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治国　明初，朱元璋即以重典治国作为既定方针，认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吸取元朝灭亡教训，提出：“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实质即是用重典来竭力维护其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大明律》于洪武三十年定本，颁行天下，历时三十年。与前代诸律相比，《大明律》不但用刑加重，且严厉镇压侵犯皇权统治地位的诸种犯罪。

《大明律·刑律》规定：

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叔伯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明对谋反大逆罪，不仅处刑重于唐、宋，而且连坐处死的范围也广泛得多。唐律规定，谋反大逆罪，首犯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其余亲属俱无死罪，而危害不大者，本人处斩，父母子女妻妾都可不死。明律则完全没有这些区别，只要是谋反罪，所谓“罪大恶极”者，便采用重罪加重原则，不分情节轻重，一律诛杀，包括异姓同居之人，往往一案株连三族、九族，乃至乡里为墟，杀人数百上千。

《大明律》虽有“老幼不拷讯”，“拷讯不得过三度”以及官司拷刑惩罚要如法等的规定。然而在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朱元璋连续发布了四篇统称《大诰》的法律文告，“所列凌迟、袅示、族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目的在于警诫臣民，严惩奸顽，其中罗列了大量残酷的法外用刑。朱元璋还从《大诰》中选出一百四十七条，附于《大明律》之后，要求全体臣民将《大诰》看作法律教科书，一体遵行地讲读，致使刑拷逼供在当时各级司法机关的审判过程中，不但完全合法，且有许多酷刑样板可供参照。

其实，即使不用致人血肉模糊的酷刑，只用五刑中最轻的笞、杖刑，也常可置人于死命。弘治六年（1493年），太常少卿李东阳就说：“五刑最轻者笞杖……今在外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复生之地，多者数十，甚者数百，积骸满狱，流血涂地，可为伤心……请凡考讯轻罪即时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议行降调……”（《明史·刑法志》）孝宗弘治之世，乃明代最升平昌盛之时，各地法司用刑就如此触目惊心，更不用说其他诸朝了。另外，有人还提出拷讯轻罪致死二三十人以上，才“议行降调”。此类建议今天看来哪有什么“人味”，然而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呜呼哀哉！

同时，《大诰》定刑比《大明律》更为苛重。如夏粮违限不纳者，明律规定杖一百，《大诰》却要凌迟示众。官吏私自役使部民罪，《大明律》规定杖八十，《大诰》却定死刑。妄告亲属尊长者，《大明律》杖一百、徒三年，《大诰》则处枭令杀头。私开牙行，《大明律》杖六十，《大诰》则为死罪。官吏征收税粮不时，《大明律》只杖一百，《大诰》则为死罪……《大诰》中大量轻罪重判、小罪处死、肆意诛戮、法外用刑的案例，往往以君主个人好恶为量刑标准。许多案件不分轻重、不问首从，唯诛杀为威。有时案情相似，却处以不同刑罚。总之，法理不通，前后相左，带有极大的主观臆断性。朱元璋将如此的判案文告作为法律公布，其流弊严重地影响了大明一朝的法律制度。

皇帝的任意刑杀权　尽管在当时法律制度中没有规定皇帝对臣民有任意的刑杀权，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明显成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廷杖。自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将工部尚书薛祥毙于廷杖之后，便开始了皇帝在宫廷上肆意刑杀大臣的恶行。武宗谏南巡，世宗议大礼，两次都廷杖大臣数百人，当场杖死十余人。这样大规模处死大臣的案件，如此无视官员生命的事件，司法审判机关根本无权过问。

朱元璋亲自审理一些要案，“有大狱必面讯”。洪武十九年（1386年），丽水县有个小民到朝廷诬告某大族聚众谋反，朱元璋不做任何调查取证就派锦衣卫前去逮捕法办。幸亏知县倪孟贤了解真相后，及时写好辩白疏章上奏，并让四十位老人赴朝廷表明此案之诬妄。朱元璋才转向要法司追究诬告的罪责，避免了一起冤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皇帝在亲审案件中，以个人的好恶为判断标准，造成冤滥的情况可以说比比皆是。正德、嘉靖、万历诸朝，更是层出不穷，无所顾忌。嘉靖六年，锦衣卫百户王邦奇诬告原首辅杨廷和交结朋党。世宗正为议大礼之事忌恨杨廷和，此告正中下怀，而给事中杨言却上疏为杨廷和等人辩白。世宗见疏大怒，将杨言逮捕“亲鞫于午门，备极五毒”（《明通鉴》）。明武宗在亲自审判的案狱中，也是用法外之刑镇压正直官员。到正德五年，已是“冤滥满狱”。

皇帝对全国所有的大案要案、死刑复核有最终判决权，地方官衙只能决定徒刑以下案件。刑部虽有权处理流刑案件，但须送大理寺复核，并受都察院监督，而三法司的最后判决，都要送皇帝批复拍板。如明初几大冤狱，都由朱元璋亲自判定，其他任何部门也没有这样的大权。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北方骑寇入侵，总督蓟辽都御史王忬受敌声东击西之诱骗，没把敌寇挡于境外，这是有罪责，但不至于死。刑部拟处充军戍边，然而世宗在严嵩的谗煽下，手批案卷道：“诸将皆斩，主军令者顾得附轻典耶？改论斩。”明年冬，王忬被斩于西市。直到穆宗即位，其子王世贞讼冤，才得抚恤。

世宗还一不高兴就可将人发配充军。嘉靖十年，监察御史喻希礼上疏：“议礼、议狱得罪诸臣，远戍边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赐赦免。”御史石金亦发表相同意见。应该说，所疏合情合理。然而，世宗却立即将二人下到诏狱，随后发配充军。另外，世宗善于“君主南面之术”，用欲擒故纵的种种手段玩弄群臣。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翰林院编修杨名应诏陈言，“语甚切直，上衔之，而答旨褒其纳忠，令尽言无隐”。于是，杨名颇受鼓舞，进一步大胆疏言，陷入世宗设的圈套中，结果被世宗送锦衣卫，打得死去活来。法司几次给杨名拟判罪名，“皆不当上指，特诏谪戍边卫”。所以，就算皇帝再无理、再荒诞，也有不容置疑的最高司法权。

皇帝凌驾于三法司之上，一不称心就可处罚有关审判官员。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右副都御史胡缵宗被小人诬告，谓其诗作中有怨望、诽谤之意。法司查明尽是诬罔，真相弄清，便判诬告者以反坐论死，胡缵宗无罪，上奏请复。然而就因为世宗对胡缵宗有些成见，竟加判胡杖刑四十，革职为民，同时，法司正、副长官停半年俸，其他办案官员都被下诏狱论罪。简直是岂有此理！但皇帝的判决又有谁敢反抗呢？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俺答率蒙古骑兵大举入寇，兵临北京城下，骚扰抢掠，史称“庚戌之变”。事后，世宗下令逮捕兵部尚书丁汝夔、侍郎杨守谦二人于午门外廷审。法司比照大明律有关规定，拟秋后处死。但世宗予以推翻，命令立即斩首，同时将三法司官员以议狱迟缓之罪，各处杖刑四十或五十，降俸五等，个别人还被削职为民。三法司根本没判错，却也成为皇权试剑的牺牲品。

在昏君的淫威之下，法司只得曲法断案。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副都御史商大节经略京城内外，上疏要世宗吸取“庚戌之变”的教训，调配军队，重整防务。疏入，世宗大怒。法司只得迎合皇帝的意思，违背法律和自己的良知，“当大节失误军机论斩”。皇帝有时不满意三法司的审拟，就干脆将案子转交给锦衣卫镇抚司拷讯，以彻底贯彻皇帝的司法意志。

太监干预司法　由于皇帝少年登位，或不理朝政，孝宗以后，皇帝上朝者寥寥。武宗“每月御朝不过三五日，每朝进奏不过一二事”，世宗“二十余年不视朝政”，神宗“不视朝政已三十载”。这样便给皇帝身边的太监专权蠹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得宠太监往往成为皇帝的代言人，掌握着实际权力，包括重要的司法权。

《明会典》规定，大理寺凡是裁决重犯，须请旨发落。而请旨上裁必经太监之手，批红划圈也常由太监代笔。尤其是几个专权太监，几乎垄断了为皇帝拟旨批红的权力。而东厂单独管辖的案件，由太监审理、定刑，再由提督太监定案上报皇帝，且东厂一审即为终审。

即使有些案件由皇帝亲自处理，太监在其左右，也常常对皇帝产生相当影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曾经倾轧严嵩的方士蓝道行失宠，严嵩想乘机报复，“乃密赂上左右各十万金……道行遂得罪”（《世宗实录》）。连首辅大臣也要买通有关太监才能处罪仇人，可见宦官对皇帝断案的影响力之大。太监如诬告官员军卒，常常是每诬必中。如宦官刚聪诬漕卒掠御服，罪坐两千余人；宦官黄锦诬劾高唐判官金坡等人，连坐五百余人。即使被告辩明，诬告的宦官一般也不会被治罪，更不必说加等反坐了。(www.daowen.com)

同时，有关太监还名正言顺地有权参与国家的一些司法审判，如参与法司诸处会审大狱。正德元年，“凡三法司谳狱，必司礼监一人主之，后遂沿习为例”。监视锦衣卫镇抚司拷讯重囚叫“听记”，到一般官衙访缉司法公务叫“坐记”。每五年，还要举行一次三法司会同宦官审录重囚的“大审”，这是明朝特有的司法会审。凡大审录囚，要张黄盖于大理寺，建三尺坛，太监中坐，三法司官员坐于左右，御史、郎中以下捧牍而立。在审录过程中，“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忤也”。从此看出，就连司法“大审”，也往往以太监的意志为左右。

史籍常记载一些太监所谓矫旨害人的故事，大多是官僚只敢反宦官，不敢揭皇帝的可怜曲笔罢了。事实上，主要是皇帝要利用宦官实行绝对专制，便赋予宦官极大的权力。宦官的活动一般都要得到皇帝的认可，否则，按明律规定：“诈传诏旨者斩”，宦官有几个脑袋也不够砍。所谓宦官矫旨，大多是替皇帝行使最高司法权罢了。

明成祖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常派宦官出镇，后遂有了镇守太监的头衔。各省、城镇通设镇守太监、守备太监，这些太监也开始参与地方司法，具有部分管辖权。弘治时，许多地区的镇守太监完全可以擅自逮捕人犯，甚至越过官吏，接受民间诉讼。如南京守备太监蒋琮“受民词不由通政”，干脆架空了地方衙门的司法权。正德年间，刘瑾专权，“命天下镇守太监悉如巡按、都御史之制，干预刑名政事”。综上所述，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素养，更谈不上有法律知识的太监在某种程度上主掌了司法断案的大权。

另外，廷杖虽是以皇帝的意志为定夺，但指挥用刑的却是太监。如果想置犯官于死地，监杖太监就喝令“着实打”或“用心打”，受杖人便几无生还的可能。也有说，锦衣校尉行刑时，要看司礼太监两只靴尖的方向，如八字朝外，那就手下留情，如靴尖向内一收，犯人就别想活命。

太监干预司法，还主要凭借其掌握的厂系特务衙门。厂、卫逮捕人犯，起先要送刑部签发驾帖（公文），后来厂卫势力增大，往往只凭空白驾帖即可，无须刑部签发。嘉靖元年，刑科给事中刘济坚持恢复刑部签发驾帖，竟遭世宗训斥，而厂卫经常奉皇帝之命外出逮捕重犯。明朝既有政府下设的三法司审判机关，又有皇帝直接指挥的厂卫特务机关，实际上形成好几个司法审判系统，互相间发生的抵牾、矛盾。

一般来讲，三法司审理的重大案件必由厂卫或宦官主持复审，而厂卫审理的重大案件，基本上是定案后再移交刑部复核。刑部几乎是按照厂卫的拟断执行，仅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给事中陆粲说：“东厂、锦衣卫诏狱所寄，兼有访察之威，人多畏惮，一有所逮，法司常依案拟罪，心知其冤不敢辩理。”（《明世宗实录》卷一百零三）有时皇帝只让厂卫管辖重大案件，法司形同虚设。御史曹怀说：“朝廷专任一镇抚，法司可以空曹，刑官为冗员矣。”所以从总体上看，厂卫凭借皇权，处于支配司法的地位。这样便于皇帝玩弄司法，也给锦衣卫军官与管厂太监在司法领域横行霸道创造了条件。

严控官员《大明律》增设“奸党罪”，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为防止大臣私人引荐，结成集团，严格规定国家官职任用权专属皇帝，“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同时，禁止官员间互相吹捧，“上言大臣德政者，斩”。并严格控制思想文化领域，“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人者，斩”，也不许为犯官说情辩解，“若犯罪，律论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在如此严厉苛酷的法律之下，大臣几乎动辄得罪。《明史·刑法志》载，都御史夏迪催粮常州，被诬以受贿。诸司惧得朋党之罪，竟然明知其冤，也不敢表白上言。夏迪后被罚苦役，充驿夫而愤愤至病死。

明代的御史制度与组织也相当完备与严密，且权限广泛。台谏弹劾论列，直接向皇帝负责，却也多任己意，往往“传闻飞误，遂相附和，假托民谣，以为佐证”，甚至“但坐公馆，召诸生及庶人之役于官者询之，辄以为信”。这样“责人不究虚实，望风捕影，往往失真”。凭主观武断、偏听偏信去弹劾官员，也造成一些冤案。

正德年间，右都御史马中锡与惠安伯张伟统军镇压河北刘氏兄弟起义。马中锡因征战不利而入义军营帐劝降，却遭官员弹劾纵贼转移。马中锡被捕入狱，判成死罪，后死狱中。崇祯八年，黄河决口，侍郎刘荣嗣负责修新河道，以疏通河水。但新河道随河水流入，泥沙淤积，船只依然难行。刘荣嗣被弹劾以贪赃罪入狱，瘐死狱中。修筑工程段最长的郎中胡琏，甚至被判处死刑。

臆断逼供导致冤滥　官员在审判中常常凭感情进行主观臆断，导致冤滥，这是历朝的通病。穆宗隆庆末年，锦衣卫指挥周世臣被盗贼杀害。官府勘查现场后，认为是婢女荷花儿与仆人王奎通奸合谋杀主。立案后，刑部郎中潘志伊觉得有疑问，但刑部侍郎翁大立却对二仆杀主表示愤慨，要求从述判处。最后用刑讯逼供定案，处以极刑。过了几年，杀人盗贼终于落网，人们竞相替荷花儿与王奎申冤。

英宗天顺年间，杭州“沈鸟儿一鸟五命案”也相当典型。杭州有位姓沈的绅士养了一只珍贵的画眉。一天，沈提鸟笼在西湖边散步，突感腹痛，无法起身，便托一个熟识的箍桶匠到沈家报信。等家人赶到湖边，只有一具无头的尸体。家人察看伤口，以为是箍桶匠用刀所砍，告到官府。昏官一看状纸，见是箍桶匠谋财害命，便刑讯逼供。箍桶匠受刑不住，只得诬认杀人，说把沈之头扔到湖里，把画眉卖给了别人。官府与沈家高价悬赏，寻找沈的人头。过了几天，有两个渔人兄弟拿着一颗人头前来领赏。官府见有人头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便结案上报。批复下来，到秋后，箍桶匠被处死刑。

几年后，沈家有个熟人在市场上见到沈的画眉与鸟笼，问起来历，觉得可疑便告到官府。官府把人抓来一审，案情大白。原来此人才是真凶，杀人盗鸟，并将沈的人头放进湖边的树洞。官府这才清楚，箍桶匠是冤枉的。但搞不懂的是，那渔人兄弟送来的人头是怎么回事呢？官府便又把渔人兄弟抓来拷讯。原来是老父亲去世，因为家里穷，便割下父亲的头，弄腐烂了来领赏。最后将真凶与兄弟俩都判处死刑。因一鸟使五人丧命，当时杭州人都以“沈鸟儿”为祸根，其实“沈鸟儿”也是受害者。草菅人命的官府，只会刑讯逼供，冤杀无辜，才是真正的祸根。

嘉靖六年（1527年），明世宗在颁发的《宽恤诏》中说：“近年上司官员，多以访察拿人发与所属官员问罪，既无原告，又无指证，逼令犯人自行想象招供。中间固有得实者，而被诬者亦多，甚至有枉问死罪充军者。奸人乘机报复私仇，刁徒缘比肆行诓诈……豪猾者反以侥幸脱网，良善者仍以无辜受祸。”（《皇明诏令》卷二十）嘉靖三十七年，世宗又手谕说：“司牧者未尽得人，任情作威。湖广幼民吴一魁二命枉刑，母又就捕，情迫无控，万里叩阍。以此推之，冤抑者不知其几。”连昏君都知道地方官素质差，任情作威，冤狱广滥。

以礼（或理）杀人　当时因理学的普及又出现了新的社会现象。清官海瑞家就出了这么一档事：海瑞有一个五岁的女儿，非常活泼可爱。有一天，海瑞见女儿在吃着饼饵，就问这饼是谁给的，女儿回答说是家僮某人给的。海瑞一听就大怒道：“女子怎能随便接受家僮的食物？你不是我的女儿！你要能立即饿死，才配做我的女儿。”女儿立即哭着不肯吃喝，家里人千方百计劝她进食，她就是不吃，七日后便饿死了。一个五岁的女孩，从男性家僮手中接了饼来吃，就犯了“男女授受不亲”之大禁，是不贞之罪，而被父亲逼死，而且这个父亲是中国历史上地位很高的清官。可以想象，这样的官员在社会上推行理学的风化，又有多少小民百姓要死在他手上。

各司法机关判案常久拖不决，致使许多无辜之人被长期羁押而死。永乐九年，刑科曹润说：“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间瘐死者九百三十余人，狱吏之毒所不忍言。”一个月在狱中病死者就近千人。

总之，明朝在加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造成的各类冤狱达到前所未有的惨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