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是明末清初时苏州的著名文学奇人，与当时的许多士人一样，他为民族的沉沦而忧愤异常。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巩固，他也不得不审时度势，采取一种逐步适应的态度，除了仍旧绝意仕途外，开始足不出户，闭门评书，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水浒传》《西厢记》《离骚》《庄子》《史记》及《杜诗》等书的评注中。在这些评注中，尤以评《水浒传》和《西厢记》轰动一时，堪称中国文学评论的鼻祖。

顺治十七年（1660年）正月，金圣叹的一位好友从京城回到苏州家乡，转告他一则消息：顺治皇帝读了他评注的书后，曾在一次御前召对时，当着朝臣，颂扬他是“古文高手”，对词臣说：“莫以时文眼看他。”金圣叹虽无仕进之念，却也激动得“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后来他写了《春感八首》，诗中有“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以纪念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

这一年的腊月初，苏州县衙来了一位新任县令任维初，这是个贪婪酷狠的官吏。他一上任就以严刑催征钱粮，然而监守自盗，将官仓中三千余石粮食拿出来以高价卖给百姓，中饱私囊，贿赂上司。为了弥补亏空，又向各户摊派，不能按期交纳者，均施以酷刑。真相暴露后，民怨沸腾，注目世事的秀才们再也按捺不住慷慨激昂的书生意气，决意要在公开场合揭露、控告任维初的罪恶行径。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初一，顺治病逝的哀诏抵达江苏，巡抚朱国治接诏，立即率同官员到文庙举行哀悼仪式，哭祭三天。至初四清晨，倪用宾等集聚一群苏州生员奔赴文庙哭祭，沿途相随而至的有数千人。身着缟素的生员们到了文庙先哭祭先帝，然后鸣钟击鼓，撰文控诉县令任维初的暴行。事后又列队前往巡抚衙门进吾揭贴。一时间群情激愤，人人声言要责打并驱使贪官酷史。事件演变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示威游行。

朱国治以哭祭先帝为借口，拒不接受揭帖。诸生便长跪不起，形成僵持局面。不料，巡抚竟命衙役把闹事的人全部擒获归案。众人见官府当真捉人，便纷纷夺路而逃，但倪用宾等十六人已被兵丁逮击。

案子先交道台王纪审理。审讯过程中，王纪曾追问任维初，为什么要在征收钱粮时粜仓粮。任维初居然毫不隐讳地回答说，是抚台大人催要馈赠太急。朱国治怕暴露自己与任维初之间的肮脏关系，赶紧给任维初补发了一张令牌，牌令中不外乎写了些“兵饷甚急，多征粮米，以备不虚”等内容，强调催征钱粮的急迫需要，并将发令时间改在闹事之前，以矢口否认盗取仓米兑银一事。这样一来统一了口径，既为任维初开脱了罪责，又很巧妙地掩护了自己。

然后，朱国治炮制了一份颠倒黑白、隐瞒真相的疏奏，奏论苏州生员在此事中三大不可宽宥之罪状：(www.daowen.com)

当哀诏初临之日，正群臣子哀痛欲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其不可逭者一也。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于声言扛打，目中尚有朝廷乎？其不可逭者二也。匿名揭帖，律令甚严，身系青衿，敢于自蹈，其不可逭者三也。

三月十一日，奏疏到达京城。当时康熙年幼，由鳌拜等辅政大臣执政，降旨：严讯哭庙一案，并派刑部右侍郎尼满负责审理此案。满大臣担心在苏州审案会激起民愤，再度闹出事来，因而将有关人犯全部押往江宁（今南京）。会审在四月份共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提审倪用宾等十一人，严刑拷打下，十一人全部昏倒在堂上，便草草收场。第二次提审顾予咸、薛尔张等九人，为找出事件的幕后操纵者，又动用重刑，顾、薛都挺了过来。

最后，满官便把注意力集中到府学教授程邑的身上，平时文庙钥匙由他掌管，所以便被看作此案的关键人物。他胆小、恐惧，本来就想把哭庙生员全部开列出来。有人劝诫说，你即使开列几十个名单，也不可能开列千百人数，多开了何必徒然害人！他听了觉得有理，在重刑之下，他便交代了两个最熟悉的名字：一是向他领取文庙钥匙的丁子伟，另一个便是撰写哭庙文的金圣叹。这样，丁子伟与金圣叹便被押解到江宁。

四月二十七日，第三次会审开庭，一开始就对丁、金二人用刑，各打三十大板。金圣叹疼痛难熬，不禁口呼先帝。不料惹得四位满员大臣发起怒来，他们严厉责问金圣叹：“今上即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圣躬耶？”说金圣叹是在变着法儿诅咒当今皇上，又因此被掌嘴二十。此审当然也问不出什么，只能把人犯关进监狱。朱国治还想将此案扩大，多牵连一些人进来，然而两江总督郎廷佐认为此案应到此为止了，不得更有攀缘。此案的审理就这样结束了，以“大不敬”和“动摇人心倡乱”的罪名判处倪用宾、金圣叹等十八人“不分首从，立决处斩”，妻儿远戍边塞，家产抄没入官。

七月十三日，哭庙案的十八位秀才，与百余名其他案犯一同被杀。金圣叹临难而作《绝命词》，无一字提到生死。据《清稗类钞》载，金圣叹在处斩当日，作家书一封托狱卒转交妻子，书中只有一句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憾矣。”可见其赴死之际的从容不迫与冷眼幽默，亦可见知识分子面对专制统治的残酷迫害，显得极其无奈与愚昧。

秀才们借哭祭先帝之名，联合控告贪官污吏，却被当局残酷镇压。金圣叹一生与世无争，拒绝出仕，只将兴趣投入在对文学巨著的评论上，最多也就是写了篇哭庙文，就落得此下场。专制统治者对他们妄加“倡乱”的罪名，其实恰恰相反。秀才们反贪官污吏实是为了维护清明的统治，尤其是他们对皇帝还充满了幻想，然而专制统治者却始终不能领悟，反而用屠刀来对付这些一心想为帝王所用的秀才们。此类以悼念亡人的方式控诉活人罪孽的规模性反抗活动，被血腥镇压而造成的冤案，直到近现代还在不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