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场倾轧，与宦官专权、厂卫横行、奸臣当道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诬陷。

府衙搬迁，魏观“造反”案　洪武七年（1374年），苏州知府魏观，仅因将低洼狭小的府衙，迁回到原张士诚王宫遗址内，就被同僚诬告有异心。似乎在旧王宫遗址上重修府衙，就意味着造反，要做张士诚第二，其逻辑显然十分荒谬。朱元璋令御史张度审理。张度为迎合皇帝的心理，居然判处魏观死刑。辞官不做且才高气傲的高启为该府衙新房的上梁庆典而撰写的《上梁文》中有“虎踞龙蟠”等套话，便被作为有异心的旁证，也坐罪腰斩，时才三十九岁。文士王彝因为给魏观写过一些应时文章，而受株连罹难。奸臣们利用皇帝忌讳的一些言行进行诬告，常常能够得逞，可说是诬告的一大诀窍。

御史互劾入狱案　正统十二年（1447年），南京副都御史周诠与十三道御史因互相弹劾攻击而被全部逮捕入狱，可谓一件典型的官场倾轧案。周诠在掌管南京粮食储运公务时，曾被一些御史奏劾有贪污暴虐诸罪，因此怀恨在心。等到执掌南京都察院大权时，他便对手下御史吹毛求疵，横加责罚。御史范霖、杨永、刘炜、卢祥、尚等人不堪忍受而联名上疏，攻击周诠的不法之行。周诠也上章反击，终被一起下狱。周诠在狱中心脏病突发而死，于是有关部门要追究其他御史的责任。范霖、杨永作为首犯被定死罪，其余或被贬降，或被流放。杨永因心中愤愤不平死于狱中。范霖最后虽得宽宥，但出狱不久也去世。御史有纠督百官之职，但他们却互相攻讦，以致造成如此惨狱。

“刘绵花”造谣诬陷案　弘治二年（1489年），内阁大学士刘吉因屡遭御史汤鼎、庶吉士邹智、中书舍人吉人、主事李文祥等言官的弹劾，心中愤恨，便唆使心腹党羽诬告诸言官交结朋党，自我标榜，诋毁朝廷。他还编造谣言称：寿州知州刘既木曾送白金给汤鼎，且写信说，梦见一个骑牛人几乎坠落，是汤鼎用手挽住，才没有倒下，汤还手持五色石引牛上路。人骑牛谓朱，乃国姓。内中的含义是，国家将倾覆，幸亏汤鼎用力扶持，才引皇帝走上正道。刘吉编造得有鼻子有眼，很像那么一回事。结案判刘既木问斩，后减死，流放海州（今江苏灌云县）；汤鼎流放肃州（今甘肃酒泉县）；吉人削籍为民；邹智、李文祥诸人都被远贬。

刘吉为人狡黠，善于经营，虽常为言官所攻，却能数兴大狱，将许多攻击自己的官员逮捕入狱判罪，致使一些官署为之一空。朝野恐惧，对其侧目。刘吉居内阁十八年，竟不为言官所动，人称“刘绵花”，以讽其“耐弹”。

徐经、唐寅科考案　徐经，字直夫，出身书香门第，是徐霞客的高祖，弘治八年（1495年）中举。唐寅，字伯虎，苏州秀才，书画大家，弘治十二年乡试一举夺魁，得为解元。二人此次入京会试，先拜见了此次主考官、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入试两场刚毕，流言蜚语已满京城，传富家子徐经向程敏政贿买试题。给事中华昶上奏朝廷。孝宗令程敏政停止阅卷，听候审查，并将已经初选的卷子由另一主考官李东阳等进行复核。程敏政、徐经、唐寅以科场舞弊的嫌犯被关进监狱，严刑拷问。

然而，经李东阳等复核完，程敏政初选取唐寅为第一，而徐经贿买试题一事，经几番拷审，并无确凿证据。最后，此案以各打五十大板草草结案。主考、礼部右侍郎程敏政被免官，诬告人给事中华昶降职，徐经、唐寅因拜见主考官而被革除举人资格，不准再参加科举考试。程敏政出狱后，因忧愤发病而死。

此案内幕到底如何？一说据《明史·程敏政传》载，是礼部左侍郎傅瀚欲夺主考之位，而令华昶诬奏，属于冤案。一说徐经确实贿买试题，考试作弊，牵连唐寅。总之，此案中唐寅最为无辜，被连带一同下狱受刑。最后，唐寅被剥夺会元资格，终身不得再考入仕，并罚到浙江为吏。唐寅拒绝为吏，只得放浪江湖，开始了他落魄而又传奇的后半生。

黄勋诬告刘士元案　武宗是个浪荡好色的皇帝，一些佞臣便迎合其需要，乘机大肆敛财，还诬告正直官员。如指挥黄勋以进奉为名，大肆搜刮科敛。巡按御史刘士元对他进行弹劾。黄勋忌恨，便诬告刘士元在皇帝驾到前，令百姓把闺女都嫁出去，把妇人都藏起来。武宗一听大怒，派人把刘士元捆来，亲自讯问。当时正在野外，没有刑罚工具，就以柳树杆当杖打了四十下，刘士元差点被打死。杖后，武宗又用囚车载刘士元回北京，下到诏狱。一起下狱的还有知县曹俊等十余人，最后都遭贬谪。

《大明律》对诬告的处罚比前代加重，规定：“凡诬告人笞罪者，加所诬罪二等；流、徙、杖罪加所诬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交犯人财产一半，断付被诬之人。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诬告反坐相当严厉。然而当时官场中各种诬告案仍层出不穷，尤其是奸臣的诬陷迫害手段，简直是肆无忌惮。如武宗时佞臣、左都督江彬，奉命前去镇压农民起义，过蓟州时，居然把一百姓家二十几口人杀了，诬作义军，以冒功请赏。典膳李恭见武宗荒嬉无度，就草疏规劝，并在疏中指斥江彬的罪行。江彬知道后，趁李恭还没有把奏疏送上，就将李逮捕下狱，诬害致死。

严嵩干儿赵文华陷害他人案　严嵩有个干儿子赵文华，与其干爸狼狈为奸，是个陷害他人的老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东南倭寇猖獗。总督张经招募兵马，率军御敌。由于张经一直看不起通政使赵文华的为人，因此赵就诬劾张经纵寇不击，坐失良机。哪知疏奏刚上，张经就在江浙一带打了个胜仗。赵文华不甘心，居然指鹿为马，冒功请赏，说此仗是自己与巡按胡宗宪指挥军队取得的战绩。朝廷信以为真，竟诬张经“作战不利”，判处死刑。赵文华又诬劾浙江巡抚李天宠，推荐胡宗宪取而代之，而李天宠也随之被处死。赵文华就此取得督察军务的官印，然而很快由于指挥失误，军队溃败。赵又把战败的责任推给苏松巡抚曹邦辅，曹被判充军戍边。(www.daowen.com)

第二年，因吏部尚书李默与严嵩在用人问题上意见相左，赵文华又开始罗织李默的罪状，最后找到李默在部试选人时以“汉武、唐宪……晚节用匪人而败”为题之事，指为谤讪当今皇上。疏劾奏上，世宗看了大怒，把奏章批给礼部和三法司议罪，随后嫌所议罪名不称自己的意，便直接将李默送入锦衣卫镇抚司拷问，并下诏以“臣骂君”罪，加等处斩。哪知李默经受不住毒刑折磨，已病死狱中。

赵王自杀，儿子中伤官府案　嘉靖四十年（1561年），赵王朱厚煜上吊自杀。当初，赵王族人犯法，官府曾将其逮捕治罪，有人说赵王为此而怨恨至死。其实外界传得更沸沸扬扬的是，赵王之死与其儿子成皋王朱载垸和王妃张氏有关，应该说赵王的死因与后者有关更合情理。朱载垸相当恐慌，为摆脱自身的嫌疑，便马上向朝廷上疏说：“是府县官衙威逼父亲致死。”皇帝下令法司审查，最后竟将彰德知府傅汝砺流放，通判田时雨处死。藩王自杀而拿地方官作替罪羊，时人都认为是桩冤案。

首辅张居正害人害己诸案　诬陷也不都是奸臣的专利，有些正襟危坐、道貌岸然之辈，为了自己的利益权威，也会用这些极不光彩的手段来对付政敌。万历四年，御史刘台上疏弹劾首辅大臣张居正，指出张居正自从驱逐了首辅高拱之后，擅权专令，作威作福，排斥异己。如给事中陈吾德因一句话冒犯就被贬往外地，郎中陈有年因一事与其有争议就被赶出朝廷。同时大用亲信，受贿纳馈，生活奢侈，住宅宏大……张居正见疏大怒，以不出理事和辞职要挟皇上。神宗只得将刘台逮捕，下到诏狱，并杖打一百，削籍为民，流放边地。张居正仍不解心头之恨，嘱咐属下诬告刘台巡按辽东时有贪赃行为。刘再被流戍广西充军，其父、兄等亲属也一并坐罪。刘台走至浔州（今广西桂平县），不久便暴死。

学者顾钧秉性刚直，讲学无所避忌，批评达官贵人，在给大学士徐阶、张居正的书信中“有所指斥”，引起张居正等人的不满。张令官府将顾钧逮捕入狱，诬以“私盗官舟”的罪名。顾钧在狱中三个多月，受尽折磨，学生帮他凑够“退还”的官舟钱，才得以出狱，流放福建邵武。十年后，顾钧学生何心隐，办“萃和堂”乌托邦团体，因抗税被捕，后充军贵州。出狱后，何心隐曾到京城拜访张居正，因言语不和，不欢而散。张居正大权在握时，下令禁毁天下名贤书院，禁止讲学。何心隐办宗族学校耗尽家财，致力乡村教育，并作《原学原讲》指责张居正，大力提倡讲学，为张居正所不容，张示意地方官府加以迫害。何心隐在湖北讲学时，遂被湖广巡抚王之垣投入大牢，诬以“妖党”罪名，在狱中被杖毙。

给事中余懋学上疏弹劾张居正被革职为民。御史傅应桢上疏论事为余懋学叫屈，被严刑拷打后发往定海充军。张居正为保住自己的权势地位，遇父丧而不辞官守孝，引发所谓的“夺情”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新科进士邹元标，分别奏疏弹劾。张居正不但不回避，反而依仗皇帝权势对五人实施残酷廷杖。五人被打得皮开肉绽、终身残疾，两人革职，三人充军。此事触犯众怒，又有一些官员，甚至布衣为其鸣冤，也往往被迫害致死，可谓斩尽杀绝。张居正死后，御史江东之评价张“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可谓恰如其分。

张居正在政界精明老到，应付自如，讲究权谋，镇压反对派官员心狠手辣，堪称一流政客。在生活上，他妻妾成群，沉迷女色，奢侈豪华。道德上的瑕疵也可间接说明他不可能是腐败社会体制的改革者。在家乡建造太师豪华府第，耗资二十万两白银，朝廷拿出一笔内帑，还有官员出资纳贿。京师的官邸，壮丽不减王府。他出行的三十二人抬大轿，豪华之极，被人称为同斋阁的步辇。张居正家被抄时，抄出黄金七千余两，白银十余万两，还有玉器、宝石一批。这数字虽比不上严嵩、冯保，但张居正并非世家大族出身，明朝官俸又极薄，皇上所赐有限，他接受贿赂的事是不言自明的。张居正当权时，诸子皆登上第，因权势关系得之，遂使科场风纪大为窳坏，权贵子弟纷纷仿效，竞相猎取功名。

张居正专权超过了限度，成为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臣，犯了大忌。年幼的皇帝在一忍再忍下，终于发出猛烈的反击。权高振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为宰相的悲剧，张居正也不例外。张居正暴病身亡后，反对派的发难得到皇帝的支持。他们纷纷落井下石，乘机报复，群起而攻之。张居正在万历初期当了十年首辅，执掌朝政，厉行图治，风光耀眼。然而病逝才数月，即遭弹劾，次年削官夺秩，家产籍没。长子受不了酷刑折磨而自杀，兄弟与次子流放，家人困饿而死十余人，悲惨至极。

思想家李贽被害案　李贽，福建泉州人，号卓吾。二十五岁乡试及第，历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主事、云南姚安知府等职。四十三岁时弃官，从事著述二十余年，著有《初潭集》《焚书》《藏书》《续藏书》等。由于思想异端而激进，引起保守派官员和士人的仇视。户部尚书耿定向发动门徒，以“左道惑众”的罪名，对李贽进行驱逐和迫害。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又有人以“大伤风化”的罪名，想押解李贽回原籍。年届七十的李贽斗志愈老弥坚，丝毫不放在心上。万历三十年，七十六岁的李贽遭到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的弹劾。其无中生有的诬陷，使李贽下狱。神宗下诏：“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令所在官司，尽行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奏来，并治罪。”李贽无法忍受这种卑鄙、公然的陷害，以自杀作为最后的抗争，以身殉自己的学说。

温体仁诬人“逼父杖母”案　崇祯年间有个奸相温体仁，因当面被庶吉士郑鄤指责而怀恨在心，居然诬陷郑鄤借扶拈神仙的判词“逼父杖母”。事实是郑鄤父亲养有婢妾，母亲待之严苛，其父庇妾杖母，与郑鄤没有关系。由于没有证据，温便找来儒生许曦作伪证。岂知许才二十四岁，怎证二十五年前之事？虽情理荒唐，不足为凭，郑的叔父也上疏诉冤，众官员更认为无证而不足信，连锦衣卫法官也直言为郑申辩。然而崇祯帝还是相信奸相之言，以十恶不赦罪，处郑鄤磔刑。黄宗羲为此叹道：“从来缙绅受祸之惨，未有如公者也。”

利用京察，打击异己　明代官场，党派纷争严重，各党派往往利用“京察”的机会，作为排挤异己，打击政敌的手段。所谓“京察”，就是政府每六年对官员进行考核的制度。凡在京察中被罢黜的官员，终身不复起用，因而各党派都恨不能置对方于罢官的境地。常常是哪一派主持京察，对立派官员就被大量斥逐，下次位置若颠倒过来，再进行大肆报复。在这种无情、混乱的倾轧中，被无辜贬逐、冤屈黜谪的官员为数不少。朝政发展到如此腐败的境地，冤狱也就司空见惯了。