚奉旨并未亲审，而是委托湖州知府许瑶光、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共同审理。许瑶光审了几次没有动刑，杨、毕均称冤枉，双双翻供。但由于案情已错综复杂，节外生枝处不少。许瑶光审了两个多月，竟不知如何结案，只是一拖再拖，悬而未决。(www.daowen.com)

拖到光绪元年四月，给事中王书瑞上疏，指斥浙江省官员复查此案居心不公，草率马虎，拖延至今，奏请另派大员前往复查。慈禧太后见奏降旨：“此案情节极重，既经葛毕氏等供出实情，自应彻底根究，以雪冤诬而成信谳。”命令浙江学政胡瑞澜重新审理。

杨昌浚得悉后，向胡瑞澜威逼利诱，说此案反复审问了多次，无偏无枉，不宜轻率变动，并向胡推荐宁波知府边葆诚（杨昌浚同乡、刘锡彤姻亲）、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颜德恒、龚世潼等随同审讯查证，而此时，证人钱坦已死狱中。

复审中，杨乃武虽剖诉冤情，但仍坚持上述捏造的情节。胡瑞澜审出其中的虚假，便把所有翻供统统视作谎言，并且仍以原检验报告为据，不究仵作，未加复验，对人犯昼夜熬审，酷刑滥加。杨、毕受刑不住，再度诬服，虽屡经质对，仍多迁就成供，胡瑞澜以原判所拟罪行结案上报。

十月，给事中边宝泉上一劾奏，认为胡瑞澜与杨昌浚关系密切，复审时外示严厉，中存偏袒，关键情节不加详究，并说上诉京控发回重审能得平反昭雪的案件，百不得一，相沿成习，实因官官相护的积弊所致，致使纵有冤滥，势难纠正，奏请此案提交刑部审讯。慈禧以没有前例为由不予批准，只谕令刑部推研，并饬胡瑞澜再审。

至此，杨乃武案遂成全国瞩目的大案，毕秀姑也因“上着白衣，下着绿裙”而得绰号“小白菜”，它比起原名，知名度更高。由于案中破绽百出，疑窦丛生，所以民间议论纷纷。凡熟悉此案的人，皆为之鸣冤不平，还不时投书报社。当此案在余杭县初审时，《申报》就有报道，经常对此案发表有关评论，对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严密跟踪，并全文刊登过杨乃武的申诉状。

十二月，汪树屏、吴以同等十八位浙江籍京官司、士绅联名书写禀帖送到都察院，陈述了此案的冤情，认为众官复审此案，互相袒护，请求由刑部重新审办，仔细核查。大臣翁同龢此时正代理刑部右侍郎，也对本案提出“驳议”。朝廷上诸臣为此案展开争论，并形成对立的两派。翁同龢、夏同善等人还亲见两宫太后，奏请将案件提交刑部审讯。慈禧太后慑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再次传下谕旨，令刑部亲自查审，秉公论断。帝国最后的洗冤机制终于被撬动了，九死一生的杨乃武总算迎来了翻案机会。

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刑部举行三法司会审，由刑部尚书桑春荣主审，都察院、大理寺参与会审。第一天，朝廷各部院的御史、侍郎以及夏同善、边保泉、汪树屏、吴以同等人都参加了陪审或观审。杨乃武将案情经过，从头到尾详细述辩，毕秀姑也口呼冤枉，陈述了实情。第二、三天审问尸亲及证人，最后一天提全案犯人及人证当堂对质，质讯的结果是葛品连之死与杨乃武无关，毕秀姑也没有下毒。最后三司审议决定：重新验尸，了结此案。

同年十二月九日，经朝廷批准，从余杭运到的葛品连尸棺已停在朝阳门外的海会寺前。桑春荣率领堂官、司官、仵作、差役，带同全部人犯人证，将尸棺当众打开，由刑部指定的老练仵作重新复验。复验结果是：尸骨颜色黄白，毫无中毒症状，结论是：葛品连实系因病而亡，并非中砒毒而死。再经调查质问，案情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但维持原判一派的官员并不甘心。如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听到验尸结果后，到刑部大发雷霆，认为：“葛品连死已逾三年，毒消骨白，此不足定虚实也。”当听说刑部要参革杨昌浚及有关官员时，他便威胁说如果这个铁案要翻，将来没人敢做地方官了。另一名满籍的刑部尚书皂保，因为受了杨昌浚的厚贿，也不主张翻案。大学士宝鋆是刘锡彤的乡榜同年，也欲回护杨昌浚与刘锡彤。另一派以翁同龢为首，主张平反冤狱，严惩冤狱制造者。由于两派相持不下，刑部的结案奏疏，拖了两个多月，迟迟不上，依然关在监狱中的杨乃武度日如年。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御史王昕在翁同龢的授意下，上了关键一疏，指出太平天国运动以降，国家内忧外患，中央权威下移，官员朋比为奸，尤其是地方官司员，如此欺罔荒唐，上欺朝廷，下屈无辜，若不严惩，只怕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这才引起慈禧太后的震怒，她终于站在了以翁同龢为首的翻案派的一边，想借着平反此案的名义，对藐法欺君的地方大员略施惩戒，以儆效尤，为朝廷立威。到次年的二月十日，刑部向两宫奏上此案的会审结果：推翻原审判决，惩处错判的官员。

本案有如此众多的复审官员参与，竟然都没能审出真相，最后都草菅人命，实在令人寒心。刑部追查承审官员有无徇私舞弊、故入人罪的行为，经反复查问核实，刑部把案件过程归纳为：葛喻氏怀疑请验，沈仵作误验中毒，刘锡彤刑讯逼供，葛毕氏受刑屈招，杨乃武被刑伪供，钱坦被逼伪证，杭州府草率定案，浙江省依报照结，胡瑞澜回护同僚……

向朝廷呈报批得后，涉案的三百多名官员有三十多人被革职、充军或查办，一百多人被革除顶戴花翎，永不任用，有关的具体判决如下：

浙江巡抚杨昌浚、学政胡瑞澜即行革职。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年逾七十不准则赎。仵作沈详杖八十，徒刑两年。衙役沈彩泉杖一百，流放两千里。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滜均革职。按察使蒯贺荪已病故，生员陈竹山已死狱中，钱坦也已病故，其他伪证之人各处杖、徒诸刑。葛喻氏杖一百，徒四年。小白菜葛毕氏与杨乃武虽无通奸，但做邻居时不避嫌疑，招致物议，究属不守妇道，杖八十。杨乃武与葛毕氏同室教经，同桌而食，不知避嫌，且诬何春芳等人，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功名，不予恢复。

在清廷如此腐败的吏治之下，杨乃武及其家人能撬动帝国的洗冤机制，将这一冤案翻过来，着实不易。杨乃武出狱后，以养蚕为业，事业有成。小白菜回余杭后，出家为尼，法号慧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