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君主专制制度加强的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厂、卫特务统治体制的创建与发展。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到末代皇帝朱由检，其间无不借助特务政治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且一代比一代变本加厉，将特务统治推上空前酷烈的地步，其所制造的各类冤狱实在罄竹难书。

锦衣卫　洪武初年，朱元璋设置检校和利用宦官进行特务活动，监察大小官员的行动。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正式建立第一个特务司法机构：锦衣卫。其前身是皇帝的警卫机构拱卫司（又称仪鸾司），有一支专属部队，改为锦衣卫后，除拥有侍卫职权外，还有巡察、缉捕、审问，乃至刑讯、处决的大权，所以添设了专门的法庭与监狱。由内部的重要机构镇抚司掌管，长官为指挥使，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皇帝直接控制和指挥这个特务机构，奉皇帝诏令抓人办案，人们一般称它为“诏狱”。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都受其监视、探察，皇帝一般也将重大案件交给它审理，从而使皇帝能及时了解臣民的动向，也更直接地控制了国家的司法权。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发现锦衣卫官校恃仗特权，非法凌虐，制造了许多冤狱，便决定罢撤锦衣卫，下诏今后大小案件仍由三法司审理。

明成祖夺得帝位后，出于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很快恢复了锦衣卫。此后代代相袭，一直维持到明朝的灭亡。人数从明初的数百人，到明中后期发展到十几万人之众。锦衣卫办案不必经过正常的司法机构及司法程序，为了在皇帝面前表功，往往捕风捉影，滥杀无辜，制造冤狱，逐渐形成一种靠构陷他人作为自己晋升跳板的官场风气。其肆意滥行，造成冤狱遍地，怨声载道，民情激愤。永乐年间，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便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家伙。前述，浙江按察使周新，就是在他的诬告下，而被成祖处死。大学士解缙也是遭他暗害。据载，纪纲利用职权勒索盐税四百余万，掠夺民间牛车四百余辆，并大肆收受贿赂，掠取吏民田宅，构陷商人大贾数十上百家罪名，尽夺其家产。都指挥哑失帖木仅因不避道，就被纪纲诬以冒功领赏的罪名而捶杀。纪纲欲买一女道士为妾，却被都督薛禄抢先。纪纲在宫中遇到薛禄，竟然伸手就击打其头部。薛禄被打得头开脑裂，差点丧命。纪纲在朝中都如此猖狂，对民间百姓就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最后，纪纲因谋反被杀，罪状颁示天下，全国为之愉悦。

东厂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在东安门北，增置了一个由亲信太监统领的特务司法衙门——东厂，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由于东厂厂主身处大内，与皇帝关系密切，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权力更在锦衣卫之上。东厂除探查百官、民众的言行外，还可以监督锦衣卫的行动，锦衣卫指挥使见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厂主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又简称督主、宗主，下属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役长等，并有侦察“番子”千余名，分散在各衙门、各地区。自是太监更加专横，东厂也与明朝相始终，危害极大。

英宗正统初，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与太监王振狼狈为奸，枷翰林侍讲李时勉，杀御史刘球。天顺年间，先后任指挥使的门达、逯杲二人，也是胡作非为，害人取利之徒。他们派遣校尉四出侦缉，并立定期限以捕捉人多有赏。文武百官、豪门富室多以妓乐、金帛进贿，以求无事，就连亲藩郡王也不例外。如果不进贿赂，就诬以罪名，逮捕入狱。“天下朝觐官大半被谴，逮一人，数大家立破。”如巡按宣府御史李蕃、巡按山西御史韩琪、巡按辽东御史杨琎、陕西佥事李观、福建佥事包瑛等十二名官员“皆为校尉所发下狱”，诬以妄作威福等罪名，任意罗织栽赃，肆意酷刑毒虐。最后，李蕃、韩琪被戴枷折磨至死，包瑛气愤不过，自缢而亡，其余多被流放充军。

就连锦衣卫内部时也互相倾轧、陷害。指挥同知袁彬自恃皇上蒙难时，自己护卫有功，而不甘居指挥使门达之下，被门达告以受贿，用国家木材营第、夺人子女为妾等罪名，下狱拷掠，用尽酷刑，并判处绞刑。后在英宗的直接干预下，他才得以赎罪调任。

西厂　成化十三年（1477年），宪宗又另设一特务司法衙门——西厂，由亲信太监汪直掌领。西厂规模、权势都在锦衣卫、东厂之上。

西厂成立第二个月，就制造了一起冤狱。建宁卫指挥杨晔与父亲杨泰被仇家诬告，逃来京城一避，躲在亲戚礼部主事董序家。这件事为西厂特务侦知，报告汪直，并诬说他们是杀人畏罪潜逃，携有一车金银来京城贿赂众官。汪直一听，马上将杨晔父子抓来严刑逼供，并大搜董序之家，却一无所得。汪直便用残酷的“琵刑”拷打，使之“骨节皆寸解，绝而复苏”。杨晔求死不得，便乱说金银放在叔父、兵部主事杨士伟家中。汪直立刻派特务把杨士伟家抄了，并将杨士伟一家老小全部逮捕入狱，对其妻儿也刑讯逼供，企图找出并不存在的金银。最后，杨晔被活活折磨死，杨泰论斩，杨士伟、董序罢官谪放，还牵连了许多官员被无辜收审和贬黜。

西厂在各地罗布校尉，“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情大忧”，并通过捕捉所谓散布妖言惑众之人来求赏赐，制造了许多民间冤狱。“豫设逻卒于乡村，诱引愚民为蜚，寻以妖言发之，文致以法。”以至“西厂所执之人犯多皆无案”，随便逮捕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兵部尚书项忠等人看不惯西厂的所为，联合九卿众官员弹劾汪直。结果被汪直联合东厂，诬项忠等人各种罪名，逮捕入狱，削职为民。一时九卿中被劾罢者达数十人，可见西厂气焰之嚣张。

兵部侍郎马文升，在辽东整顿军务。汪直想夺取功劳，派党羽至辽东也插一手。马文升鄙视汪直一伙，与其党羽不睦，为汪直所恨。汪直便诬马文升行事乖理，导致边人怨恨反叛。马文升被下狱而后发配重庆卫充军戍边。皇帝并下诏谴责给事中李俊、御史王濬等五十六名官员，对马文升包庇容隐，各廷杖二十。由是“汪直威势倾天下”，成为明代凶残专权的太监之一。

至成化十八年（1482年），在群臣的纷纷弹劾下，宪宗对汪直也已不太信任，遂罢西厂。随即一切侦缉、审判权项又归东厂，东厂厂主尚铭便得势猖獗起来。他和汪直一样，罗织诬陷，残害无辜，并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京城中哪家富有，他就给栽个罪名，直至勒索到重贿为止。尚铭失势后被充军抄家时，用车载运其家财产送内府，几天都没有装完，可见其得势时搜刮之苛酷。大臣商辂描绘当时东、西厂的熏灼气焰时道“皆自承言密旨，得颛刑杀，擅作威福，贼虐善良”，弄得“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明史·商辂传》）

这一时期，不但东、西厂横行不法，同时锦衣卫也照样残害臣民，诬告希赏。锦衣卫捕到宁晋（今河北）人王凤等，诬以与瞽者传播妖书妄言，受署伪职等罪名，并诬知县薛方、通判曹鼎与通谋。锦衣卫发兵卒包围两家，逮捕刑拷。在重刑逼供之下，众人都屈打成招。后薛方、曹鼎家人来京申诉冤情，下法司查验，确系冤枉。锦衣卫官校诬告反坐，应当处斩。然而，宪宗只是告诫其不得残害无辜而已，根本不加任何处罚。皇帝如此纵容，冤狱自然丛生。

内行厂　武宗正德初年，太监刘瑾把持朝政。为镇压臣民，加强专制，武宗不仅恢复了西厂，又增设了另一个特务司法机关——内行厂，由刘瑾直接掌领。内行厂凌驾于朝廷一切机构之上，连东厂、西厂都在它的监视之下，加上锦衣卫，全国特务有十几万之众，编成了一张巨大的特务统治网络，套在全国人民的头上。谁反对刘瑾，立刻就会被罗织罪名，贬谪诛杀。“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太监王岳、范亨、徐智，与外朝官员联合反对刘瑾专权，刘瑾就撮弄武宗把他们贬放南京。三人上路后，刘瑾马上派特务追杀。王岳与范亨在中途亡命，徐智被打断手臂。朝臣王伯安被贬为贵州驿丞，也是在半路上被特务强行抛入江中淹死。兵部主事王守仁触忤刘瑾，被廷杖五十，谪为贵州龙场驿丞。一路上，刘瑾派特务盯梢，准备下手。王守仁只得在夜里假装投江自尽，留下绝命书，骗过特务，才保住性命。(www.daowen.com)

正德三年（1508年），刘瑾党羽谷大用督西厂时，江西南康县百姓吴登显等人，按当地风俗在端午竞渡龙舟，被诬以“擅造龙舟”的罪名，逮捕杀头，家产籍没。正德五年，刘瑾被诛，籍没财产“金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其他宝石、玉带等财物无数，数目吓人。至此，内行厂、西厂才被罢撤。内行厂只存在五年，而非法处死臣民达数千人之多。

正德后期，太监张锐领东厂，与锦衣卫指挥钱宁，都专横跋扈，权势炽盛，中外合称“厂、卫”。尤其钱宁，恃仗武宗宠信，到处为非作歹，如庇护杀人犯、夺人姬妾财物，到处贪赃枉法，直至勾结宁王作乱事发，还嫁罪他人，杀人灭口。最后钱宁被揭发伏诛，抄没家产，“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石”。

世宗嘉靖年间，东厂督主芮景贤与掌刑千户陶淳诸人也尽干些诬陷之事。如给事中刘最被诬害，判谪广德州（今安徽广德），恰与颜如环同行。颜仅因用黄袱裹装，被芮景贤侦知。芮景贤便以服饰颜色僭越之罪，又将刘、颜一起逮捕下狱，判处充军。

当时的锦衣卫都督同知陆炳也权势显赫，曾捶杀朝廷的兵马指挥，为御史纠劾，但世宗却不问罪。陆还助严嵩为虐，害死夏言。他任地痞无赖为爪牙，悉侦民间之事。富人有小过，辄被收捕，籍没家产。积财数百万，营别宅十余所，庄园遍四方。

给事中安磐揭发锦衣卫百户王邦奇的惯技，“其捕奸盗也，或以一人而牵十余人，或以一家而连数十家，锻炼狱词，付之司寇，谓之‘铸铜板’。其缉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诡异之书，或购奸僧潜行诱愚民弥勒之教，然后从而掩之，无有解脱，谓之‘种妖言’。数十年内，死者填狱，生者冤号”（《明史·安磐传》）。凡被厂卫旗校诬为“妖言”者，均凌迟处死，而后冒功求赏。有些旗校还无耻地直接向犯人索贿。如嘉靖六年三月，锦衣卫百户张春、校尉何显、翟宇奉诏去外地逮捕侍读叶桂章，押解途中向叶索贿。叶被逼得没有办法，夜里入厕用小刀自刺身亡。

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利用厂、卫残酷镇压异己，暴虐程度令人毛骨悚然。魏忠贤以秉笔太监自领东厂事，党羽田尔耕以左都督掌锦衣卫，许显纯以锦衣卫都指挥佥事掌镇抚司，都是一帮刻毒之徒。当时各地布满东厂的番子、锦衣卫的探子，为追逮政敌，还经常缇骑四出，道路汹汹。凡与东林党人有关系者，都被暗中盯梢，随时有被捕入狱的危险。如杨涟的亲家陈愚，其朋友中有怕被牵连而自杀者，可见当时恐怖到何等程度。

京城中有许多流氓、无赖，为诈取钱财或报私仇，也帮厂、卫侦察。探得秘密事，向东厂役长告密，能得相应报酬，叫“卖起数”。役长随后就率众番子前往所谓犯家，如狼似虎地搜查扫掠，如没发现什么违法证据，便敲诈一笔钱扬长而去。倘若犯家拿不出钱，或数目不能令人满意，便会被抓回东厂，重刑拷打。在审讯中，再想办法牵连几个有钱富户，直到富户出钱贿赂到满意为止。锦衣卫缉捕也是“冒滥无纪，所报百无一实，吏民重困”（《明史·刑法志》）。

被逮入东厂、锦衣卫者，大多九死一生，犹如进了阎罗地狱，因为厂、卫的刑罚残酷，十倍于一般官衙。前述阉党迫害东林党人案中，镇抚司的刑具五毒俱全。还有所谓“琵琶”刑，“其最酷者名曰琶，百骨尽脱，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两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明史·刑法志》）。甚至有什么“昼夜用刑”，“以木笼四周攒钉内向，令囚处其中，少一转侧，钉入其肤。囚之膺此刑者，十二时中但危坐如偶人”（《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魏忠贤还好用立枷。此枷重三百斤，犯人只能直挺挺站着，不旬日必绝命。此外还有剥皮、断脊、堕指、刺心……令人不寒而栗。

监狱也是十分简陋、阴潮、黑暗。犯人被戴上刑具，动弹不得。到了夜晚，饥饿硕大的老鼠钻出来咬人。犯人常常被咬得遍体流血，甚至手指、脚趾都被咬掉吞吃。酷刑后病死狱中的人数无法统计，狱卒每每要等尸体腐烂，蛆虫遍体时才把尸体抛出。亲属们不但不知其死期，就连尸体有时也已无法辨认。

万历后期，锦衣卫没一个法官，囚犯关在监狱中有长达二十年还没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却没人理睬。魏忠贤专政时期，厂卫使“大臣骈首就戮囹圄，积至数千人”。朝廷官员被害死数千，一般平民百姓更不计其数了。

特务统治是专制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政治制度走向全面反动的一种标志。由于厂、卫在监视、镇压臣民中的特殊职能，使之成为明代极端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支柱，也是当时大量的各类冤狱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