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四年（1657年）乡试，即生员或贡生考举人的科举考试，分南、北两个考场。南考场于江南的江宁（今南京）贡院，简称南闱；北考场于顺天（今北京）贡院，简称北闱。七月，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讲方猷为江南乡试主考官，翰林院检讨钱开宗为副考官，同时还任命了十八位同考官，奔赴江宁贡院。八月，清廷任命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曹本荣为顺天乡试主考官，右春坊中允宋之绳为副考官，同时任命李振邺、张我朴、郭浚、蔡元禧、陆贻吉等十四人为同考官，直接进入顺天贡院。任命时，顺治皇帝还曾当面训谕，要求秉公选举，如有作弊，决不轻恕。

顺天乡试九月五日放榜，五千七百余人应试，中举者两百零六人。六日，一份揭露考官隐私和作弊的揭帖不胫而走，炮制者是落第生员蒋文卓和蒋廷彦。蒋文卓与同考官、大理寺评事张我朴素有嫌隙。蒋廷彦通过关系疏通同考官、行人司行人郭浚。郭浚在阅卷时，找出一份可能是蒋廷彦的考卷，拟向主考官推荐。张我朴在得知该卷考生姓蒋时，以为是蒋文卓，遂横加阻拦。放榜后，郭浚便对蒋廷彦说：“兄卷已中，张我朴故不许，即张汉卷亦已中，李振邺故检而毁去也。”于是，蒋廷彦与蒋文卓把落第的原因归之于张我朴从中作梗，遂草拟揭帖，刻印散发。

生员张汉与同考官大理寺评事李振邺是邻居。李振邺在京城先私纳一妾，后其妻将至，颇有些惧内的李振邺便将爱妾转让给张汉为妻。一方面，李振邺为了与爱妾暗中继续来往，当然不能让张汉中举得官；另一方面，李振邺为从乡试中捞取好处，又找张汉共同作弊。李振邺对张汉说，一个生员六千两，你可得两成，若找到三人，你就可得三千六百两。但张汉嫌少，要对半分，李振邺很不高兴。事发后，李振邺又误以为张汉走漏风声，对张大打出手，两人由是反目。当张汉听说自己不中是李振邺故意作梗后，火冒三丈，将揭帖投送科道衙门，至此顺天乡试舞弊一事便闹得满城风雨。

杭州生员张绣虎并未参加乡试，此人长于敲诈勒索，看到揭帖便觉得有机可乘，遂手持揭帖挨门要挟。李振邺、张我朴心中有鬼，只得忍痛以数千两银子相赠免灾。当张绣虎敲诈同考官吏科给事中陆贻吉时，陆勃然大怒，将张绣虎逐出家门。陆贻吉为官清白，从不收贿赂，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便与同僚刑科给事中任克溥谈及此事，并告之中试举人陆其贤与自己是同族，为此他曾嘱托李振邺、张我朴等考官予以关照，但没收过一两银子，至于陆其贤送给其他考官多少礼金，他就不得而知了。

任克溥因未能谋得同考官的位置，本来心中有恨，又从茶楼酒肆中听到种种传闻，加上陆贻吉的表白，便向朝廷具疏参奏。说中试举人陆其贤用三千两银子，通过族人考官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且北闱之弊，不止一事，请朝廷查讯，使“奸弊出而国法伸”。顺治帝一看赫然大怒，令吏部、都察院逮讯，陆其贤闻讯吓得在客栈中悬梁自尽。接着，办案人员又查出中试举人田耜、贺鸣郊、邬作霖通过进士项绍芳引荐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国子监博士），及其受贿的细节。

十月二十五日，顺治帝根据审理结果，下令判决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贺鸣郊、邬作霖俱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这一判决，一是科场行贿案竟然比附谋反大逆案，判罪相当严厉。二是陆贻吉、项绍芳两人并没有收贿，只能算知情人，也以同罪处斩。另一位知情人郭浚因死在狱中，未被籍没家产，家人得免流徙。其他案犯的一百零六名家属，十二月被押流尚阳堡。

此案至此似乎可以了结了，但主审官、大学士王永吉却不肯罢休。他通过瓜蔓寻索，从李振邺的侍从、家仆手中，找到李振邺亲笔写的一张需要关照的二十五人名单。其实这并非只是行贿的考生名单，而是李振邺根据考生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及文坛名声，加上行贿考生而罗列的名单。但此时李振邺已死，死无对证，致使所有载在名单上的人，不管已中、未中，也不管是否行贿，无一幸免，都受到严厉惩处。

首先是主考官王永吉本人，他万万想不到侄子王树德竟然在榜上名列第二。王永吉清楚，凭王树德的文章，凭王家的声望，侄子根本不用行贿，也不可能行贿。结果是，王树德在御审的当天晚上就毙于狱，可能是贵公子受不了那四十大板。而王永吉本人也被顺治帝斥责为“负朕简任之恩”，被降五级调用。

其次是名单有名士陆庆曾、孙旸、张天植等人。年过半百的陆庆曾早已在国子监挂名，文名满天下，且擅长医道，曾为李振邺医好了痼疾，所以被写上名单之首。才子孙旸、张天值，蜚声文坛也已多年，李振邺慕其名欲罗致门下，所以列在其中。至于王树德，仅凭其大学士之侄的身份，也早已被考官们另眼相看。总之，其中有一些根本不用行贿之人，也有一些家境贫寒无法行贿之人。

顺治十五年（1658年）四月，皇帝在太和殿亲自审问了此名单上的二十余人，且刑部已经奉命将这些人都绑赴刑场问斩。不料在审理中，由恩荫已入学国子监的张天植顶撞天子，他慷慨辩解道：“臣已蒙荫，富贵自有，不必中试。况吾能文，可以面试。”而顺治帝却加以酷刑夹棍，张天植受刑时拼着全力喊道：“上恩赐死无敢辞，若欲要我屈招行贿通关节，则必不承受！”张天植宁死不招，顺治也颇受震撼，深感其中或有冤枉。三天后，判二十余人“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今辽宁开原县东）”。(www.daowen.com)

顺天乡试原录取两百零六人，准许参加复试者两百人，经顺治帝亲自考核录取一百九十二人，革去举人称号的八人，可见绝大多数中试举人，并非行贿得来。然此案使十人丧命，百余人流徙尚阳堡。

而更惨的是江南乡试案。发榜后，因取中者中颇多富贵子弟，落第士子不服，向主考官的北归船只投掷砖瓦。同时，落第名士尤侗等人写诗词讽刺，还编了两部传奇故事：《万金记》《钧天乐》，揭露考官纳贿的情状。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参劾：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考官，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与方猷联宗。请皇上严讯，以正国典。

顺治帝听到传闻，据说还看了《钧天乐》的本子，在阅完相关奏疏后立即降旨：江南乡试考官全部革职，逮中试举人方章钺来京，严行详审，令两江总督郎廷佐速行查明闱中一切弊窦，将人犯押解刑部。方拱乾在十一天后上奏朝廷：“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猷从未同宗，故臣子方章钺不在回避之列。”并举出自己长子、次子、三子中进士时的族谱可证。所以说方章钺与主考官同宗没有根据，捕风捉影而已。

顺治十五年二月，御史上官铉疏劾：江南同考官、舒城县知县龚勋出闱后，被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有中试举人程度渊，传情弊昭著，应详加磨勘。皇上又下旨，逮人审讯。然而，程度渊在押往京城途中深夜潜逃。这一逃，使当权者感到案件的严重性。但此案经过近一年的审讯，对中试举人程度渊是否行贿考官，究竟是哪一位考官受贿，以及同考官龚勋为何被诸生所辱，都没有查清，最终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二月二十九日，清廷谕令江南乡试中试举人到京复试，有个别地方甚至给复试者披戴枷锁。士人都感到凶多吉少，气氛相当紧张。三月十三日，顺治在瀛台复试举人，考场气氛更令人寒噤不已。下午交卷时，江南文豪、著名诗人吴兆骞居然交了白卷。其实，自从被逮上路，吴兆骞的心绪就极坏，再加上路上风餐露宿，时受风寒，又一病不起，到京城后是拖着重病之躯步入考场。由于虚弱，他手握不住笔，就连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这样自然就交了白卷。结果，吴兆骞被逮入狱。然而，他并未交结考官，也没有作弊之嫌。

复试结果黜落十四名，罚停会试两科二十四名。在复试的气氛如此不正常的情况下，新中举人统统被押解进京，就像在提审犯人，又时值隆冬，考生在冰雪中写作，每人由两名护军持刀监视，又限时交卷。料想，类似吴兆骞遭遇的举人，肯定不止一个。还有因为如此受辱，而不愿好好作文者……有关情形不一而足。更要命的是，此案在刑部审理了大半年，却始终理不清头绪，搞不清案情，没有查到行贿纳赂的确凿证据，刑部只能拖延。

十一月，朝廷指责刑部故意耽延，以求脱罪，勒令拟罪具奏。刑部只能比照顺天乡试案量刑，拟判主考方猷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不料，顺治帝看后大怒，认为刑部有意重罪轻判，遂做出所有二十名考官全部处死，妻子家产籍没入官的重判。同时，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举人责四十板，革去举人，与家属并流徙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罪名只有所谓“显有情弊”，其实只是种种街谈巷议，无法取实，而吴兆骞的罪名仅是复试交白卷。审理此案的刑部官员也因“谳狱疏忽”，分别受到了处分。二十多年后，被流放而有幸还存活的举人们才回到北京。

如果说顺天案杀几位贪贿的考官和行贿的举人还有点道理，那么江南案将二十位考官全部杀害和有关举人流放就毫无道理。案子只是疑案，在审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如此重判，这实在有点草菅人命了！就连有关人员的流放地点都要比顺天案远上几千里，司法专制的残酷性昭然若揭。然而这是皇帝武断的结果，与皇帝是无道理可讲的。最好笑的是，当时中试举人程度渊还在逃。顺治帝责令两江总督郎廷佐缉拿，“如不缉获，伊等受贿作弊是实”。自设科举取士制度以来，官员们均以出任考官为荣，但残酷的丁酉乡试案之后，在如此恐怖的现实面前，官场上便视典试主考为畏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