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1592年出身德国贵族，1619年作为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澳门。他学有所长，尤其在天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入广东，经江西北上，次年来到北京，住进当年万历皇帝赏赐利玛窦的住宅。崇祯二年（1629年）加入朝廷开设的历局，主持“西洋新法局”工作，翻译了一大批西方天文学著作，将天文望远镜安装于紫禁城中，并进行改革历法的尝试。在此期间，汤若望为崇祯帝修好了一架钢琴，还为明廷督造了二十门新式大炮，很为崇祯帝赏识。崇祯十四年，新的历书在汤若望手中诞生，送呈明廷，然而明朝很快灭亡。

清军占领北京且定都后，投降官员都得留用。顺治元年，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正五品），成为第一位获取这一职务的西洋人。次年，新历（时宪历）颁行全国，而且没有误差，他出色完成了钦天监的工作。顺治三年（1646年），加封太常寺少卿（正四品）。次年，主持修建宣武门教堂（南堂）。顺治八年，封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正三品）。顺治十年，赐“通玄教师”，加俸一倍，以表彰汤若望的工作成绩。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南堂立碑，表彰汤的功绩。顺治十五年（1658年），赐光禄大夫（正一品）。

十余年间，每遇“天象示警”，汤若望都抓住机会向朝廷建言，要求朝廷省刑薄罚，赈恤群黎，加固边防，节制游猎，摒除奢淫等，并上疏进谏三百余奏。对于这些谏言，顺治帝认为闻者足戒，十分钦佩汤若望的学识与人品，向他学习天文物理知识，与他讨论道德、宗教和政务，特许他自由出入宫禁。汤若望是朝廷中唯一可以向皇帝直言进谏而不受到惩罚的官员，因为在顺治心目中，他已是位德高望重的良师益友。汤若望还为皇后治过病，由是顺治称他为“玛法”（满语“父亲”“老爷爷”）。一位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在一个东方帝制的古国中，受到如此破格的礼遇，这的确是一个奇迹。

不过，仇视汤若望及其西洋文化、历法的人也不少。顺治十四年，被革职的钦天监回回科秋官吴明炫上疏，妄称汤若望推测当年二月、八月不见水星，而依回法推测，二月底能从东方见到水星，八月下旬夜又能重见水星，并诬告汤若望颠倒了星宿等三大谬误。至八月，顺治帝便命有关大臣登上观察台测定，结果还是如汤若望所测：不见水星。吴明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即以“奏事诈不以实”的罪名，依律应判处绞刑，后来因获得赦免，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顺治十七年（1660年）底，一个叫杨光先的安徽歙县官生因思想保守，对当时日益流行的天主教以及声名日著的汤若望深怀不满，便上书具呈礼部，说汤若望编撰的《时宪历书》封面，不应当题写“依西洋新法”五字，举劾汤若望阴行邪教，“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当时顺治尚在其位，礼部也对之置之不理。

然而，随着顺治帝的去世，这一事件发生逆转。康熙即位时年幼，由四位辅政大臣执政，其中专权的鳌拜，对保守势力十分支持。杨光先看准了时机，于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又向礼部呈奏《请诛邪教疏》，再次状告汤若望等人编的时宪书上写“依西洋新法”是叫中国人奉西洋正朔。说汤若望是“借历法以藏身，窥伺朝廷机密”；以传教为名，邪说惑众，图谋不轨；以澳门为基地，内外勾结，危及社稷。归纳起来的主要罪状是传播邪教、历法舛误、谋反大逆等。此次控告的对象还包括钦天监诸官员，还有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翰林许之渐、太监许坤、汤若望的仆人潘尽孝、南怀仁等。(www.daowen.com)

鳌拜等辅政大臣见疏，便下令将有关人犯全部逮捕，押到礼部受审。七十三岁的汤若望在四个月前突然中风，半身不遂，口舌结塞，南怀仁便成为汤若望的代言人。经过七个多月的审理，议政王大臣会审就有十二次，其中还进行了一次日食推测与实测的较量。尽管西洋天算学又取得胜利，但议政王大臣们还是认为此案罪情重大，主要有二条：一是汤若望所进历书年限只有二百年，然而“天祐皇上，历祚无疆”。二是汤若望对某亲王安葬日期选择有误。至康熙四年三月，朝廷据此，判汤若望、李祖白（监副兼历科）、杜如预（刻漏科）、宋可成（春官正）、宋发（秋官正）、朱光显（冬官正）、刘有泰（中官正）、杨弘量（五官挈壶正）等八人凌迟处死，传教士们杖一百，驱逐出国，罢西洋新历，复用大统旧历。只待皇帝朱批“依议”后执行。

不料判决做出之际，京城接连几天发生强烈地震，接着又发生火灾，皇宫内被烧四十多间房屋，火势还蔓及至太皇太后、皇帝的寝宫。太皇太后悲愤地说：“上天示警了”，并在看到案卷奏本后说：“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岂俱望却，而欲置之死地耶！”便下旨：汤若望效力多年，又复衰老，杜如预、杨弘量等有功，应免死，并令复议。这样的“天象示警”，使辅政大臣们也惊慌不已，加上太皇太后的旨意，只得减刑改判，汤若望流徙，其他人犯依照原判不变。太皇太后又下旨，汤若望免流徙，李祖白等四人斩首，其他传教士们释放。第二日，重病的汤若望虽被抬出刑部大狱，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天算学家李祖白，及其四位下属：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被绑赴菜市口刑场问斩。

汤若望虽免一死，也免流徙，但迫害继续。十多天后，礼部卫道士们闯入南堂，捣毁圣像，砸毁石雕。三个月后，传教士被驱逐。此后，汤若望又被勒令从南堂迁出，被抬到东堂。第二年的七月，汤若望在东堂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此后，杨光先当上钦天监监正，还找来吴明炫当他的监副，两个酒囊饭袋狼狈为奸，后天文推算屡屡出错，终被革职议罪。这位卫道士曾声嘶力竭、泣血涕陈：“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春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抢火于积薪之下，而偶发之无日也。”像杨、吴之类迂腐守旧的士大夫，在当时中国政坛与社会中随处可见。他们盲目排外，夜郎自大，反对科学……逐步成为一种时髦的社会思潮。它不仅导致了几起冤狱，更悲哀的是，这一思潮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