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干政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对君权的威胁，自明建国，便制订了一系列限制宦官活动的措施，还特地在宫门立了一块铁牌，刻上“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个大字，以期后世永远遵循。然而朱元璋自己都没有遵守这一规定，首创起用宦官搞特务活动，以监视朝臣、百姓。尤为突出的是，明朝是懒皇帝最多的朝代。许多皇帝一味追逐享乐，索性将朝政委以亲信宦官，使得宦官之害达到历史巅峰。

明成祖“靖难之役”中得到宦官的帮助，于是永乐年间授予宦官一些权柄，对宦官的任用越来越多，出镇地方，典兵监军等政务，常由宦官担任。厂、卫特务政治进一步发展，由亲信太监掌管的东厂，爪牙就达千余人，分赴各官衙、地方，以监督侦察各方面的情况。

第一个专权太监王振　到明英宗正统年间，出现了明朝第一个太监专权的局面，就是太监王振。王振与英宗的关系非比寻常，从小陪伴英宗长大，可谓英宗的启蒙老师。英宗即位，王振得任司礼监太监、提督东厂，替皇帝掌管一切奏章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实际上就是皇帝的代言人。王振专权后，公然把太祖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毁掉，结党营私，打击异己，作威作福，搞得朝廷内外乌烟瘴气。

正统六年（1441年），翰林侍讲刘球上疏恳求停止征伐西南边陲的麓川国，已忤王振之意。八年，他又上书提十点意见，劝英宗“政由己出，则权不下移”，矛头直指王振。王振将刘球下到诏狱，派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夜入牢狱，杀害刘球。

薛瑄任大理寺少卿，虽是王振的用意，但薛瑄毫无巴结感恩之意，甚至还鄙视王振擅权，引起王振的不满。王振的侄子诬蔑告某个不肯为妾的寡妇毒杀丈夫。薛瑄辨察了她的冤屈，却被王振党徒诬加以接受贿赂、开脱罪名的指控。结果薛瑄被判死刑，拘押在监狱中待决。后王振的一个老家奴为薛瑄之事感到悲伤，其他官员也上疏相救，才算免去死刑。

正统十年，某宦官在霸州牧马时侵扰百姓。知州张需只是按法律鞭打了该宦官手下的校卒，宦官回去向王振诉苦。王振就下令逮捕张需，下到锦衣卫大牢，刑讯拷打，几乎被打死，后将其发配到边疆戍边。当初推荐张需任职的顺天府丞王铎也受株连，被削职为民。地方官依法办事，得罪了一个小宦官，就会有如此后果。

御史李铎遇见王振不跪，就被谪戍铁岭卫。驸马都尉石璟斥责自己家中的宦官，王振恶其贱己同类，便将石璟下狱治罪。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因与王振不合，也被借故下狱，并被戴枷在长安门外示众十六日。翰林侍读李时勉不肯奉承附从王振，被枷在国子监门前，三日后国子监生千余人请愿代枷，呼声响彻殿庭，始予释放。总之，只要王振心中所恨，便可辄加罪谪。内侍张环、顾忠等人看不惯王振的所作所为，以匿名信的方式揭发王振的罪状，查出后被磔于市，而根本不向朝廷奏报。

《明史》说：“振擅权七年，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磐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如此庞大的财富，必然建立在大肆搜刮、涂炭民众的基础之上，其中又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的冤狱。

第二个专权太监汪直　汪直年幼进宫，宪宗成化年间，充当昭德宫内使，服侍万贵妃。汪直生性狡诈，善于察言观色，假借贵妃名号，苛敛民财，倾竭府库。为讨好万贵妃，他奇计淫巧，靡费无数，深得万贵妃宠爱。他还为万贵妃侦探宫情，扫清后宫障碍出力不少，进而获得宪宗的宠信，升任御马监掌印太监。

成化十三年（1477年），宪宗成立西厂。由汪直统领，短短几个月，规模就超过东厂。汪直拼命构审大案、要案，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连人员之众，比先前的锦衣卫、东厂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汪直的权势也一度膨胀至极，甚至拥有朝廷的军政大权。朝官对他巴结逢迎，跪伏一片，造成“天下只知汪太监，而不知有皇上”的奇特景象。有关汪直与西厂制造的系列冤狱，我们放在下节叙述。

第三个专权太监刘瑾　到武宗正德初年，又出来一个专权太监。当时京师有民谣：“一为坐皇帝，一为立皇帝。”“坐皇帝”指武宗朱厚照，“立皇帝”便是刘瑾。刘瑾自幼入宫，得侍奉东宫太子。武宗即位，他被任为掌钟鼓司太监。他凭着凶狠狡诈的性格，又精于讨取皇帝欢心的手腕，终于登上太监的最高位：司礼监掌印太监。在武宗贪图玩乐，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刘瑾逐渐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朝政大权，开始排除异己，制造了无数的冤狱。

刘瑾首先要报复的是一些曾经上疏弹劾、指责过他的大臣。正德二年三月，他假冒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以刘健、谢迁、韩文等带头上疏的大臣为首，将五十多人定为奸党，揭榜朝堂，颁示天下，其中皆是海内号称的忠直之士。虽然有许多人已辞官，有的被革了职，但刘瑾还是不肯罢休。他先派官校将已经革职还乡的韩文逮捕进京，关入锦衣卫监狱，严刑拷打。关押了几个月，又罚米一千石，令韩文亲自监运到边塞交纳，才算解恨。自是凡不服从、不听话的官员，辄处以罚输米。一些家境清贫的官员，只好靠借贷来抵偿，而运输途中更是吃尽苦头。此法搞得数百名大臣家破人亡。

过段时间，刘瑾又找到辞官的刘健、谢迁在内阁任职时的“把柄”，即所谓在选拔人才时，任用同乡的罪名，将刘、谢削籍为民，并规定谢迁家乡浙江余姚之人不得为官。刘瑾还将凡地方推荐，刘、谢选拔之官员均流放边地，更是滥刑无辜。

御史涂祯奉命南下巡察盐务，刘瑾要他割送当年余盐银两。涂祯不从，并查获几起刘瑾派人私运粟米支取食盐牟利，及海上走私侵夺商人利益的案件，依法予以制裁。刘瑾得知后，怀恨在心。涂祯回京上朝，在朝门遇见刘瑾，只行长揖之礼，不肯屈膝跪拜。刘瑾更加愤恨，便下令把涂祯逮捕下狱，刑杖三十，发配肃州（今甘肃酒泉县）。涂祯因伤势过重，死于狱中。刘瑾还不肯收手，竟然抓来涂祯的儿子代替充军。

兵部尚书刘大夏，居官清正，敢惩不法。正德三年（1508年），刘瑾将其削职为民，原因是他曾举荐过南京户部尚书雍泰。雍泰德才兼备，因不肯附从刘瑾，故上任四天就被迫辞职，而牵连刘大夏。不久，刘大夏又遭奸臣刘宇攻讦。刘宇任大同巡抚时，贪赃枉法，贿赂权要，被大夏揭发，因此怀恨在心，此时向刘瑾建议道：“刘大夏家中有几万金，可充十分之二军费开支。”刘瑾一听，便下令将刘大夏逮捕入狱，并抄没家产。此时正好南方一土司头目岑猛来贿赂刘瑾，要求翻旧案。当初刘大夏等官员因岑失职而将其降职迁居，现在刘瑾反诬刘大夏“激变土官”，罪行严重，蓄谋要处死大夏。后由于众官相救，加上抄家也一无所获，只得改判戍边，充军肃州（今甘肃酒泉县）。时大夏已七十三岁，从容上路。

刘瑾还厚颜无耻地公开向各级官员索贿，凡不能令他满意的，就要加以迫害，或降黜、贬谪，或削籍为民。有的被诬以各种罪名，冤死狱中，甚至一家得罪，邻里、亲戚都被株连。一些官员拿不出金银财宝，为免受迫害，只好自杀。如给事中周钥，便因此自尽。漕运总督平江伯陈熊，不肯贿赂刘瑾，被削去封爵，谪戍南海卫（今广东东莞县）。御史张彧、给事中安奎由于没交贿赂，刘瑾命将二人枷于东、西公生门外。当时正下着大暴雨，二人都不敢挪动一步，后革职为民。浙江盐运使杨奇，因没有办齐税课，更交不出贿赂。在刘瑾的催逼下，家中卖女鬻孙以偿，杨奇也被下狱致死。(www.daowen.com)

刘瑾还利用权势鱼肉百姓，大肆敛财，侵夺土地有数十顷，毁掠房屋达数千间，甚至发掘坟墓两千余座。他以灾荒为名，派爪牙出理粮饷，反搜刮得白银数万两。刘瑾的罪行也引起太监中一些人的不满。正德二年（1507年）六月底的一天，正好午间退朝时分，只见一封匿名信遗落在御道上，书信中历数刘瑾的种种罪状。刘瑾一见大怒，假借皇帝的名义，罚朝官三百余人跪于奉天门下。时值盛夏，烈日当空，当场十几名官员中暑昏倒。太阳下山后，刘瑾又把五品以下官员全部逮入诏狱。直到第二天，侦察出匿名信乃内朝太监所为，与外朝百官无涉，刘瑾这才把官员从狱中放出。这时已有三名官员中暑死去，得病者无数。

刘瑾还创立酷刑，不论罪行轻重，都一律先处杖刑，然后贬黜或充军，并将犯官剥去衣服，赤身露体用刑，这样被无辜杖死者益多。南京御史李熙劾贪吏触怒刘瑾，杖三十，就差点毙命。刘瑾又将枷加重至一百五十斤，犯人戴上，用不了几天，就被折磨至死。凡刘瑾看不顺眼的官员，辄令戴上重枷，并站于府门外示众。如御史刘孟上任延迟，就被逮到京城，枷于吏部门外。御史王时中因曾疏劾过刘瑾，被诬以罪名，逮捕下狱，并戴重枷立于三法司牌楼下站罚三天，几次昏厥过去，差点被折磨致死。远近围观民众也为之流泪，大臣见此更是垂头丧气，不敢上前阻止。其他如给事中吉时，郎中刘绎、张纬，尚宝卿顾王睿，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人，皆因小过而被枷濒死，释而充军。《明武宗实录》云：“三四年来，枷号死者何止数千人。”《明史》曰：刘瑾“屡起大狱，冤号遍道路”。

第四个专权太监魏忠贤　熹宗天启年间的太监魏忠贤专权，其统治可谓穷凶极恶，所制造的冤狱更是骇人听闻。前述迫害东林党人及熊廷弼诸案，已见一斑。

魏忠贤与客氏连为一体后，为控制内廷，先在宫中开刀，剪除异己。内廷中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其掌印太监王安，相对来说还比较能持正，客氏对他最为忌恨。首先，魏忠贤矫旨斥逐了王安的助手魏朝，勒令他告病，赶出宫廷，并派人在途中拦截后，用绳索活活勒死。接着，在客氏的催促下，魏忠贤对王安下手。魏忠贤指使给事中霍维华疏劾王安，再矫旨将王安降黜为南海子净军，并派王安的仇人刘朝去监管王安。宦官刘朝为取得魏、客的欢心，罚王安做苦役，断绝其饮食，最后用绳子勒死。要知道王安与魏朝都曾经推荐或提拔过魏忠贤，而魏忠贤却恩将仇报。

王安死后，名下一批大小宦官上百人都受到打击迫害，或直接处死，或折磨病死，或斥退流放。宦官马鉴，被放逐到凤阳，魏又派人将他害死，入殓后马鉴苏醒过来，下葬时，连棺材的堵头木板都快被撞开，但终不理睬，还是被活埋了。后宫嫔妃，客、魏认为是异己者，也都想办法置之死地。如选侍赵氏，历来与客、魏不合，被矫旨赐死。裕妃张氏，生性刚直，鄙视客、魏，被偷偷幽闭于宫墙内，不给饮食，活活饿死。几年间，被客、魏害死的宫中之人就达上百，张皇后也因遭其暗算而流产。后妃们被谋害者不计其数，致使熹宗断子绝孙。

此外，魏忠贤嫌忌皇后贤明，而皇后为故司礼刘克敬所选，便迁怒于克敬，将其谪发凤阳，并缢杀。戚臣李承恩是宁安大长公主之子，家藏有公主赐器，魏忠贤诬以盗乘舆服御物，被处死。武将蒋应阳、御史吴裕中为熊廷弼诉冤，马上被诛杀和廷杖致死。御史门克新告吴人顾同宣、孙文豸对熊廷弼有追悼性诗文，二人即坐散布妖言罪而弃市。密探从一僧人处发现一柄题诗扇，扇面上有“阴霾国事非”之句，怀疑是扬州知府刘铎所题，便诬告刘铎交结僧人诅咒朝廷。刘铎马上被斩首。

魏忠贤利用厂、卫特务机构对民间的控制也极其严密。据载，北京曾发生过这样一案：五人共饮于旅寓，忽一个微醉，倡言魏忠贤作恶太多，不久必败。其余四人吓得不敢出声，或劝其当心一点。此人却大声道：“魏忠贤虽横，还能把我剥皮？”夜半熟睡间，忽有特务打开门，将五人全部抓去。那位骂魏忠贤者手足被钉在门板上。魏忠贤对其他人说：“此人谓我不能剥他皮，今天倒要试试。”即命取沥青浇其遍体，再用铁锤敲打，很快将其皮剥下，四人差点被吓死。（《幸存录》卷下）《明史》谓：“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

其他作恶宦官　宦官由于其接近皇上的特定身份，以致一些平常太监，也能诬害官员，制造冤狱。

成化十八年（1482年），太监郭文出使，乘船经过沛县，恨知县马时中没能及时供给、馈礼，居然抓来马时中的儿子拷打。其子不胜楚痛，溺水自尽。马时中赶来救儿子，大呼冤枉，竟被剥去官服，捆绑带走。县民知情，愤慨不已，绕船呼救。郭文又使仆人持刀杀了两人。马时中准备至朝中诉冤，而郭文先入为主。宪宗听信谗言，命锦衣卫将马时中押送京城。不久，马时中被贬放广西。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御史陈选在议事时得罪太监韦眷，并用办法抵制韦眷营私纳贿的一些卑劣行径。韦眷就诬陷陈选贪贿财利。刑部员外郎李行等人按韦眷的意思判陈选有罪，贬谪边地。押送至南昌时，陈选发病，李行不让为其医治而病故。

在明代，太监如果与官吏发生诉讼，胜诉率远在官吏之上。太监不但证词的效力远高于官吏，甚或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用反诬原告的办法来解脱自己，使原告官员反转为被告而受惩处。

正德十年（1515年）十二月，宁波知府翟唐抵制市舶太监崔宝督办贡物、侵扰百姓，并将一个依附崔宝的奸民绳之以法，不料此人在狱中病死。崔宝就诬告翟唐阻挠督办贡品，打死催办之人。翟唐被逮入诏狱拷讯。浙江佥事韩祁奇上疏要求皇帝禁止太监侵扰民间，也被捕入狱。同时还有好几名官员，因抵制或揭发太监们的恶行，被下到狱中。许多官员上疏相救，而武宗根本不理。最后，翟唐、韩祁奇等官员或被谪外，或罢官为民。

嘉靖十八年（1539年），巡按直隶御史黄正色论劾太监鲍忠等人护送梓宫（皇帝、皇后或重臣的棺材）时索受馈遗。鲍忠反过来告讦黄正色于载有梓宫的船前骑马执扇而行。世宗一听，勃然大怒，令锦衣卫逮黄正色下狱，以大不敬罪名发配辽东充军，而对鲍忠却不作任何处罚。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光禄寺少卿马从谦上奏告发太监杜泰侵吞官银数以万计的贪污罪行，而杜泰反诬马从谦诽谤朝廷。世宗将二人一起下到锦衣卫狱中审讯。尽管杜泰的诬告没有任何证据，但由于世宗对马从谦没有好感，结果判杖刑八十，流戍边地充军。马从谦遂死杖下。一些支持马从谦告发杜泰的官员，竟然也被贬黜。

前述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暴行，也都是太监所为。宦官在明朝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系统，设置了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个衙门，赫赫有十万之从。其中贵贱悬殊，等级森严，而上作威福，下受欺凌，能够干政、专权，制造冤狱的都是一些有一定品级的大太监。这些人得到皇帝的庇护与放纵，才能如此狂妄、专横，乃至猖獗。然一旦不如主子的意，无论其权势如何大，皇帝都可以让他顷刻成为阶下囚、刀下鬼。上述这些专权太监的下场莫不如此，因为他们毕竟只是皇帝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